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集中营的反思，并非在二战后第一时间迸发，反而一度被遗忘。即使德国，也不过是有限度组织民众进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现场学习”。与许多人为或人为的灾难一样，“国家重建”很快成为人们有意忘记集中营的借口。许多集中营或被政府征用为仓库，或被废弃。
直到上世纪60年代，集中营记忆才得到重视，“奥斯维辛”成为二战的重要意象。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两德统一后，许多历史真相被一一揭开，集中营记忆再度突破，扭转了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化，除了犹太人和抵抗者，其他受害者群体也成为被纪念的一部分。
在60年代后的反思热潮中，第一个被世界熟知的概念便是“平庸之恶”。
1947年，波兰政府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军官进行审判，是为“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下层人员在德国受到审判，是为“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在第二次审判之前，阿伦特跟踪报道了“艾希曼审判”，并提出“平庸之恶”。针对下层人员的第二次审判，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体制内作恶问题：这些被组织胁迫而作恶的集中营底层人员，是否应该承担罪责？
艾希曼审判▲
答案是肯定的。这场审判扩大了反思的范围，也正因此，有人认为它的最大意义“不是复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于战后繁荣的德国社会惊醒……用洪亮、清晰、不容置疑的声音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让整个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宫。”
平庸之恶并不仅仅是集中营下层人员的写照，许多受难者和幸存者都曾是参与者。极具传奇色彩的波兰抵抗组织成员皮莱茨基就曾记录集中营里的“考波什”：
“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我们的同志，他们朝着头部猛打，将他们打倒在地之后，又朝肾脏与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连人带靴跳到他们的胸部和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死。”
考波什就是Kapos，指集中营中被指派为监督员的犯人。要想成为考波什，首先得表现好，得到集中营军官的认可，而要想得到认可，必须加入作恶的行列中。所以，考波什的工作就是折磨甚至残杀其他犯人。
悲哀的是，即使是一天之内杀害多名狱友的考波什，也无法真正加入集中营管理者的行列，他们仍然是被管理者，同样朝不保夕。早上刚刚杀害几名犯人，下午就轮到自己被关进毒气室的例子，在集中营里数不胜数，考波什的残忍其实正是一种没有出口的道德困境。类似的道德困境是集中营里的常态，也促成了集中营的“自我管理”——当有人逃跑时，其他囚犯会自发抓捕并暴打逃跑者，因为一旦有人逃脱，等到大家的都是毒打甚至死亡。
在狭窄的地牢里，经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殴，因为每个人都想抢占门缝边那个能呼吸到些许新鲜空气的位置。因为繁重的劳动和营养不良，有人会突然死去，他的肉常被狱友马上用铲子硬生生铲下来吃掉……
对于每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要想生存下去（准确来说是“多活几天”），成为帮凶几乎是唯一出路。他们利用自己的各种特长，与看守妥协，争取工作机会。因为在集中营里，先被送进毒气室的总是老弱病残，身体强健者更有机会留下来，再就是那些能帮得上忙的专业人士。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就有一个“拔牙小队”，多半是牙医出身，负责将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粹集中熔化提炼。
在所有工作里，掌握食物配给的囚犯或许是权力最大的，原本就非常有限的食物，多一点少一点也许就意味着生命是否能够延续。在饥饿的驱动下，囚犯们不但争取这份工作，还会主动维护这个岗位的权威。如果有囚犯冒犯负责分餐的人，其他犯人甚至会一拥而上将他的头按在汤桶里活活溺死，这种抢着出手的行为，无非是想向分餐者讨好。
这样的残酷并非仅仅出现在纳粹集中营，在所有类似体系下都是如此。前文提到的波兰抵抗组织成员皮莱茨基就印证了这一点。
极具传奇色彩的他，被称作“唯一自愿进入集中营的囚徒”。1940年，他故意被捕，然后在集中营里成立秘密反抗组织。但他一直未能得到来自外界的武器援助，有能力者始终保持沉默，使得计划中的反抗暴动无法施行。1943年，无奈之下的皮莱茨基逃出集中营。此后，他写过几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报告，成为珍贵资料。
皮莱茨基▲
这位兼具武勇、谋略和胆量，主动进入集中营又能全身而退的英雄，没有死于纳粹之手，却在二战后遭遇厄运。因为忠于波兰流亡政府，反对霸权，他于1948年被处决。他曾在狱中表示：
“跟这里相比，奥斯维辛实在是儿戏，被苏联训练出来的波兰人简直心狠手辣。”
多年后，皮莱茨基终于得到平反，就像奥斯维辛的记忆成为共同记忆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