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1年5月25日，杜聿明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庄严的气氛，沉痛的哀乐，激起了很多人对杜聿明的回忆……
临终留下遗言，沈醉用心记
进入1981，杜聿明的身体每况愈下。对于自己的病，杜聿明心里自然是有数的……
由于过度的操劳，杜聿明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身患多种疾病，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依然未减，仍让他承担重任。
除此之外，杜聿明的母亲过大寿的时候，蒋介石不仅到场参加，还送上了重金。
为了不负这份信任，杜聿明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坚持参与作战，这也让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那时，在杜聿明的心里，蒋介石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淮海战役后，杜聿明被俘。之后，他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改造。
刚到功德林的时候，杜聿明万念俱灰，想着：既然没有办法报答蒋介石的信任和恩情，那就病死算了。
为此，他刚开始并没有同任何人说起自己生病的事情。但杜聿明的异常还是被细心的人发现了。
就这样，杜聿明开始了在战犯管理所中一边治病一边参与学习改造的时光。
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下，杜聿明不仅身体慢慢好起来了，就连思想也慢慢发生了转变，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光明磊落。
几十年后，杜聿明曾提到，自己当年的病是很难治的，就算自己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倾尽全力治疗，也没办法承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死亡。
但医疗人员，工作人员，相关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都没有选择放弃他。
为了治好杜聿明的病，功德林的工作人员给他弄来了牛奶，设了小灶，相关的部门甚至动用了外汇储备从国外买来了昂贵的药···
1959年被特赦出狱的那一年，病也完全被治好了。
出狱之后的杜聿明选择居住在北京，生活比较安逸幸福，于是他致信远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希望她能来到北京生活，共度晚年。
曹秀清比杜聿明大两岁，早在杜聿明上黄埔军校之前就嫁给了他。她是在1949年去的台湾，当时杜聿明已经被俘虏，但国民党当局却告诉曹秀清：杜聿明生死不明，就算生，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的。
在万般无奈下，曹秀清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到了台湾。对于这个败军之将的家属们，蒋介石自然不会好好对待，之前的重视和礼遇就像是在梦里出现过一样，在真正的现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曹秀清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吃尽了苦头，连日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也让曹秀清深刻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真正面目。
曹秀清之前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她自然不相信国民党当局坑蒙拐骗的那套说词，对于丈夫杜聿明的下落始终充满着美好的期盼。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女婿杨振宁的帮助下，曹秀清终于得到了丈夫的消息。她的心里也有了底，也有了要坚决台湾的想法。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蒋介石对曹秀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蒋介石不仅和夫人宋美龄亲自接见了曹秀清，还同意了她去美国的请求。
这也让曹秀清更加看清了蒋介石的丑恶嘴脸，甚至再也不愿意回到台湾了。
最终，曹秀清如愿来到了美国，与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等待着机会前往北京看望杜聿明。因此，在收到杜聿明的信后，曹秀清欣喜万分。
这时，国民党当局也得知了杜聿明的境况，还派人挑拨。不过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女婿杨振宁的亲自安排下，曹秀清还是顺利来到了北京。
在此后的时光中，曹秀清陪伴着杜聿明，一同度过了十八年的幸福时光。
但人生之路，又怎会只是坦途？到了晚年，病魔还是找上了杜聿明，这也直接让杜聿明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在抢救的过程中，杜聿明从昏迷中醒来，在朦胧中，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的曹秀清。
他深情地看着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妻子，叫着妻子的乳名，并提出了一个请求：
“月富（曹秀清乳名），你陪了我几十年，可我陪不了你了。我走以后，你哪里都不要去，不要去香港，不要去台湾，也不要去美国。共产党对我不薄，你要是出去，容易被人当做话柄，制造谣言的……”
对于丈夫的请求，曹秀清自然是感慨万千，感同身受，于是含泪答应了。
接着，虚弱的杜聿明便陷入了昏迷，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他看到身边多了沈醉。
杜聿明艰难地同沈醉招手，表示自己想说点什么。看到杜聿明的示意，沈醉弯下了腰，紧贴着杜聿明的脸颊。
杜聿明虚弱地说：
“过去战乱连年，祸及无辜万千，延续到现在，国家还是处于分裂之中，骨肉同胞不能团聚……”
曹秀清流着眼泪，也在一旁认真听着，听到这里，她哽咽地对沈醉说：“你拿笔把他说的话记下来吧，这恐怕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话了。”
沈醉则说：“大嫂放心，我记得住，我不用笔记，我用心记。”
接着，杜聿明继续说：
“我想拜托你们，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句话，给台湾的老长官、老同学、老朋友，就说国家的统一大业，希望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完成，不能留到下一代人去解决。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他们的责任啊。”
就这样，杜聿明留下了他在这个世界最后的话，于1981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杜聿明为何会与沈醉说那些话呢？这主要是源于杜聿明与沈醉有着深厚的友谊……
相交多年，感情深厚
杜聿明和沈醉相交二十多年，两人的感情十分要好。杜聿明非常欣赏沈醉这位比自己小十岁的后生，沈醉则喜欢杜聿明的热心和助人为乐。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杜聿明和沈醉只有过两次交往。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当时昆明的武器急需运到贵阳，沈醉拿着戴笠的亲笔信在昆明见到了杜聿明。
杜聿明一看到亲笔信，就马上答应会帮助沈醉运送武器。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杜聿明在北平的医院养病，沈醉曾去看望过。
这两次交往，两人只是匆匆见面，为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两人的交情并不深。真正的让两人开始深入交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在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天，他见到了杜聿明。
沈醉刚见杜聿明的时候，杜聿明正在一个巨大的石膏模型内治病，沈醉误以为是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折磨他，深感不安。
直到后来，沈醉忍不住问起，杜聿明才说，那个巨大的石膏模型是用来给他治病的，沈醉才放心。
之后，功德林的战犯在经过一次大规模外出之后，便开始参加一些劳动，杜聿明和沈醉都参加了缝纫组。
令沈醉深感惊奇的是，杜聿明竟然会使用缝纫机，不仅会用，还会修理。
之后，杜聿明告诉沈醉，他当年在机械化部队的时候，所有的汽车、坦克等，他不仅会自己驾驶，还会维修，而他的部队也有一台缝纫机，因此，他也学会了一整套的缝纫技术。
在缝纫组长期参加劳动的生活中，沈醉和杜聿明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随着感情的深入，杜聿明也和沈醉讲了之前打仗以及在战犯管理所经历的很多事情。
刚到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杜聿明是非常顽固的。在两次自杀不成之后，他认为自己迟早都会死的，反正晚死不如早死。
因此在医疗人员给杜聿明治病的时候，杜聿明是有些不满的，他觉得自己利用疾病来达到提前死亡被制止了。
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杜聿明一直没有忘记国民党当局对待共产党人俘虏的态度：一般被捕的共产党提出宁死不投降的时候，面临的结果就是被残忍的杀掉。
刚开始的时候，杜聿明认为自己也会被杀的，但医疗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相关领导的关怀，让他慢慢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同志，对待杜聿明都很客气，连句讥讽的话都没有，而杜聿明感受到的也只有充满着温暖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在想法慢慢改变后，沈醉发现杜聿明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人变得精神多了，也开始积极参加劳动了。
当时，战犯管理所安排战犯们去农场参加劳动。按规定，杜聿明年龄大，身体也不太好，完全可以不用去的，但他却强烈要求要去参加。
沈醉问杜聿明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去呢，杜聿明说，自己去体验一下农民的辛勤劳动，学一点农业技术还是很好的。
到了农场，杜聿明总是带头干活，深受赞扬，甚至不了解情况的人，都看不出来那是一个战犯。
在共同参加劳动的那段时光里，沈醉不止一次地听杜聿明说：“我们在培养果木，共产党在培养我们。”
这也让沈醉深感赞同，通过劳动，沈醉的思想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1959年12月，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其中就有杜聿明。对此，沈醉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杜聿明被特赦后，就不再是战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生活在阳光之下。
沈醉是第二批被释放的，在他体验生活的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将杜聿明等在北京的第一批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杜聿明在担任了这个职务以后是非常开心的，他认为这个职位是非常光荣的，而他也是在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记录和描述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
就是这些，杜聿明征服了沈醉的心，沈醉更加认为杜聿明是个可靠的，值得交往的人。
在沈醉和其他战犯的眼中，杜聿明总是那么认真，总是那么可靠，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就连缝衣服也是那么的用心认真。
1964年，全国政协组成的一支文史专员参观团从北京出发了，其中就包括沈醉和杜聿明。
杜聿明在参观中山陵的时候，颇为感慨，他很有感触地对沈醉说：“想不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来这里，我相信中山先生在天有灵，一定是深感欣慰的。因为共产党不仅把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早已完成，而且已经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了。”
之后，杜聿明和沈醉的感情并没有断。有一次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因误服药物住院后，沈醉还去帮忙照顾过一段时间。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沈醉和杜聿明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在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沈醉和杜聿明一直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杜聿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后，沈醉等人特意前去祝贺，杜聿明却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祖国和人民会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我一定要尽下半生的余年来做些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工作。”
随着时光的流逝，杜聿明也越来越老了，等到沈醉下次再见他，杜聿明已经是病重住院了。住院期间，沈醉细心照顾杜聿明，陪他聊天，聊他们认识的好朋友，聊他们的生活……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杜聿明和沈醉谈到最多的还是祖国的统一大业：“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完成。”
致电蒋经国，但杳无音信
在杜聿明逝世后，沈醉悲痛万分，眼里满是泪水，难过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在杜聿明逝世的当天，曹秀清就给台湾当局的蒋经国发了一封加急的电报，请求能放其在台湾的子女们能到北京奔丧。电文的内容如下:
“我以悲痛之情，奉告我夫杜聿明于5月7日凌晨在北京病逝。请转告我的二女杜致义、女婿徐炳森，二儿杜致勇、儿媳王贵华，三儿杜致严，三女杜致廉、女婿邓天才等七人，于本月21日前，来北京参加追悼会，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思。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至深哀盼。”
这篇电文写得真挚感人，情真意切，字字句句都是骨肉亲情的期盼。这是人之常情，更是一份不容忽视的思念。
同一天，杜聿明生前的好友黄维等人，还特意给在台北的黄杰发去了紧急电报：
“特此电闻并望兄等转请蒋经国先生准其儿女赶回以尽孝道，丧事结束即可返台。”
但曹秀清的电报发出十几天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而台湾当局的不讲情理，不近人情，也让曹秀清更加悲愤，更加伤心。
女儿杜致礼回忆起这件事情曾说：
“让妈妈打电报给台湾的蒋经国和爸爸黄埔的同学，请他们准许弟弟妹妹来北京奔丧是我想出来的主意，电文也是我起草的。为了等台湾的弟弟妹妹，政府还帮我们周旋，将爸爸的遗体接到了有冷藏设备的北京医院·······”
让曹秀清和杜致礼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会亲自来到住处，向曹秀清和杜致礼等人表示慰问。
看到邓颖超出现的时候，曹秀清十分感动，含着泪水和邓颖超诉说：
“我真的想不通，蒋经国本人是个孝子，谁都知道，日本飞机炸死他母亲后，他连夜从赣州奔丧回家，一见母亲的尸体，立即昏死过去，然后拜跪嚎啕，数日之内，饮食不进。既然皆为人子，又为何不让别人也尽人子之道呢？”
与台湾当局不同的是，就在杜聿明逝世的第二天，附有他生前最喜欢的那张照片的讣告，便发布在了《人民日报》上面。
讣告上面提到了杜聿明的追悼会将在半个月后举行。在此期间，文史专员们也不写史料了，他们有的写纪念杜聿明的文章，有的写悼念诗词……总之，杜聿明生前的好友们都在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位好友的哀思。
其中，沈醉的文章是写得最长了，用了将近2万字的文字，概括了杜聿明那光荣而又平凡的后半生。
而沈醉在杜聿明病榻前用心记下的那些话，也成为了文章中的点睛之笔，而这也是他与杜聿明深厚友谊的最高体现。
1981年5月25日，邓小平、邓颖超等人都参加了杜聿明的追悼会，萧克将军致的悼词中提到：
二十多年来，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很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
这悼词也是祖国和人民对杜聿明作出的最为光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