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李商隐和他的詩，留下諸多謎題，古往今來又有多少誤讀？著名作家張炜破開迷霧，提供了新的解讀。
錦瑟華麗（節選）
——李商隐二十三題
文|張炜
生為幕府人
李商隐的仕途起步于幕府，終結于幕府，在幕府中度過的時間最長，比較起來也最為順遂。
展開詩人全部的人生細部，我們會發現一個鮮明的對比：他在幕府中能夠很好地待下去，無論是前期令狐楚的天平軍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幕府、崔戎華州刺史幕府、王茂元泾原節度使幕府，還是後期鄭亞桂管觀察使幕府、盧弘正武甯軍節度使徐州幕府、柳仲郢東川節度使幕府等，幾乎所有幕府的主人都對他禮遇有加，愛護和幫助，有一些情節還相當令人感動；但他轉而出任朝官時的情形正好相反，好像總是難以為繼，如兩入秘書省都沒有待下去，即便在令狐绹的幫助下補太學博士，也很快離去。但他最向往的還是能在朝中任職，因為在幕府任職終究不算正途。
離開朝廷去地方幕府做幕僚，常常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可算一種迂回入仕的方式，像高适、岑參、令狐楚、韓愈等詩人都是進士及第之後先入幕府，而後入朝。但在幕府之間蹭蹬一生的士子還是大多數，比如李白、杜甫在晚年還曾進入幕府。“安史之亂”發生後，李白因為進入企圖謀亂的永王李璘的幕府而獲罪，被營救後又入宋若思的宣城太守幕。杜甫在五十多歲的時候還做了劍南節度使嚴武幕府的參謀。而晚唐的“小李杜”都是二十六七歲便通過了吏部铨選，并授校書郎清要之職，應該算是很不錯的入仕開端。像張九齡、白居易、元稹等詩人，都是由校書郎起步，最後抵達美好的前程。杜牧和李商隐在校書郎職上似乎都未超過半年，杜牧自願去了遠親江西觀察使沈從師的幕府，李商隐則調補弘農尉。
李商隐離開令天下士子矚目心儀的芸閣去做負責刑獄的縣尉，裡面肯定有無法言明的苦衷。縣尉之職實在折磨悲憫柔軟的詩心，當年杜甫也被授予河西尉，卻辭掉了這個通過千辛萬苦才擷取的職位，“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官定後戲贈》）。邊塞詩人高适做封丘尉時，寫下“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詩句，後來也是辭職而去。蘇東坡在杭州任通判時，說自己“執筆對之泣，哀此系中囚”（《熙甯中，轼通守此邦，除夜直都廳，囚系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李商隐在弘農尉位置上沒幹多久，就為一件冤獄與上司發生沖突，憤然離職。詩人三十七歲才選盩厔尉，後又調任京兆尹留假參軍，對審囚問案難以忍受，不到一年便去了徐州武甯軍節度使盧弘正的幕府。
不同的是高适與蘇轼後來都官居高位，年輕時的治世抱負得以施展。高适馳騁沙場，讨平叛王李璘後又臨危受命，讨伐安史叛軍，解救睢陽之圍，官至刑部侍郎、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蘇轼則為郡守、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帝師，并為文壇領袖。而李商隐一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即是幕府，這裡似乎成為他最後的接納地。
反觀唐代杜甫、韓愈等著名人物，他們在幕府任職時常常牢騷滿腹。幾乎所有仕人都将宦遊幕府看成一件不得已的苦差，隻做暫時栖身而已，總是急于傳回朝中，就連自願去幕府的杜牧，這期間也不斷回望長安。李商隐當然多次嘗試進京，以此作為人生的更高理想，但現實之門對他好像總是關閉的。他在幕府的具體情形後人很難得知，僅就留下的文字來看，身為幕府主人的節度使或刺史們，對待詩人之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最初令狐楚對他之關心愛護自不待言，後來的崔戎、王茂元、周墀、鄭亞、盧弘正、柳仲郢，每一位大人都厚待李商隐，幫助之大、呵護之細心，都值得好好記述一番。他第一次科第落選後，華州刺史崔戎收留他，同樣對他極為欣賞和喜愛，送他到南山與自己的兒子們一起習業備考，并資助他再去京城應試。泾原節度使王茂元将最小的女兒許配與他。周墀予以賞識、厚待。鄭亞讓他做幕府判官，并一度代理昭平郡守。盧弘正聘他為判官，得侍禦史銜，從六品下，是他入仕以來所獲最高職級，令他情緒昂揚，精神振奮：“此時聞有燕昭台，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我生粗疏不足數，梁父哀吟鸲鹆舞。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柳仲郢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商隐随他入東川幕府做判官，并加檢校工部郎中，從五品上，為一生所獲最高職銜。柳仲郢怕詩人喪妻之後身邊無人料理生活，還要将最美的歌女許配給他，被他婉拒。幾年後柳仲郢入朝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即讓商隐任鹽鐵推官。後來柳仲郢入朝任刑部尚書，李商隐才從推官的位子上下來，就此回家，直到逝世。
一個詩人的細膩，可能需要長期相處才能體味。他為人的周到，他的才能，要在時間裡一點點展現——特别是他的文秘之才，這正是每位幕府主人都必要倚重的。而隻要幕府的最高首長厚愛和重用，其他同僚之争也就可以免除或忽略不計了。在朝中任職則大為不同，這裡人事複雜，事出多端，人才濟濟，必要長期經營，也非要有一個重臣倚靠才可以。在這個環境裡，他的文秘之才不僅不是唯一的，而且用非所長。他兩入秘書省，大緻也隻是勘校文字，這當然是大材小用。李商隐的能量無法在短時間的停泊中凸顯出來，這正是他的苦悶所在，焦慮所在。
他是一個急于做事之人，而不是一個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與規律，在他來說還難以依從，這與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類職務上終得度過，然後迎來轉機的情況大不一樣。或許是詩人的幕府生涯過于順暢，兩相對比，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結果就是一次又一次離朝，一次又一次入幕。但幕府順遂總是相對的，與他心中的最高理想相距甚遠，這又使他生出另一種煩躁和不安，于是再加嘗試，也再加失敗。人事糾葛沖突重重，心底積怨和委屈越來越多，一種不可解的沖突越積越大，最終積重難返，便是一路的頹唐與失敗。
就仕途本身而言，李商隐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最終未能立足于士大夫實作治世理想的舞台之上，隻輾轉奔波于幕府之間。他好像天生就屬于幕府中人。
愛之上
李商隐的愛情被說得太多了，但大多查無實據。在山上修道時，正是他的青春歲月，愛情最易生發，而且的确寫出了不少迷人的情詩，格外引人想象。比如關于美麗道姑的詩章，總有人說到華陽兩姊妹，其實仍為猜測而已。“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内花。”（《無題二首》）“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珮響知腰細，更辨弦聲覺指纖。”（《水天閑話舊事》）豔麗神迷之奇思異喻，妙比與聯想，在幾千年之情詩款語中實屬罕見。這些神思的空間太大，朦胧迷離而又唯美晶瑩，令人于撫摸歎賞中恍惚忘情。
就因為有這些句子、這些意境，極容易望文生義，浮想聯翩，将詩人想象成一個情種，一個古往今來最能愛的人。可惜當年的文字中并無确切記錄愛情事迹的篇幅，這就讓人有了更多的猜想。詩的神往空間最大，于是也就更加放肆了，似乎更不需要其他文字的佐證。如此連綴，無論多麼牽強，好像都有道理，敷衍連綿，未免荒唐。
李商隐一生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無可考，隻剩下第二段，即他與泾原節度使王茂元小女的姻緣。他在詩中透露過此愛之深切，可以說是一生中最讓他感到幸福的終身大事。令人感歎的是婚後因為奔波于仕途，和妻子一起的時間不多，而妻子三十多歲就病逝了。“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這首七言絕句乃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語言淳樸如話，情思委婉曲折，辭淺意深，含蓄纏綿，一般認為是寫給妻子王氏的“寄内詩”。“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于人。”（《房中曲》）王氏去世時詩人正值壯年，卻從此再無婚配。他在柳仲郢幕府任判官時，主人要将“本自無雙”的美麗歌女張懿仙許配與他，詩人婉言相拒：“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上河東公啟》）他對早逝的妻子一直處于無比懷念中。“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鸾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回。争将世上無期别，換得年年一度來。”（《七夕》）“惟有夢中相近分，卧來無睡欲如何。”（《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二》）
殷夫曾經翻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可見“自由”在一切之上，不僅重于“愛情”，還重于“生命”。其實“自由”包含了一切，等于一切，但“愛情”也并不是那樣簡單，它可以直接就是“自由”。
我們還原一下李商隐當年的這段情事，它一定是令人羨慕的。因為與王氏結緣之前，李商隐就曾寫詩戲贈同榜進士韓瞻，表達對他捷足先登先行成婚的豔羨：“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緣貴婿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雲路招邀回彩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脔無人近，瘦盡瓊枝詠《四愁》。”（《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韓瞻搶先一步娶走的就是商隐未來妻子的姐姐。這首詩中還透露出，他為追求幕府主人的幼女而消瘦，有“瘦盡瓊枝”之歎。後來詩人赴東川節度使幕府之前，其妻不幸病故，在《赴職梓潼留别畏之員外同年》一詩中，他再次回憶從前與韓瞻同年折桂登科，先後迎娶王茂元的兩個女兒的事。如今人家依然鴛鴦相守，而自己卻如烏鵲失巢，孤苦無依，漂泊不定。“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床。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栖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将？京華庸蜀三千裡，送到鹹陽見夕陽。”
他獲得了生命中的“自由”。“愛情”之上是什麼？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同。有的人為了愛可以舍棄江山，遑論其他？愛在這裡顯然就是一切。為了這愛，準備承受一切。李商隐承受之多，可能是愛之初全無預料的，想不到少年青年時代共同學習成長之友伴，那個後來成為十年宰相的令狐绹，竟然因為這門婚事一生不再原諒他。不僅如此，牛黨一派也都視他為背叛者。從此他的仕途之路也就走到了盡頭，兩黨都不待見他。“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谪商隐，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新唐書·李商隐傳》）接踵而至的世俗壓迫重于泰山，讓他喘不過氣。愛被壓在最下邊，上邊即是世俗的所有生存之艱。詩人無論怎樣都無法擺脫，也無力擺脫。他怎麼掙紮都沒有成功，幾乎就這樣窒息。他的浪漫是一顆心，可是他要拖拽一生往前移動的，卻是無比沉重的肉身。肉身是不在乎其他的，也是一種獨立的存在，它之強大超出想象。它十分頑強和執拗，甚至超出了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有感·非關宋玉有微辭》）宋玉作《高唐賦》托諷喻之意，後來一切寫男女之情皆被疑為别有寄懷，然而這也隻供猜度而已。李商隐的許多愛情詩，又被當作社會詩和政治詩來解讀，作為詩人不遇之明證。這如果是某種誤解，那麼這距離也夠遠的：從心靈一下騰挪到了肉身。
對于生命來說，愛之盛大可以籠罩一切，愛之灼熱可以融化一切。可是它也可以消散淡遠，也可以冷卻。在這之後，人們就會發現它所帶來的不可承受之重。
醉飲有佳詠，雪融有潺湲。一個摯愛者可以九死而未悔，一個傷情者可以終生留悲歎。但是一個被重壓者卻在窒息，在掙紮，在呼救，最後化為隐秘的沉吟。沉吟不得解，也無從解。沉吟在說愛，還是在說難言的人生之沉重，或者合二為一？
身累與心累
一般來說，人是恐懼身累，而不太在乎心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是以人類的最大恐懼還是源于被治。那些愉快地走向身累之途的，大多并不自願。除了極少數的修煉者，即一些所謂的異人，沒有誰會自甘當一名體力勞動者。那些修煉者的主要工作也不是體力勞動，而是以最少的身體辛勞換來個人的時間和空間，争取對生命有所參悟。知識人總是歌頌那個“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欽羨他的田園與酒。其實陶淵明過得并不愉快，他的詩誇大了這種生活的超然和惬意。他既是被迫回歸田園，最後也是于饑餓窮困中告别人生。“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詠貧士七首·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七首·三》）“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乞食》）這些詩活畫出詩人當年的生活情狀，而人們記住的還是他“自免去職”（《歸去來兮辭并序》）的潇灑與飄逸、他“采菊東籬下”“帶月荷鋤歸”的浪漫與逍遙。僅僅記住生活中的一面是極不準确的，更是一廂情願的誇大和自我寬慰。
我們想象一下李商隐的痛苦，他主要還是因為官場失意而焦慮不快。就生活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時間是在幕府中，有吃有喝有玩有樂，有厚待他的幕府主人。這樣的人生于物質上看是很不錯的。他愛詩并時而縱文潑墨，那麼這種幕府生活也是相當适合的。“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為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濱卧病竟無憀，長吟遠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銷。”（《梓州罷吟寄同舍》）問題是這僅僅是一般的權衡方式，對于一個十六歲便“以古文出諸公間”，二十五歲得中進士，少年夥伴已經貴為宰相，昔日舊遊也“一一在煙霄”（《秋日晚思》）的才俊，對于一個才高八鬥的詩人，這種舒适的生活就遠遠不夠了。“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己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野菊》）少年成名，卻一直屈沉下僚，自負高才而不得酬，常年幕遊，為人作嫁。他現在“身”不累，更不怕“心”累。他想操更大的心，因為不能而更加心累，一顆心也就感到了莫大委屈，這委屈又轉化為更大的痛苦。
他為一個國家操心，而不僅是為自己。他一生寫下了多少憂國憂民之詩文！這樣一個人要在現實生活中證明自己，也要在文字中證明自己。在古代，文學與仕人往往是一體的，詩文高，自然就應該仕位高，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通識和常理。是以大詩文家一定是心有不平，愈是大詩文家也就愈是不平。今天來看這其中好像少了一些道理，因為今天詩文之才與仕途之才已經分離。但這種分離的得與失，也隻有天知道。如果兩者至今不曾分離，國家治理會更好，會像為文一樣周密，會做好治國這篇大文章。但是以做官為本位的國家，一定是最沒有出息的，這樣的結果就是引出一批畸形人生：沒有理想，說白了不過是寄生蟲般的追逐，度過又饞又懶的一生。
中國自古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李商隐抱定了從仕，這就是悲劇之所在。身累之恐懼，作為一個中國文人，一個士大夫，大緻上都未能幸免。我們的儒家傳統就培植了這樣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率身期濟世，叩額慮興兵。”（《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仆射相公》）“急景倏雲暮，頹年寖已衰。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幽居冬暮》）他要做兼濟天下的大丈夫，如此而已，無可厚非。在當年詩人文人與仕人之不能剝離，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在山野荒郊遇到一個正在辛勤勞作之人，談吐清雅，見識高遠，那麼就要視之為“隐士”和“異人”，如上古時代的巢父、許由等高士，為了躲避帝堯讓位于他們，不得不遁入深山，還有春秋時期長沮和桀溺兩位隐者，《論語·微子》中記載：“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這些都是節操高尚、才能出衆之人，卻要隐沒于偏僻之地。這種怪異現象究竟從何時改觀，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懷才不遇，四處流落，羁旅異鄉，大概淵源甚遠。孔子也到處遊走，春秋戰國時代的能人才士多到處遊走。屈原是被迫，後來之文人騷客卻未必如此。到了現代社會分工愈加細密之後，文人與仕人的分道揚镳也就開始了。但就世界範圍内看來，東西方文化仍然存在巨大差異。
官本位為中心的畸形文化，遏制了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生命由此變得畸形。心累者尊，而身累者卑，這似乎已成定規。
文秘人生
李商隐之是以在幕府中如魚得水，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他的文秘能力。他顯然是一位最上等的案頭工作者，一個很棒的檔案起草人。這樣的人在官場上不可或缺，對于治理者來說，一部門一官衙，離開了文墨準備那将寸步難行。是以這方面的好手自古為貴。商隐之重要，在于其文墨之得當之快捷，非一般人可比，也就格外受到幕主歡迎。這得益于第一位大恩人令狐楚對他為文的教誨、磨砺和錘煉。令狐楚臨死前還函招他入幕，并把代草遺表的重任交與他，可以說是最後的囑托，又該是怎樣的依賴和信任！
這樣一位文秘大家，不僅能夠很好地揣摩官長的意旨，有時候還有一些超常發揮。他強化、突出甚至創造的部分，都為官方所激賞。比如他為王茂元起草《為濮陽公與劉稹書》，對于膽敢犯上作亂的節度使劉稹，開篇即警告其“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回者良時，一失不複者機事”。分析形勢利害，恩威并用，可以說大言铿锵，入情入理，充分顯示了語言文字的力量。他代拟的許多文書都有文采，有情緻，有強大的邏輯力，既不古闆，又中規中矩。
即便在朝廷内，這種特殊人才也不會顯得擁擠，但畢竟還會有一些。因為宮廷内的文墨準備并不缺少，是以李商隐這樣的人才不一定是最為朝中看重的。朝廷所用的文墨人士，比如知制诰、中書舍人等官，都是皇帝身邊起草诏令的近臣，像唐代大詩人張九齡、王維、韓愈、杜牧，都做過中書舍人，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做過知制诰，而白居易和蘇東坡則是先做知制诰後為中書舍人。李商隐拔萃之後初入秘書省，距離這樣顯赫的地位還很遙遠，也就沒有機會顯示自己的文墨功力。而在地方幕府中就大為不同，有他在，整個幕府裡也就文事齊備。他真是個大秘書。當年公文以骈體通行，而他這方面的功力無與倫比。可惜這樣一來，一生文章少有直抒胸臆的機會，而必得以公事需要來施展身手。
一個敏感細膩的詩人，其文秘人生将是多麼拘謹、困頓和痛苦，又會産生多麼巨大的張力。一個被拘束、被定制者，卻有一顆浪漫無羁的心靈，渴望自由飛翔。就此而言，這真是一個人生的悲劇。自古至今這種悲劇埋沒了多少人，圈囿了多少人，改造了多少人？那個自由的靈魂，隻有在月明星稀的午夜，在夕陽西下的客旅，在愁緒如麻的病中，尋找一個縫隙掙擠而出，然後奔向無垠的開闊。他畫下的所有痕迹，哪怕是恍惚迷離紛亂無序的塗抹，都是彌足寶貴的。但有時這一切并不為創造者本身所看重，因為在那種特異的環境之下，他已經陷入了迷惘。當他們一有機會收集自己的文字時，甚至會把那些自由的吟唱輕擲一邊，視而不見。這當中少有例外。在生前格外看重個人吟哦者，好像莫過于白居易了，他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親手編撰自己的詩集。而李商隐活着的時候隻編選自己的文章合集，即《樊南甲集》與《樊南乙集》。
盡管如此為文，畢竟李商隐才能固在，文章出手仍然大有可觀。這也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在一些傑出文人代作的官樣文章中，從來不乏傑作，它們不僅能夠“代人哀”“代人谀”，而且還能夠寄托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如李商隐代鄭亞所作《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此時正逢牛黨執政，李德裕被貶逐洛陽閑居，而李商隐給予了這位失勢者很高的評價。
他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編定《樊南甲集》，共收入文章四百三十三篇，分為二十卷。這一行為足可見他對自己文秘生涯的重視。撰寫公文至多是發揮一下文采，而少有思想之獨創，但在詩人這裡，即可突破這道藩籬。這些文秘書稿在由桂林去江陵的船上編成，後又在漫漫水路上失落了一些，損失之大不可想象。“冬如南郡，舟中忽複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樊南甲集序》）是以這類文章到底有多少，已經不知道了。不過即便全留下來，我們也隻能從中更多地看到一些政務與事功，而非個人心迹。相比之下，我們也就更加看重他的詩作。
李商隐少年師從本家堂叔，堂叔乃一異人：“年十八，能通《五經》”，但“誓終身不從祿仕”，面對一切“時選”，“皆堅拒之”。這位堂叔能夠寫出一手好古文而極為排拒時文，為文“味醇道正，詞古義奧”，且“自弱冠至于夢奠，未嘗一為今體詩”。（《請盧尚書撰故處士姑藏李某志文狀》）兒時的這種培植，決定了李商隐古文功底深厚，是以他十六歲寫出的《才論》《聖論》等，曾令當時文章大家驚歎，但已經無從查考。而如果入仕則需要學習時文，即骈體文。他後來的一些骈體文雜有古文章法，寫得靈動卓然。他留下的一些古文如《斷非聖人事》《讓非賢人事》《李賀小傳》《齊魯二生》等，都稱得上佳作。“商隐工詩，為文瑰邁奇古。”（元·辛文房《唐才子傳》）這裡即指出其古文瑰異古樸、高妙飄逸，這才是其價值所在。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也說過：“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這種自我認知确切而毫無誇飾。
文秘人生，使如此浪漫的一個人在文字揮灑上受到阻遏，不得一吐為快，同時卻也獲得了一種積蓄的力量。是以隻要一有機會他就要發散自己的心志，最主要的一個途徑當然就是寫詩。“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幹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離席》）詩人當然是一個“醒客”，是以他常常會離群而去。他有時是一隻落寞哀鳴的孤雁，有時卻是一隻沖霄而飛的雄鷹，大展英姿。飛翔的距離和沖力，要看積蓄在心靈深處的那股力量的強弱。
“山上離宮宮上樓，樓前宮畔暮江流。楚天長短黃昏雨，宋玉無愁亦自愁。”（《楚吟》）李商隐就是當代的宋玉，他的愁緒不為人知。他是一位天才的歌者，事無巨細皆入眼底，心頭波瀾時而萬丈。他為幕府所用、官方所用，卻不為時代所用。時代之文字又是激昂之文字，悠揚之文字。他的漫漫心緒，顔色斑駁陸離，如叢林一般茂長蔓延，自然無邊，對應雲霞、風暴和雷鳴。那些刻闆一律的文字讓他就範，牛不喝水強按頭，踏蹄四濺，渾身淋濕，最後還要厲喝而行，缰繩握在主人手裡，他不停地奮力掙紮，水幕騰起，沖蕩如激流，最後力氣使盡，才不得不安息下來。這番激情沖撞，才華四射，有時候也能博得主人激賞。他們不将其視為一個伏枥的老骥，而看作一頭油亮的青牛，有青春，有光色。他們早就有所準備，給他戴上嚼鍊，他顯得十分溫順，這當然是一種僞裝。
生命煥發時節也是離開廟堂之際：他仰望星漢，心緒浩茫；他閑坐籬邊，淺飲低唱；他寄宿竹塢水畔，谛聽雨打枯荷而輾轉反側；他浪迹天涯，追逐流光，恨不能長繩系日；他幽居冬暮，錦瑟輕撫，回憶似水華年。這是一些何等瑰麗缤紛、奇異杳渺的思緒，隻有在這些深深沉浸的時刻，面對自己的抒發，不僅真實，而且更加才情飛揚，詩意縱橫。是以才出現了大美、大陶醉。他用這樣的方法犒勞自己，彌補自己，享受自己，也留下了一些彌足珍貴的稀世珍篇。
……
張炜先生《錦瑟華麗》全文共二十三題，
在《當代》2022年1期、2期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