"逢著公卿，誰不道、人才難得。"——《滿江紅》魏子翁
魏晉時期士族門閥地位達到了頂峰，哪怕如今提起這段曆史，人們也隻知士族風流，對名仕們如數家珍，卻連這一時期更疊了多少政權都不清楚，也難怪會有"鐵打的門閥，流水的皇帝"之說。
為了打破魏晉以來士族的壟斷地位，将權利收歸中央，并且選拔出真正可用的人才，從隋朝開始科舉制度雛形初現。隋朝雖然維持時間不長，二世而亡，但這種新式的選拔人才制度卻讓之後的李唐王室體會到了它在中央集權方面的作用。
是以在唐高祖李淵時期，科舉制就已經诏令"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俊士、進士，明于理體，為鄉裡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複，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貢。"唐代的代制科科目多達一百多個，并且形式也跟後來固化的科舉很不一樣，比如說唐玄宗時期就重詩詞歌賦。
狀元這個詞比榜眼跟探花更早出現，早在唐朝時科舉放榜第一名就已經被稱為狀元，而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榜眼、探花稱呼，則跟宋朝出現的"瓊林宴"有關，也是在宋朝起，分出了進士的三個等級，也就是三甲：一等為，二等為，三等為。
盡管科舉制度讓曾經一直壟斷國家知識與教育的士族終于打破了個缺口，使得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管控能力大幅度加強，底層百姓也有了通過讀書學習來獲得階級提升的希望，但經過千百年的演變之後，科舉制度又逐漸淪為了封建統治集團對老百姓思想的奴役工具。
唐朝時期那種百花齊放的真正不拘類型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一去不回，明清時期科舉制度雖然迎來了巅峰，但也完全固化，八股取士成為了考評的唯一标準，使得讀書人的思維開始僵化。
随着晚清時期西方先進的思想技術湧入，那些奇妙的發明創造與現代科研成果狠狠碾壓了"之乎者也"，科舉制度也開始跌落神壇，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開始選擇出國留學或者讀學堂，通過新式科學來證明自己，終于在光緒年間，科舉制度終于徹底推出了中國的曆史大舞台。
公元1904年，中國舉行了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在這場考試中，一位名叫劉春霖的人金榜題名，成為了那一年考試的狀元郎。沒想到僅僅一年之後晚清政府就廢除了科舉，劉春霖成為了全中國最後一位狀元。
說起來劉春霖這個狀元來得頗有些機遇。一開始主考官們定的第一名其實是朱汝珍，第二名才是劉春霖，按照慣例這科舉的排名是需要拿給慈禧太後過目後方才能夠公布。以往慈禧太後都不管這第幾名是誰是誰，偏偏此時清政府内憂外患，讓慈禧連舉辦70大壽都頗有些心有餘悸，是以想看看這些"文曲星下凡"沾沾吉兆。
沒想到這一看就看出來了問題，第一名怎麼叫"朱汝珍"，還是來自廣東？"珍"這個字很顯然，讓慈禧想到了處處跟自己作對的珍妃；而廣東則是近現代國内革命呼聲最高的地區之一，孫先生在這裡高舉反清大旗，辛亥革命的梁啟超、康有為也出自這裡，甚至之前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也是廣東人。
此時慈禧對這個第一名已經很不滿意，眉頭皺得緊緊地，不過翻到下一份劉春霖的試卷時，她的眉頭倒是慢慢舒展開了，因為劉春霖的一手好字實在是太過賞心悅目。劉春霖擅書法，一手楷書在當時名氣頗大，素有"大楷學顔（顔真卿），小楷學劉（劉春霖）"之說。
再加上"春霖"二字有春風化雨之意，在慈禧看來這可是好兆頭，是以大筆一揮，原本的榜眼成為了狀元郎，狀元郎朱汝珍則成為了榜眼。
不過此時再來計較這到底是狀元還是榜眼已經沒什麼意義，畢竟劉春霖高中狀元沒多久，清政府這首腐朽不堪的大船終于沉沒在深海海底，公元1912年，清王朝徹底破滅，标志着中國封建王朝徹底畫上了一個句号。
那麼大清滅亡後，中國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又幹什麼去了呢，他在民國受到的待遇如何？
在成為狀元後，劉春霖沒有被安排職務，滿清朝廷公費派他去日本留學。說白了就是當時晚清政府已經開始慌了，但不甘認命，是以想要讓他們這些有才華的人出去多學學，回來再拯救下搖搖欲墜的晚清政府。
在日本的時候劉春霖就讀于東京政法大學，他見識到了西方社會的先進之處，回國之後他便立志推動清政府的立憲運動。然而在腐朽的清王朝，你有學識還不夠，想要平步青雲就得"會做人"。
并且清政府派他出去留學的目的并不是讓他來"立憲"，而是讓他怎麼繼續保全清政府，很顯然劉春霖所學的東西并非清政府所想要的。再加上劉春霖卻不屑于去阿谀奉承，更不願去行賄送禮，是以他始終不得重用，長期在閑職上坐冷闆凳。
全國各地陸續爆發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終于讓清末帝溥儀退位，中國進入了民國時代。而劉春霖由于自身學識并沒有随着滿清的覆滅而"失業"，反而得到了袁世凱的賞識，在民國政府中擔任了總統秘書長一職。
但這段時期的民國政府大家都懂，中央政府派系鬥争十分嚴重，同時地方被軍閥割據，民間土匪惡霸橫行。正直的劉春霖不願與周圍人同流合污，于民國十七年辭官，帶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隐居在鄉下，整日以種田養魚為樂。
後來日本在東北建立了僞滿洲國，早就聽聞劉春霖的名字，特地邀請他去擔任教育部長一職；劉春霖不願意背叛自己的國家、民族，将日本派來的說客統統轟出家門。為了表示自己不願出山的決心，他從此徹底與外界斷了聯系，每天潛心研究書法。
雖然不再參與政治，但劉春霖卻依然懷着一顆悲天憫人的心，離職後的他生活并不富裕，他卻依然選擇在家鄉出錢為孩子們修建了學堂，讓村裡的小孩們有了讀書識字的機會。聽說南方鬧水災之後，他也慷慨解囊，帶頭為災民籌集善款。
1944年，七十二歲的劉春霖在北平因病去世。縱觀劉春霖的一生，雖然他是在封建社會下長大，但他的思想卻開放、先進，為人處世有着自己的原則和底線，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隻可惜像這樣的人才，卻沒能生在一個能讓他盡情施展才華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