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著公卿，谁不道、人才难得。"——《满江红》魏子翁
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地位达到了顶峰，哪怕如今提起这段历史，人们也只知士族风流，对名仕们如数家珍，却连这一时期更迭了多少政权都不清楚，也难怪会有"铁打的门阀，流水的皇帝"之说。
为了打破魏晋以来士族的垄断地位，将权利收归中央，并且选拔出真正可用的人才，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雏形初现。隋朝虽然维持时间不长，二世而亡，但这种新式的选拔人才制度却让之后的李唐王室体会到了它在中央集权方面的作用。
因此在唐高祖李渊时期，科举制就已经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代的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并且形式也跟后来固化的科举很不一样，比如说唐玄宗时期就重诗词歌赋。
状元这个词比榜眼跟探花更早出现，早在唐朝时科举放榜第一名就已经被称为状元，而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榜眼、探花称呼，则跟宋朝出现的"琼林宴"有关，也是在宋朝起，分出了进士的三个等级，也就是三甲：一等为，二等为，三等为。
尽管科举制度让曾经一直垄断国家知识与教育的士族终于打破了个缺口，使得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管控能力大幅度加强，底层百姓也有了通过读书学习来获得阶级提升的希望，但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之后，科举制度又逐渐沦为了封建统治集团对老百姓思想的奴役工具。
唐朝时期那种百花齐放的真正不拘类型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一去不回，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虽然迎来了巅峰，但也完全固化，八股取士成为了考评的唯一标准，使得读书人的思维开始僵化。
随着晚清时期西方先进的思想技术涌入，那些奇妙的发明创造与现代科研成果狠狠碾压了"之乎者也"，科举制度也开始跌落神坛，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或者读学堂，通过新式科学来证明自己，终于在光绪年间，科举制度终于彻底推出了中国的历史大舞台。
公元1904年，中国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这场考试中，一位名叫刘春霖的人金榜题名，成为了那一年考试的状元郎。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晚清政府就废除了科举，刘春霖成为了全中国最后一位状元。
说起来刘春霖这个状元来得颇有些机遇。一开始主考官们定的第一名其实是朱汝珍，第二名才是刘春霖，按照惯例这科举的排名是需要拿给慈禧太后过目后方才能够公布。以往慈禧太后都不管这第几名是谁是谁，偏偏此时清政府内忧外患，让慈禧连举办70大寿都颇有些心有余悸，因此想看看这些"文曲星下凡"沾沾吉兆。
没想到这一看就看出来了问题，第一名怎么叫"朱汝珍"，还是来自广东？"珍"这个字很显然，让慈禧想到了处处跟自己作对的珍妃；而广东则是近现代国内革命呼声最高的地区之一，孙先生在这里高举反清大旗，辛亥革命的梁启超、康有为也出自这里，甚至之前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广东人。
此时慈禧对这个第一名已经很不满意，眉头皱得紧紧地，不过翻到下一份刘春霖的试卷时，她的眉头倒是慢慢舒展开了，因为刘春霖的一手好字实在是太过赏心悦目。刘春霖擅书法，一手楷书在当时名气颇大，素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说。
再加上"春霖"二字有春风化雨之意，在慈禧看来这可是好兆头，因此大笔一挥，原本的榜眼成为了状元郎，状元郎朱汝珍则成为了榜眼。
不过此时再来计较这到底是状元还是榜眼已经没什么意义，毕竟刘春霖高中状元没多久，清政府这首腐朽不堪的大船终于沉没在深海海底，公元1912年，清王朝彻底破灭，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么大清灭亡后，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又干什么去了呢，他在民国受到的待遇如何？
在成为状元后，刘春霖没有被安排职务，满清朝廷公费派他去日本留学。说白了就是当时晚清政府已经开始慌了，但不甘认命，所以想要让他们这些有才华的人出去多学学，回来再拯救下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
在日本的时候刘春霖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他见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先进之处，回国之后他便立志推动清政府的立宪运动。然而在腐朽的清王朝，你有学识还不够，想要平步青云就得"会做人"。
并且清政府派他出去留学的目的并不是让他来"立宪"，而是让他怎么继续保全清政府，很显然刘春霖所学的东西并非清政府所想要的。再加上刘春霖却不屑于去阿谀奉承，更不愿去行贿送礼，因此他始终不得重用，长期在闲职上坐冷板凳。
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终于让清末帝溥仪退位，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而刘春霖由于自身学识并没有随着满清的覆灭而"失业"，反而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在民国政府中担任了总统秘书长一职。
但这段时期的民国政府大家都懂，中央政府派系斗争十分严重，同时地方被军阀割据，民间土匪恶霸横行。正直的刘春霖不愿与周围人同流合污，于民国十七年辞官，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隐居在乡下，整日以种田养鱼为乐。
后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早就听闻刘春霖的名字，特地邀请他去担任教育部长一职；刘春霖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国家、民族，将日本派来的说客统统轰出家门。为了表示自己不愿出山的决心，他从此彻底与外界断了联系，每天潜心研究书法。
虽然不再参与政治，但刘春霖却依然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离职后的他生活并不富裕，他却依然选择在家乡出钱为孩子们修建了学堂，让村里的小孩们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听说南方闹水灾之后，他也慷慨解囊，带头为灾民筹集善款。
1944年，七十二岁的刘春霖在北平因病去世。纵观刘春霖的一生，虽然他是在封建社会下长大，但他的思想却开放、先进，为人处世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只可惜像这样的人才，却没能生在一个能让他尽情施展才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