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對集中營的反思，并非在二戰後第一時間迸發，反而一度被遺忘。即使德國，也不過是有限度組織群眾進入德國境内的集中營“現場學習”。與許多人為或人為的災難一樣，“國家重建”很快成為人們有意忘記集中營的借口。許多集中營或被政府征用為倉庫，或被廢棄。
直到上世紀60年代，集中營記憶才得到重視，“奧斯維辛”成為二戰的重要意象。上世紀90年代初，也就是兩德統一後，許多曆史真相被一一揭開，集中營記憶再度突破，扭轉了一直以來的意識形态化，除了猶太人和抵抗者，其他受害者群體也成為被紀念的一部分。
在60年代後的反思熱潮中，第一個被世界熟知的概念便是“平庸之惡”。
1947年，波蘭政府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軍官進行審判，是為“第一次奧斯維辛審判”。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間，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下層人員在德國受到審判，是為“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在第二次審判之前，阿倫特跟蹤報道了“艾希曼審判”，并提出“平庸之惡”。針對下層人員的第二次審判，使得人們更為關注體制内作惡問題：這些被組織脅迫而作惡的集中營底層人員，是否應該承擔罪責？
艾希曼審判▲
答案是肯定的。這場審判擴大了反思的範圍，也正是以，有人認為它的最大意義“不是複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于戰後繁榮的德國社會驚醒……用洪亮、清晰、不容置疑的聲音拷問德國人的良心，讓整個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宮。”
平庸之惡并不僅僅是集中營下層人員的寫照，許多受難者和幸存者都曾是參與者。極具傳奇色彩的波蘭抵抗組織成員皮萊茨基就曾記錄集中營裡的“考波什”：
“他們手裡拿着棍棒，一邊狂笑一邊攻擊我們的同志，他們朝着頭部猛打，将他們打倒在地之後，又朝腎髒與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連人帶靴跳到他們的胸部和肚子上，一邊咯咯笑一邊把人打死。”
考波什就是Kapos，指集中營中被指派為監督員的犯人。要想成為考波什，首先得表現好，得到集中營軍官的認可，而要想得到認可，必須加入作惡的行列中。是以，考波什的工作就是折磨甚至殘殺其他犯人。
悲哀的是，即使是一天之内殺害多名獄友的考波什，也無法真正加入集中營管理者的行列，他們仍然是被管理者，同樣朝不保夕。早上剛剛殺害幾名犯人，下午就輪到自己被關進毒氣室的例子，在集中營裡數不勝數，考波什的殘忍其實正是一種沒有出口的道德困境。類似的道德困境是集中營裡的常态，也促成了集中營的“自我管理”——當有人逃跑時，其他囚犯會自發抓捕并暴打逃跑者，因為一旦有人逃脫，等到大家的都是毒打甚至死亡。
在狹窄的地牢裡，經常會發生你死我活的鬥毆，因為每個人都想搶占門縫邊那個能呼吸到些許新鮮空氣的位置。因為繁重的勞動和營養不良，有人會突然死去，他的肉常被獄友馬上用鏟子硬生生鏟下來吃掉……
對于每個集中營的囚犯來說，要想生存下去（準确來說是“多活幾天”），成為幫兇幾乎是唯一出路。他們利用自己的各種特長，與看守妥協，争取工作機會。因為在集中營裡，先被送進毒氣室的總是老弱病殘，身體強健者更有機會留下來，再就是那些能幫得上忙的專業人士。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裡，就有一個“拔牙小隊”，多半是牙醫出身，負責将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納粹集中熔化提煉。
在所有工作裡，掌握食物配給的囚犯或許是權力最大的，原本就非常有限的食物，多一點少一點也許就意味着生命是否能夠延續。在饑餓的驅動下，囚犯們不但争取這份工作，還會主動維護這個崗位的權威。如果有囚犯冒犯負責分餐的人，其他犯人甚至會一擁而上将他的頭按在湯桶裡活活溺死，這種搶着出手的行為，無非是想向分餐者讨好。
這樣的殘酷并非僅僅出現在納粹集中營，在所有類似體系下都是如此。前文提到的波蘭抵抗組織成員皮萊茨基就印證了這一點。
極具傳奇色彩的他，被稱作“唯一自願進入集中營的囚徒”。1940年，他故意被捕，然後在集中營裡成立秘密反抗組織。但他一直未能得到來自外界的武器援助，有能力者始終保持沉默，使得計劃中的反抗暴動無法施行。1943年，無奈之下的皮萊茨基逃出集中營。此後，他寫過幾份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報告，成為珍貴資料。
皮萊茨基▲
這位兼具武勇、謀略和膽量，主動進入集中營又能全身而退的英雄，沒有死于納粹之手，卻在二戰後遭遇厄運。因為忠于波蘭流亡政府，反對霸權，他于1948年被處決。他曾在獄中表示：
“跟這裡相比，奧斯維辛實在是兒戲，被蘇聯訓練出來的波蘭人簡直心狠手辣。”
多年後，皮萊茨基終于得到平反，就像奧斯維辛的記憶成為共同記憶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