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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襲來︱“蒙古再來”的危機

在之前的文章《戰争前後的鐮倉幕府》《異國降伏祈禱與“神國”》中我們講到,為了應對“蒙古襲來”的空前危機,鐮倉幕府首次對日本列島全境的武裝力量和寺院神社開展了戰争動員,設定了“異國警固番役”,實施了“異國降伏祈禱”。由于兩次交戰以後,忽必烈仍計劃發動第三次征日之役,日本的戰時體制也就一直沒能解除,“蒙古馬上就要來了”“蒙古怎麼還沒來”就成了一直纏繞在鐮倉幕府統治者心頭的兩句緊箍咒。于是,兩項戰時政策幾乎成為日本的“國策”,一直維持到鐮倉幕府滅亡為止。

弘安七年(1184)四月,上司鐮倉幕府成功抵抗蒙古·高麗聯軍的“戰時執權”北條時宗撒手人寰,享年34歲。七月,北條時宗年僅14歲的嫡子北條貞時(1284-1301)出任幕府執權,擺在這位年輕執權面前的是蒙古帝國随時将會再次來襲的恐慌。

執權年紀尚輕,由幕府的兩位重臣——安達泰盛(1231-1285)和禦内人(北條得宗家家臣)平賴綱(1241-1293)輔政。安達家是自鐮倉幕府初代将軍時期就追随源賴朝的元老家族,安達泰盛之妹則是北條時宗之妻、北條貞時之母,因而安達泰盛事實上是北條家外戚、北條貞時的養父。安達泰盛還是《蒙古襲來繪詞》中出現的主要人物之一,在這幅著名的畫卷裡,他被描繪成一位善于傾聽九州前線武士訴求的正派政治家的角色。平賴綱則是北條貞時的乳父,北條得宗家政機構公文所執事。兩位輔政重臣的關系并不和睦,這就給鐮倉時代末期一系列的政治動蕩埋下了種子。

蒙古襲來︱“蒙古再來”的危機

《蒙古襲來繪詞》中的安達泰盛(左側)

這年(1184)五月,在安達泰盛的主導下,鐮倉幕府釋出《新禦式目》38條,拉開了鐮倉時代最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弘安德政”的大幕。之是以要在此時發動“德政”改革,除了應對現實的社會問題需要之外,也因為蒙古·高麗聯軍的兩次侵入,對于日本而言是與地震、海嘯、瘟疫、彗星類似的災異,在“天人相關”的思想背景之下,人們認為是統治者失德所緻,需要以“德政”的方式加以應對。一年多裡,安達泰盛指揮下的鐮倉幕府所釋出的改革法令足有一百多條,内容涉及國内治安、經濟流通、訴訟制度、鎮西(九州島)非禦家人的禦家人化、鎮西寺社領恢複等方方面面。安達泰盛的訴訟制度改革堪稱鐮倉幕府法制的集大成,幕府增強了守護的權限,設立九州的分支機構,并加強京都六波羅探題的管理能力。此外,鎮西非禦家人的禦家人化、鎮西寺社領恢複兩項是影響最大的改革措施。

後兩項改革措施都直接與“蒙古襲來”相關——改革的範圍都限定在“鎮西”(九州),也就是兩次“蒙古襲來”的前線。鎮西非禦家人的禦家人化,在《戰争前後的鐮倉幕府》一文中筆者提到,幕府麾下的禦家人并不是當時日本唯一的武裝力量,直到“蒙古襲來”之時,為了應對空前的外敵入侵的威脅,鐮倉幕府才開始向禦家人以外的武裝力量實施軍事動員。弘安之役以後,面對“蒙古再來”的威脅,鐮倉幕府仍需要繼續整軍備戰,充分調動非禦家人的武裝力量,這就需要犒賞那些在戰場上賣了力氣的非禦家人。

但這個問題令幕府感到捉襟見肘。且說在“蒙古襲來”以後的13世紀末至14世紀,日本列島的莊園制已經沖突重重。一個莊園内原本設着各種各樣的“職”,也就是伴随着一定收益權的世襲職務,然而對祖傳的“職”具有繼承權的人越來越多,“職”被不斷分割,莊園權益紛争激化。加之在不斷的分割、政治變動和土地買賣過程中,“職”的流失屢見不鮮,失去土地而陷入貧困的禦家人為數甚多。為維持莊園制,必須對錯綜複雜的“職”重新配置設定,這就勢必威脅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今趕上“蒙古襲來”以後武士、寺社都需要打賞的情況,更是沒多少地可分,沒多少“職”可授。

在根本沒有足夠的領地來打賞前線武士的狀況之下,把那些為幕府作戰的非禦家人收編為禦家人,給他們一個“編制”,提升他們的身份地位,就成為了幕府實際上能采取的最有效的獎賞措施。這樣一來,在九州前線為幕府賣命的非禦家人武士也成了禦家人,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得到了幕府的保障,鐮倉幕府也就真正得以從一個立足關東的機構擴充為能夠号令全國武裝力量的軍事機關。

鎮西寺社領恢複政策即“寺社領興行”“神領興行”,意在将九州島寺社領地内保持既有權益的居民和武士排除出去,改為完全由寺社單獨控制的領地。這是鐮倉幕府對九州島寺院和神社采取的保護措施。之是以要保護九州寺社領地,幕府的考量不外乎是為了“異國降伏祈禱”能夠順利進行下去,讓僧侶和神官們繼續作為“冥界武士”與敵軍的神明作戰。幕府将神官們此前賣出或抵押出去的土地收回,重新贈予神社,這就成為了幕府支付給神社“異國降伏祈禱”的報酬。顯而易見,安達泰盛采取的兩大政策,目的都是為了應對随時可能發生的第三次“蒙古襲來”。

然而,安達泰盛的德政改革并沒有得到幕府禦家人們的一緻擁護。甚至可以說,鎮西非禦家人的禦家人化,遭到了舊禦家人們的反對。那些因為“蒙古襲來”才被迫加入鐮倉幕府軍麾下的暴發戶,怎麼能與世世代代侍奉幕府的禦家人家族相提并論呢?這項幾乎從根本上改變了禦家人制度的法令,對于那些對舊禦家人來說,等于是剝奪了他們的身份特權。另外,德政改革推行的地方分權和守護權限強化政策則觸動了幕府特權階層的利益。于是,幕府的中央迅速分裂為安達派和反安達派兩派力量。

蒙古襲來︱“蒙古再來”的危機

影視作品中的平賴綱

弘安八年(1185)11月,反安達派在平賴綱的率領下發起政變,安達泰盛以下500人敗死,這就是鐮倉幕府史上著名的“霜月騷動”。同時,九州也同時爆發了連鎖的“岩門之戰”,安達泰盛之子安達盛宗戰死。鐮倉幕府中樞的安達派接連失勢,約40%的人退出幕府政治核心。安達泰盛執政期間,朝廷的龜山上皇(1249-1305)在京都與安達遙相呼應,推進公家訴訟改革。霜月騷動的情報于11月20日深夜抵達京都六波羅,随後傳遍洛中。六波羅探題于21日向龜山上皇報告。兩年後的1287年10月,因為傳聞龜山上皇對霜月騷動之後的幕府懷有異心,鐮倉幕府要求東宮(後來的伏見天皇)即位,大覺寺統(天皇家龜山-後宇多一系)的後宇多天皇退位,龜山上皇院政随即終結。在鐮倉,平賴綱徹底主導了幕府的政治,廢除了安達泰盛的德政政策,安達泰盛與龜山上皇一東一西的改革宣告終結。

平賴綱執政以後也釋出了一系列法令,并在九州博多設立了鎮西談議所(後來發展為鎮西探題),但卻廢除了安達泰盛德政當中重要的兩項:鎮西非禦家人的禦家人化和寺社領興行政策。為了繼續防備“蒙古再來”,平賴綱也堅持對非禦家人發起軍事動員,催促他們承擔異國警固番役,并提供賞賜,但并不将他們認定為禦家人,不給他們提供“編制”。

平賴綱的權勢急劇擴大,并将自己的觸角伸到了京都的朝廷。弘安十年(1187)10月,持明院統(天皇家後深草-伏見一系)的伏見天皇在幕府的支援下即位。正應二年(1289),幕府将時任将軍的惟康親王遣送回京都,把伏見天皇的弟弟久明親王迎入鐮倉,出任新的将軍,這樣,天皇、将軍之位都在平賴綱的扶持下,被持明院統一派握在手中。

平賴綱次子飯沼助宗随幕府的隊伍到京都迎接久明親王,并被朝廷授予左衛門尉的官職,而後又任命為檢非違使。由于平賴綱及其子在身份上不過是北條得宗家的家臣,也就是“一介禦家人”的家臣,能夠獲得這樣的朝廷官職,在當時來看也是破天荒的。正應四年(1291)2月,得宗家臣被派遣到博多監視鎮西談議所;八月,平賴綱之子平宗綱等5人開始監督公家寺社有關訴訟。平賴綱的權力觸及朝野方方面面,公家貴族三條實躬在其日記《實躬卿記》中記述:“城入道(安達泰盛)被誅之後,彼仁(平賴綱)一向執政,諸人恐懼外無他事。”在他的筆下,平賴綱權勢如日中天,大行恐怖政治,令京都的公家們畏懼不已。

正應六年(1293),日本列島又一次出現了“蒙古襲來”的謠言。同時,高麗使節金有成奉“大元國”之命,持高麗國王書信出使日本,幕府于3月21日派遣北條兼時、北條時家到九州防備。4月13日,鐮倉發生裡氏7.1級大地震,将軍禦所、建長寺等均在地震中倒塌,大小餘震持續九日,約兩萬餘人在地震中死亡。僅九天之後,執權北條貞時發動政變,誅殺平賴綱一黨,史稱“平禅門之亂”。在突如其來的天災和“蒙古再來”的謠言面前,平賴綱的權力轟然倒塌。當時在伊豆國熱海的平賴綱别墅據說突然地陷下去,當時人認為這是平賴綱的别墅與他的主人一起被地獄接走了,是以将此處稱作“平左衛門(賴綱)地獄”。

蒙古襲來︱“蒙古再來”的危機

熱海平左衛門溫泉(小澤溫泉)

平賴綱死後,北條貞時正式掌權。當年(1293)10月,一顆彗星突然劃破天空。永仁五年(1297)2月19日,又有彗星出現在東方。這在當時的統治者眼裡是危機的預兆。于是,當彗星出現五個月後,北條貞時再度釋出了“德政令”(永仁德政令)。永仁德政包括訴訟改革、禁止禦家人土地買賣和抵押、收回禦家人流失的土地、改革六波羅和九州的管理機構等方面諸多政策。北條貞時的一系列措施旨在保護陷入貧困的禦家人的領地,将禦家人賣出或抵押的土地無償收回給禦家人。但實際上土地的所屬關系遠比幕府的設想更複雜,德政令釋出之後随即産生了各種糾紛。不到一年,除禦家人賣出土地的無償收回政策之外,其餘政策被悉數廢除。北條貞時反反複複的改革措施,沒能扭轉鐮倉幕府的頹勢。

1299年,元朝國信使、普陀山寶陀寺住持一山一甯奉元成宗之命抵達日本,被幕府扣留。1301年,又一顆彗星會出現(哈雷彗星),當年11月,九州方面報告“異國船”200艘突然在薩摩的海面,這給幕府的統治者再次帶來巨大的恐慌。面對“蒙古再來”與“天變地異”的危機,北條貞時在這一年又釋出了恢複(保護)伊勢神宮領地的法令。1312年,在北條貞時死後,幕府又面向九州再度釋出了大規模的保護寺社領地的法令。

在鐮倉幕府的曆次德政改革之中,犒賞“異國降伏祈禱”中出力的寺院和神社,保護寺社的領地都是一項基本的方針。正如《異國降伏祈禱與“神國”》一文所述,衆多寺社都在向幕府和朝廷索要獎賞。海津一朗認為,“蒙古襲來”以後,寺社不僅是把蒙古·高麗視作敵人,還将國内與自己敵對的勢力也視作敵人,稱其為 “惡黨”“異類異形”或“國土怨敵”。寺院和神社污蔑他們是與神佛敵對之人,說他們是破壞“異國降伏”大局的罪魁禍首。就這樣,寺社利用群眾對“蒙古再來”的恐慌,将領地之内的敵對勢力排除出去。“惡黨”于是成了“蒙古襲來”以後的高頻詞,寺社拿着從幕府那裡讨來的文書,把原本普通居民生活的場所劃為“聖域”,将他們當做“惡黨”驅趕出去。“惡黨”們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于是與莊園領主不斷鬥争,幕府則需要派出武裝力量搜捕和鎮壓“惡黨”。這樣一來,“惡黨”們的憤怒就轉移到了幕府的頭上,最終幾位叫楠木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的“惡黨”,成了鐮倉幕府的掘墓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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