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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劉斐，以其過硬的軍事理論素養，以及多年帶兵作戰的實踐經驗，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一部作戰組組長，統管全國軍隊對日作戰。
［國軍中将劉斐］
尤其是起草群組織實施事關國家命運的戰役的制定工作，包括準确判斷日軍的作戰意圖。雖然官級是個組長，可是這個組長放在當時的國軍将領裡，還真是屬于鳳毛麟角之類。誰都知道沒有超強的智慧和卓越的預見能力是無法勝任這個組長角色的。
劉斐擔任了這個極其重要的職位，可見國民政府，當然，更包括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劉斐是抱有很高的期望的。劉斐也深知在國家處于危難之際，讓他擔任這樣重要的職務，更要竭盡全力為國家出力。
面對日軍“七七事變”後對我國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态勢，始終狂妄的叫嚣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謬論。劉雯深知并不是日軍大學營完全藐視中國，才變得如此任性和狂妄。
劉斐為何對日本有這樣的認知，于他自1927年東渡日本考取了日本陸軍步兵專門學校學習，自1930年從日本陸軍步兵專門學校畢業後，因成績優異，被免試擢送到專門培養日軍進階指揮軍官的日軍陸軍大學繼續學習四年，不僅僅是一個日本通，更深刻的了解了日軍作戰的特點和他們的不足。他深知日本是一個島國，雖然在現代化程序上快于我國，特别是工業化領先于中國的優勢更為明顯。
但是，由于日本四面環海，無論是在人口，資源、還是擁有國土面積上和中國有着巨大的差距，先天條件限制，迫使日本不得不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必須在短時間内打垮中國，迫使中國政府投降。
我國雖然在工業化，特别是軍隊的裝備和軍人的訓練上和日軍相比完全處于劣勢。但是，我國人口衆多，兵源相對充足，國土從南到北，由西到東面積廣袤，地理各異，資源豐富，隻要我們堅定信念，充分發揮各種有利形勢，做到持久的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終将會戰勝日本對我國的侵略，最終取得抗日戰争的完全勝利。
劉斐的建議得到了國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很多進階将領的贊同，更被白崇禧将軍概括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經典論斷，作為我國抗日戰争，主要是由國民政府主導的正面戰場的基本戰略思想。
［淞滬會戰向日軍射擊的國軍德械師］
當淞滬會戰尚未拉開序幕，劉斐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賦予制定整個淞滬會戰的戰役計劃，他的大腦裡開始思考如何在敵強我弱的現實面前，以最小的代價達成最好的結局，盡可能的儲存國軍的實力，為長期抗戰積累力量。
劉斐面對各種有關日軍的情報和資訊源源不斷的彙集到他的手裡。他經過認真彙總，得知日軍投入了地面部隊8個師團又2個旅團總兵力20多萬人，作戰飛機500多架，坦克300多輛，軍艦30多艘，重炮300餘門，以及山炮、迫擊炮和擲彈筒不計其數。雖然，國軍投入了8個集團軍，總計80餘萬人的兵力，可是飛機隻有少的可伶的數十架，無一艘軍艦可以對日軍陣地開火，其他重武器更是隻有日軍的零頭，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敵我武器裝備在數量上如此懸殊，他不是在一線指揮具體戰鬥的指揮官，可以不顧一切隻是為了戰鬥的勝利，不考慮其他綜合因素。他懂得自己的職責不是不顧一切的和日軍拼命，作為一個愛國軍人，劉斐當然知道守住上海的重要性。但是，他數次深入前線進入陣地觀察，目睹國軍将士們在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以及來自海上、江面上的日軍軍艦的重炮轟擊下，一批批英勇無畏的指戰員，瞬間被炸得血肉橫飛。
使得他作為智囊的作用必須冷靜，必須保持克制，覺得不能在做這樣無謂的犧牲，必須按照已經形成的指導全國抗日的方針“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堅定不移的實施，決不能在淞滬戰場，讓日軍全殲我國軍隊的主力部隊。
特别是當他接獲了電文說日軍增援淞滬會戰的部隊，從側面杭州灣登陸，将對上海國軍實行迂回包圍。在這極為不利的形勢面前，他立即向負責淞滬會戰的總指揮，也是全國抗戰軍隊的總司的令蔣介石建議，淞滬會戰必須盡快停止，各集團軍按照作戰組制定的撤退計劃有序撤離現有戰場，以儲存我軍的實力，再尋機殲滅日軍。
正在指揮所有國軍頑強抵抗日軍的蔣介石，對劉斐的建議想了很長時間的。作為統帥，他當然知道我們的軍隊裝備和軍人整體實力與日軍差距非常大，很多部隊整營、整團上了戰場，多達幾天，甚至隻有半天就全部犧牲在戰場上了。但是，上海可是中國的經濟和工業中心，不拼死保衛，又如何能夠支援中國的長期抗戰對工業物資的需要呢。
可是，當蔣介石冷靜下來，他知道上海集中了來自全國的國軍主力部隊，一旦被武器裝備精良的日軍全面包圍，那中國的抗日何從談起呢，沉思良久，最終蔣介石采納了劉斐的建議，最終撤離了淞滬戰場的所有陣地，儲存了國軍能夠繼續抗戰的實力和本錢。
就在中國逐級拼死抵抗日軍的侵略，延緩日軍兇猛的攻勢，主動向大後方撤離期間，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日軍由于未能在江淮流域的重鎮徐州會戰中，達到再次實作殲滅國軍主力的罪惡目的。遂改變了戰略，希望依靠日軍自身強大的海空軍優勢，采取沿長江南北兩岸分齊頭西進的态勢，實行所謂“長江躍進戰略”，具體戰略的最終目标為占領華中重鎮武漢。
此時的劉斐也來到了武漢，在國民政府軍令部主管作戰，全程參與武漢會戰的策劃和指導。由于武漢是華中的重鎮，國軍調集了14個集團軍，總兵力近110萬人，同樣的，日軍為了攻克武漢，集中了14個師團的兵力，約25萬人，抱着志在必奪的架勢，洶湧而來。
［向日軍射擊的國軍重機槍陣地］
此次會戰，客觀上來說國軍的武器裝備與淞滬會戰相比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和日軍相比還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要把這110萬國軍部隊分派的位置準确，都能夠有效地打擊日軍，作為負責武漢會戰制定人的劉斐如何排兵布陣，以最大限度阻止日軍的進攻節奏，為武漢地區的學校和工廠裝置的搬遷赢得時間，才是他每時每刻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地方。
正當劉斐和屬下們每天緊盯着沙盤推演，以及敵我雙方兵力對比的演練對抗中。一天他接到了一封信，給他來信的人是劉斐在日本陸軍大學的教官吉古闆元寫來的，信中除了叙說師生之情，更多地是勸告劉斐，要認清眼前的形勢，中國遲早一天要被日軍完全占領，你隻要投靠日本，憑你的資曆和能力為日軍服務，肯定比你現在的地位要高許多倍。當然，也是有條件的，就是讓劉斐提供中國軍隊防衛武漢的具體作戰部署計劃，以便讓日軍迅速占領武漢，消滅國軍保衛武漢的主力部隊，繼而能用更充裕的兵力侵略西南，實作占領中國全境的目标。
劉斐看完這封信後氣憤不已，他心裡感到雖然是在日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這絕不是我可以背叛祖國的理由。想到這裡，他毫不猶疑的把這份信交給了國民政府，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以表明和日寇勢不兩立的立場和誓死不當漢奸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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