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1年5月25日，杜聿明的追悼會在北京舉行。莊嚴的氣氛，沉痛的哀樂，激起了很多人對杜聿明的回憶……
臨終留下遺言，沈醉用心記
進入1981，杜聿明的身體每況愈下。對于自己的病，杜聿明心裡自然是有數的……
由于過度的操勞，杜聿明早在解放戰争時期便身患多種疾病，但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依然未減，仍讓他承擔重任。
除此之外，杜聿明的母親過大壽的時候，蔣介石不僅到場參加，還送上了重金。
為了不負這份信任，杜聿明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堅持參與作戰，這也讓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那時，在杜聿明的心裡，蔣介石的信任比什麼都重要。
淮海戰役後，杜聿明被俘。之後，他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進行學習改造。
剛到功德林的時候，杜聿明萬念俱灰，想着：既然沒有辦法報答蔣介石的信任和恩情，那就病死算了。
為此，他剛開始并沒有同任何人說起自己生病的事情。但杜聿明的異常還是被細心的人發現了。
就這樣，杜聿明開始了在戰犯管理所中一邊治病一邊參與學習改造的時光。
在醫護人員和從業人員的細心照顧下，杜聿明不僅身體慢慢好起來了，就連思想也慢慢發生了轉變，逐漸認識到了中國共産黨的偉大和光明磊落。
幾十年後，杜聿明曾提到，自己當年的病是很難治的，就算自己還是國民黨的進階将領，傾盡全力治療，也沒辦法承受，最終的結果隻能是死亡。
但醫療人員，從業人員，相關的上司同志，中國共産黨都沒有選擇放棄他。
為了治好杜聿明的病，功德林的從業人員給他弄來了牛奶，設了小竈，相關的部門甚至動用了外匯存底從國外買來了昂貴的藥···
1959年被特赦出獄的那一年，病也完全被治好了。
出獄之後的杜聿明選擇居住在北京，生活比較安逸幸福，于是他緻信遠在美國的妻子曹秀清，希望她能來到北京生活，共度晚年。
曹秀清比杜聿明大兩歲，早在杜聿明上黃埔軍校之前就嫁給了他。她是在1949年去的台灣，當時杜聿明已經被俘虜，但國民黨當局卻告訴曹秀清：杜聿明生死不明，就算生，共産黨也不會放過他的。
在萬般無奈下，曹秀清帶着年幼的孩子們到了台灣。對于這個敗軍之将的家屬們，蔣介石自然不會好好對待，之前的重視和禮遇就像是在夢裡出現過一樣，在真正的現實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曹秀清帶着年幼的孩子們吃盡了苦頭，連日常的生活都難以維持，這也讓曹秀清深刻認識到了蔣介石的真正面目。
曹秀清之前曾加入過中國共産黨，對于中國共産黨有一定的了解，她自然不相信國民黨當局坑蒙拐騙的那套說詞，對于丈夫杜聿明的下落始終充滿着美好的期盼。
最終，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在女婿楊振甯的幫助下，曹秀清終于得到了丈夫的消息。她的心裡也有了底，也有了要堅決台灣的想法。
楊振甯獲得諾貝爾獎之後，蔣介石對曹秀清的态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蔣介石不僅和夫人宋美齡親自接見了曹秀清，還同意了她去美國的請求。
這也讓曹秀清更加看清了蔣介石的醜惡嘴臉，甚至再也不願意回到台灣了。
最終，曹秀清如願來到了美國，與女兒女婿一起生活，等待着機會前往北京看望杜聿明。是以，在收到杜聿明的信後，曹秀清欣喜萬分。
這時，國民黨當局也得知了杜聿明的境況，還派人挑撥。不過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在女婿楊振甯的親自安排下，曹秀清還是順利來到了北京。
在此後的時光中，曹秀清陪伴着杜聿明，一同度過了十八年的幸福時光。
但人生之路，又怎會隻是坦途？到了晚年，病魔還是找上了杜聿明，這也直接讓杜聿明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
在搶救的過程中，杜聿明從昏迷中醒來，在朦胧中，他看見了自己的妻子的曹秀清。
他深情地看着與自己風雨同舟的妻子，叫着妻子的乳名，并提出了一個請求：
“月富（曹秀清乳名），你陪了我幾十年，可我陪不了你了。我走以後，你哪裡都不要去，不要去香港，不要去台灣，也不要去美國。共産黨對我不薄，你要是出去，容易被人當做話柄，制造謠言的……”
對于丈夫的請求，曹秀清自然是感慨萬千，感同身受，于是含淚答應了。
接着，虛弱的杜聿明便陷入了昏迷，等到再次醒來的時候，他看到身邊多了沈醉。
杜聿明艱難地同沈醉招手，表示自己想說點什麼。看到杜聿明的示意，沈醉彎下了腰，緊貼着杜聿明的臉頰。
杜聿明虛弱地說：
“過去戰亂連年，禍及無辜萬千，延續到現在，國家還是處于分裂之中，骨肉同胞不能團聚……”
曹秀清流着眼淚，也在一旁認真聽着，聽到這裡，她哽咽地對沈醉說：“你拿筆把他說的話記下來吧，這恐怕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話了。”
沈醉則說：“大嫂放心，我記得住，我不用筆記，我用心記。”
接着，杜聿明繼續說：
“我想拜托你們，要是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帶句話，給台灣的老長官、老同學、老朋友，就說國家的統一大業，希望在我們這些人的手裡完成，不能留到下一代人去解決。這是我們的責任，不是他們的責任啊。”
就這樣，杜聿明留下了他在這個世界最後的話，于1981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杜聿明為何會與沈醉說那些話呢？這主要是源于杜聿明與沈醉有着深厚的友誼……
相交多年，感情深厚
杜聿明和沈醉相交二十多年，兩人的感情十分要好。杜聿明非常欣賞沈醉這位比自己小十歲的後生，沈醉則喜歡杜聿明的熱心和助人為樂。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杜聿明和沈醉隻有過兩次交往。
第一次是在抗日戰争的末期，當時昆明的武器急需運到貴陽，沈醉拿着戴笠的親筆信在昆明見到了杜聿明。
杜聿明一看到親筆信，就馬上答應會幫助沈醉運送武器。
第二次是在抗日戰争勝利之後，當時杜聿明在北平的醫院養病，沈醉曾去看望過。
這兩次交往，兩人隻是匆匆見面，為此在新中國成立前，兩人的交情并不深。真正的讓兩人開始深入交往是在新中國成立後。
在沈醉從重慶戰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第二天，他見到了杜聿明。
沈醉剛見杜聿明的時候，杜聿明正在一個巨大的石膏模型内治病，沈醉誤以為是戰犯管理所的從業人員在折磨他，深感不安。
直到後來，沈醉忍不住問起，杜聿明才說，那個巨大的石膏模型是用來給他治病的，沈醉才放心。
之後，功德林的戰犯在經過一次大規模外出之後，便開始參加一些勞動，杜聿明和沈醉都參加了縫紉組。
令沈醉深感驚奇的是，杜聿明竟然會使用縫紉機，不僅會用，還會修理。
之後，杜聿明告訴沈醉，他當年在機械化部隊的時候，所有的汽車、坦克等，他不僅會自己駕駛，還會維修，而他的部隊也有一台縫紉機，是以，他也學會了一整套的縫紉技術。
在縫紉組長期參加勞動的生活中，沈醉和杜聿明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随着感情的深入，杜聿明也和沈醉講了之前打仗以及在戰犯管理所經曆的很多事情。
剛到戰犯管理所的時候，杜聿明是非常頑固的。在兩次自殺不成之後，他認為自己遲早都會死的，反正晚死不如早死。
是以在醫療人員給杜聿明治病的時候，杜聿明是有些不滿的，他覺得自己利用疾病來達到提前死亡被制止了。
身為國民黨的進階軍官，杜聿明一直沒有忘記國民黨當局對待共産黨人俘虜的态度：一般被捕的共産黨提出甯死不投降的時候，面臨的結果就是被殘忍的殺掉。
剛開始的時候，杜聿明認為自己也會被殺的，但醫療人員和從業人員的細心照顧，相關上司的關懷，讓他慢慢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無論是進階幹部還是普通同志，對待杜聿明都很客氣，連句譏諷的話都沒有，而杜聿明感受到的也隻有充滿着溫暖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
在想法慢慢改變後，沈醉發現杜聿明有了明顯的變化，不僅人變得精神多了，也開始積極參加勞動了。
當時，戰犯管理所安排戰犯們去農場參加勞動。按規定，杜聿明年齡大，身體也不太好，完全可以不用去的，但他卻強烈要求要去參加。
沈醉問杜聿明為什麼堅持一定要去呢，杜聿明說，自己去體驗一下農民的辛勤勞動，學一點農業技術還是很好的。
到了農場，杜聿明總是帶頭幹活，深受贊揚，甚至不了解情況的人，都看不出來那是一個戰犯。
在共同參加勞動的那段時光裡，沈醉不止一次地聽杜聿明說：“我們在培養果木，共産黨在培養我們。”
這也讓沈醉深感贊同，通過勞動，沈醉的思想也慢慢發生了變化。
1959年12月，第一批戰犯被特赦，其中就有杜聿明。對此，沈醉是非常開心的，因為杜聿明被特赦後，就不再是戰犯，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生活在陽光之下。
沈醉是第二批被釋放的，在他體驗生活的期間，周恩來總理特意将杜聿明等在北京的第一批特赦人員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杜聿明在擔任了這個職務以後是非常開心的，他認為這個職位是非常光榮的，而他也是在用嚴肅認真的态度來記錄和描述自己所經曆的曆史的。
就是這些，杜聿明征服了沈醉的心，沈醉更加認為杜聿明是個可靠的，值得交往的人。
在沈醉和其他戰犯的眼中，杜聿明總是那麼認真，總是那麼可靠，他總是嚴格要求自己，就連縫衣服也是那麼的用心認真。
1964年，全國政協組成的一支文史專員參觀團從北京出發了，其中就包括沈醉和杜聿明。
杜聿明在參觀中山陵的時候，頗為感慨，他很有感觸地對沈醉說：“想不到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還能來這裡，我相信中山先生在天有靈，一定是深感欣慰的。因為共産黨不僅把過去沒有做到的事情早已完成，而且已經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了。”
之後，杜聿明和沈醉的感情并沒有斷。有一次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因誤服藥物住院後，沈醉還去幫忙照顧過一段時間。
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沈醉和杜聿明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在此後的漫長時光中，沈醉和杜聿明一直互相幫助，互相扶持，共同面對生活的風雨，一直保持着聯系。
在杜聿明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後，沈醉等人特意前去祝賀，杜聿明卻說：
“我真的沒有想到祖國和人民會給我這麼崇高的榮譽，我一定要盡下半生的餘年來做些對祖國和人民有益的工作。”
随着時光的流逝，杜聿明也越來越老了，等到沈醉下次再見他，杜聿明已經是病重住院了。住院期間，沈醉細心照顧杜聿明，陪他聊天，聊他們認識的好朋友，聊他們的生活……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杜聿明和沈醉談到最多的還是祖國的統一大業：“祖國的統一大業，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完成。”
緻電蔣經國，但杳無音信
在杜聿明逝世後，沈醉悲痛萬分，眼裡滿是淚水，難過得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
就在杜聿明逝世的當天，曹秀清就給台灣當局的蔣經國發了一封加急的電報，請求能放其在台灣的子女們能到北京奔喪。電文的内容如下:
“我以悲痛之情，奉告我夫杜聿明于5月7日淩晨在北京病逝。請轉告我的二女杜緻義、女婿徐炳森，二兒杜緻勇、兒媳王貴華，三兒杜緻嚴，三女杜緻廉、女婿鄧天才等七人，于本月21日前，來北京參加追悼會，骨肉團聚，親視含殓，以盡孝思。一俟葬儀告畢，即行歸返。懇請予以便利，至深哀盼。”
這篇電文寫得真摯感人，情真意切，字字句句都是骨肉親情的期盼。這是人之常情，更是一份不容忽視的思念。
同一天，杜聿明生前的好友黃維等人，還特意給在台北的黃傑發去了緊急電報：
“特此電聞并望兄等轉請蔣經國先生準其兒女趕回以盡孝道，喪事結束即可返台。”
但曹秀清的電報發出十幾天過去了，還是杳無音信。而台灣當局的不講情理，不近人情，也讓曹秀清更加悲憤，更加傷心。
女兒杜緻禮回憶起這件事情曾說：
“讓媽媽打電報給台灣的蔣經國和爸爸黃埔的同學，請他們準許弟弟妹妹來北京奔喪是我想出來的主意，電文也是我起草的。為了等台灣的弟弟妹妹，政府還幫我們周旋，将爸爸的遺體接到了有冷藏裝置的北京醫院·······”
讓曹秀清和杜緻禮等人沒有想到的是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會親自來到住處，向曹秀清和杜緻禮等人表示慰問。
看到鄧穎超出現的時候，曹秀清十分感動，含着淚水和鄧穎超訴說：
“我真的想不通，蔣經國本人是個孝子，誰都知道，日本飛機炸死他母親後，他連夜從贛州奔喪回家，一見母親的屍體，立即昏死過去，然後拜跪嚎啕，數日之内，飲食不進。既然皆為人子，又為何不讓别人也盡人子之道呢？”
與台灣當局不同的是，就在杜聿明逝世的第二天，附有他生前最喜歡的那張照片的訃告，便釋出在了《人民日報》上面。
訃告上面提到了杜聿明的追悼會将在半個月後舉行。在此期間，文史專員們也不寫史料了，他們有的寫紀念杜聿明的文章，有的寫悼念詩詞……總之，杜聿明生前的好友們都在用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位好友的哀思。
其中，沈醉的文章是寫得最長了，用了将近2萬字的文字，概括了杜聿明那光榮而又平凡的後半生。
而沈醉在杜聿明病榻前用心記下的那些話，也成為了文章中的點睛之筆，而這也是他與杜聿明深厚友誼的最高展現。
1981年5月25日，鄧小平、鄧穎超等人都參加了杜聿明的追悼會，蕭克将軍緻的悼詞中提到：
二十多年來，杜聿明同志力求進步，熱愛祖國，做了很多有益于祖國和人民的工作。
這悼詞也是祖國和人民對杜聿明作出的最為光榮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