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自繼位起，便以“倡導實政”為要務，多次在谕令中嚴明為政“不可虛應故事”、“不在多言”，為政應追求實際，厭惡虛言敷事，注重實踐。
嘉慶帝主張“為政之要無欺無隐，為臣之要我君臣應共勉之”,強調無論是君還是臣，都應該堅定自身原則，杜絕欺瞞隐匿的作風。
嘉慶帝十分重視奏報的真實性，在處理政務時，注意從實際出發，深惡痛恨不務實政、慣會粉飾升平的官員，力圖扭轉歪曲不正的官場風氣。
嘉慶十三年，台灣鎮總兵武隆阿參奏台灣府知府鄒畏避鋪張，不務實政。
于是，嘉慶帝委派阿林保秉公詳查。
不久後，查明情況的阿林保據實奏報嘉慶帝:“鄒翰于朱清匪船竄至滬尾，并不親往會營堵，及至賊退之後，複捏稱雇募商船義勇，調集屯番，每月雇船價值番銀八九千圓，義勇屯番口糧銀四千六百餘兩,詳請作正開銷”。
實際上,“該處将弁等所帶雇募商船僅有五隻,雇集義勇屯番不滿六百名”，和鄒翰奏報的商船和義勇屯番數目“多寡懸殊”台灣府知府鄒翰掩過為功，“種種捏飾，竟以全無影響之事，任意鋪張，實出情理之外”。
對此，嘉慶帝氣憤不已，下令嚴懲不貸，以示警醒。
自然災害的出現是對統治者統禦能力的考驗。
災情的處理關乎群眾對于朝廷的信賴度是上升還是下降，進而影響統治穩固，嘉慶帝深知這一點。
是以在繼位後，凡地方出現地震、水、旱、蝗、雪、潮、雹、風等災害時，他都會做到心系災情，感念災民疾苦，積極開展赈災救災，盡可能地動用人力物力有挽救災民性命。
比如嘉慶九年，阜甯、銅山、、豐、沛、睢甯、宿遷、桃源、山陽、清河、鹽城、安東、海門、興化等地遭遇水災。
嘉慶帝得知災情後，下令緩征受災地區的“新舊額賦，及蠲赈有差，并截留徐州府屬蕭、砀山等七州縣本年漕糧備赈。”
事實上，縱觀嘉慶一朝，若地方遇災，除了上述緩征新舊額賦之外，嘉慶帝還會根據當地的受災的實際情況，采取減免受災地本年額賦、舊欠額賦、新舊額賦一并免除、向災民無償發放一個月的口糧果腹,以及為災後重建提供錢糧和等物資支援等舉措，緩解災情，救濟災民。
務實的嘉慶帝十分厭惡官員們粉飾災情的虛僞行徑。
乾隆晚年開始，清朝吏治腐敗愈演愈烈，文恬武嬉，官員多置民于不顧，即使地方出現疫情，官員也是多加粉飾，視民命為草芥。
嘉慶在位期間，因民間教匪作祟，使得四川連年遭受兵火紛擾。
嘉慶二年七月，嘉慶出巡熱河時，大規模降雨席卷京師，平地水深可達二三尺不等。
留京王大臣等卻奏報嘉慶帝:“初二日旋即開霁，即或是以時莊稼俱已長成，高阜之處，晴霁後水勢全消尚無妨礙，其低窪地方，被淹甚少，不緻成災”。
留京王大臣們皆不據實奏報，就連科道官員也是三緘其口，對災情真相“亦無一字奏聞”。
嘉慶帝得知事情原委後，明确表示留京王大臣玩忽職守，粉飾太平，以至民隐無由上達的卑劣行徑“不可不示以懲創”。
于是，嘉慶帝勒令相關人等盡快查明災情，據實奏報“京一帶田禾有無妨礙?及低窪處所是否淹浸之處?”并且将所有涉事的留京王大臣、順天府尹、總管内務府大臣等皆著交部議處。
嘉慶帝倡導“有天下國家者，尚慎旃哉”，以謹慎小心為要務，力求“慎終如始。”
嘉慶四年，嘉慶帝召見刑部侍郎熊枚時說道:“罪名大小，律有明條，自應勘核案情，援引确當，務使法足蔽辜，不緻畸輕畸重，方為用法之平”。
倡導“國家慎重刑名，因有三法司會議之制所有刑部會題各案，都察院大理寺堂官，均當悉心酌核，其有未協者，或改輕為重，或改重為輕，惟期情法之平，合衆論以成一是，若漫無可否，一味随同畫諾，亦安用多此會議為耶”。
嘉慶帝這般費盡口舌,一再告誡群臣的目的是敦促和告誡大小官吏們應該謹慎辦案,遵守律法規定，不可濫用刑罰。
嘉慶帝絕非喜怒無常的暴君。
他認為賢明的帝王應該謹慎利用律法，進而實作以寬柔并濟的手段治理天下。
刑罰事關人命，不可輕率。嘉慶帝堅信“弼教化，正風俗，皆從慎刑始，”将慎刑視為事關宣揚教化和端正風俗的要事。
“慎用刑”不隻停留在理論層面。
嘉慶帝在位期間，多次以實際行動證明他對于刑罰的慎重态度。
自乾隆末年開始，白蓮教叛亂風起雲湧，持續蔓延數省，朝耗費巨額軍費和兵力，嘉慶帝用時九年，方才将其平息。
天理教叛亂成為嘉慶帝治國理政的一大困擾。
嘉慶帝深惡痛絕各路為首的賊目及實系黨惡者，下令将被獲擒的賊目“均須悉數嚴辦”。
但對教匪中大量被賊脅誘的人員，嘉慶帝網開一面，認為“尚可從寬者，應免其一死，分發伊犁、回疆、黑龍江等處為奴”，如有能縛獻賊首，悔過立功，過往罪過既往不咎，“或潛行散去，或臨陣投降，亦必釋回鄉裡，俾安生業”，得以善終。
嘉慶帝“本人素習儉樸，”“天性不喜珠玉”“在藩邸時一切服禦起居從簡”，不争口腹之欲，不以勞民傷财為榮，“無聲色狗馬之娛，而且以崇儉黜奢自律”。
親政後，嘉慶帝“時以崇儉黜奢，倡導寰宇，以冀億兆阜康，風俗淳懋，”，“凡珍異華美之物皆所不取”以身作則，躬行節儉，是學界公認的節儉帝王。
鑒于明朝中後期皇帝消極怠政，以緻宦官亂權的教訓，清曆代帝王無論個人能力強弱，皆恪盡職守，勤勉為政，嚴于克已。
嘉慶帝一生勤求治理，克已自律，待已嚴苛，惟日孜孜，不敢稍自暇逸。
嘉慶帝是大陸曆史上出了名的勤勉帝王。
嘉慶四年，大臣奏修繕盛京夏園行宮。
嘉慶認為盛京是龍興之地，用于恭谒陵寝和思慕先祖。
為免日後屢增行殿，奢靡泛濫成災，嘉慶帝責令所有夏園行宮不可過度修繕，以至徒增華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