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建國初期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下鄉搞農村情況調查。
一天夜裡，曾希聖正巧與時任安徽共青團省委書記的項南住在一個屋内。
兩人在炕上聊天的時候，曾希聖忽然發現眼前這個年輕有為的項南很像一個人。接着曾希聖突然很興奮地問道：“你小時候去沒去過上海？”項南驚了一下回到：“不隻去過，我還在那裡生活了好久。”
曾希聖一聽，更加興奮緊忙又問道：“你還記得當時住在上海什麼地方麼？”
因為畢竟那是已經過了二十多年的事了，項南被這突然一問，愣了一下子說：“容我想一想。”
曾希聖又問：“那你還記得你父親是幹什麼的？”這時項南模模糊糊地說：“我父親好像是跑生意的。”這句話讓曾希聖想到為何項南要用到好像呢？這說明項南父親的行蹤很神秘。曾希聖此時心中更加堅信自己心中的答案。
項與年
就在曾希聖還在思考的時候，項南忽然想起了上海的住址，他說道：“想起來了，我當時是在上海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裡24号住過。”
因為這個位址當時就是中共位于上海地下黨活動的位址，曾希聖便徹底确定項南的父親就是自己的老戰友梁明德。
但是一個姓項，一個姓梁，為什麼會是父子關系呢？這就需要從20世紀30年代說起了。在那個戰火連連的時代，不僅戰場上會有血雨腥風，還有一個沒有硝煙的戰争，那就是從事情報工作的地下黨員們。
因為一直潛伏在敵人之中，時刻都面臨着死神，再加上蔣介石搞得“白色恐怖”，更是讓中共地下黨處在危急之中。
是以這個時候，有很多地下黨同志為了隐蔽自己的身份，經常要改變自身裝着和姓名。
而項南的父親梁明德，正是那個時候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他的原名叫項與年，又名項廷椿。
1896年出生于如今被譽為紅色之都的福建連城縣。由于那時候處于晚清時期，多年的戰火侵襲，很多普通人家都過得十厘清貧。
曾希聖
年少的項與年家中也不例外。從小因為家中貧困，項與年沒有機會念書，而是一直在家中務農。但年少的項與年聰明機智，在周邊小夥伴中算是一個“小領袖”，特别有組織能力。而且項與年雖然沒有上學讀書，但是也十分刻苦，他每當路過私塾的時候，聽到裡面傳來的朗朗讀書聲，都會停留片刻，蹲在地上拿起草棍在地上寫寫畫畫。
有一次，項與年在南京讀書的胞兄項廷爵回鄉的時候，看到項與年如此刻苦，便将随身的幾本書送給了項與年。
第一次拿到書本的項與年十分興奮，從此以後更加刻苦地去鑽研學習，并且将項廷爵當成崇拜的對象。
就這樣，慢慢的項與年盡管沒有上過學，但是也通過自己刻苦努力，對一些普通的知識也有一定了解。直到1918年，22歲項與年決定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胞兄項廷爵。而此時項廷爵早已畢業，并且在南京的法院當上法官。
接着，項與年便隻身來到南京投奔項廷爵。之後項與年又在胞兄的幫助下，又學習了許多知識，看了許多當時先潮的書籍，項與年的思想也随之變得十分開明且向上。
他看透了封建毒瘤思想的危害，毅然決定擔起了責任參加到孫中山所率領的革命隊伍。但意外的是，孫中山于1925年因為身患疾病去世。一時間失去了精神領袖的項與年十分痛苦。但再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了中共黨員。
晚年的項與年（左）
項與年看到當時中共所立下的“規律”，内心十分震撼。因為他找到了真正可以救百姓于水火的隊伍。在同一年，他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并且很順利地加入了中共，成為了一名榮耀的中共黨員。
入黨後，項與年積極參與行動，很快得到了黨組織的認可，并且于同年年底被委派到今印度尼西亞加裡曼丹島進行黨組織工作，并且在當地華僑中有着很好的名聲。
但是在1927年，在國外工作兩年的項與年突然被遣傳回國。回國後，項與年來到上海加入到由周恩來親自組建的中央特科“紅隊”工作。說到紅隊，不得不格外介紹一下這個當時威震敵特的隊伍。
紅隊原是中共中央特科建立的，也就是由當時主抓情報工作的周恩來一手創立的。因為紅隊所接觸的任務都是比較機密、危險性極高的，是以對于人員的要求也是比較高，訓練強度較強的組織。
紅隊發展到最強盛的時候，曾擁有40多名行動隊員，由于經常執行懲辦叛徒、敵特的任務，是以這些隊員們幾乎全部都是神槍手，而且還都會僞裝成普通人駕駛汽車。紅隊人員不僅裝備各種手槍，還有化學手榴彈，一旦遇到重大鋤奸任務，還會從外面調來機關槍。
項與年就是在紅隊工作期間，槍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是在這期間，項南是跟随父親一起生活最久的一次。當時剛剛9歲的項南在上海的一所國小裡讀書，每天都看到父親項與年頭戴禮帽，身着長袍，一副生意人的打扮，這也是年少時項南心中父親的唯一形象。
1929年8月24日，中共廣東負責人澎湃、楊殷等上司在上海新閘門路開會的時候，由于被人出賣，被敵特逮捕。當傳來4天後就是敵人要迫害中共同志的日子，項與年與紅隊人員參加到營救澎湃等上司的任務中。
8月28日，項與年等人在行刑必經之路上海楓林橋，裝扮成電影公司的外景隊，一早開着幾輛開車到達路口。并且很快将攝影機架設在路邊，展示出正在拍電影的氣氛。而項與年與紅隊隊員們則化妝成導演、演員、攝影師之類的人物。
他們的身上都藏有手槍，并且全部上了膛。道具中還藏有機槍和手榴彈武器。在囚車必經的道口還停着一輛裝有大米的卡車，一旦看到囚車出現，大米車馬上沖上道口将路攔斷，然後項與年等人可以将米袋當成掩體進行射擊。
民國商販
一切都準備好之後，囚車也一直沒有出現。直到傍晚，項與年一隊人收到通知，原來敵人的囚車早在他們趕到之前就穿過楓林橋開往刑場的路上了。就這樣，中共澎湃、楊殷等四位上司同志在8月30日從容就義。
數位烈士被害後，項與年與紅隊人員全部表示要為他們報仇。就這樣，他們調查到了當時出賣澎湃等人行蹤的漢奸白鑫的行蹤。原來漢奸白鑫出賣情報害死了澎湃、楊殷等人，他意識到自己一定會受到“紅隊”的威脅，是以便想着要出國避避過頭，并且準備11月11日準時離開上海。
就這樣，在11月11日的晚上，項與年與紅隊人員在白鑫所在的會館附近潛伏下來。果然在夜幕時分，漢奸白鑫與國軍幹部範争波一同出現在門口，準備上車出發。
漢奸白鑫剛剛把車門拉開，突然“啊”的一聲，白鑫等幾位漢奸全部吓了一跳。刹間，項與年與紅隊七八個人像從地下蹦出來一樣，大喊道：“紅隊，在此已經等候多時。”
還沒等護送白鑫的保镖掏槍，項與年等人就已經開火。瞬間，火光四射，保镖一個個地倒下。漢奸白鑫被吓得慌張地想要撿起手槍抵抗，隻聽“嘭”地一聲，漢奸白鑫也倒在了地上。緊接着，紅隊所有人又向白鑫身上開了數槍，漢奸白鑫成了篩子。
這次行動中，大漢奸白鑫與範争波等四人全部當場斃命。後來這件事震驚了整個上海灘，包括所有的敵特，從此以後項與年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也越加的困難了許多。
組織上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認為上海還需要更多的情報人員。就這樣，在1930年11月，一直在武漢進行情報工作的曾希聖被調到了上海，開始進行偵察機要工作。
也是在這一年，曾希聖與同在上海工作的項與年接觸的機會多了起來，兩人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大談特談，展望革命勝利後的社會。
曾希聖由于經常去項與年家中，對項與年兒子項南也是格外喜歡，并且經常帶他出去買糖、遊玩。也是從這個時候，項與年與曾希聖成為了要好的戰友。
直到1932年，蔣介石在江西調動了十萬大軍準備對中共蘇區進行攻擊，一時間江西局勢危機，項與年應組織上委派，馬上就要去江西進行工作。
不過由于項南年齡尚小，加上工作的特殊性，隻能再次與項南分離。就這樣，項與年将項南托付給了一個上海的老鄉張雪澄。
左為晚年的張雪澄
張雪澄與項與年都是福建連城縣生人，兩家是緊鄰的兩個村。張雪澄是1905年生人，與項與年相差9年。在張雪澄年少的時候，曾在家鄉聽到過項與年的演講，從此内心也是十分向往項與年所提到的外面的世界。
不過張雪澄的家境要比項與年敦實很多，家裡有個開藥房的叔叔，是以從小的時候張雪澄經常跟叔叔學習。
最終在1928年，23歲的張雪澄考上了上海群治大學。也是在上海念書的時候，張雪澄與項與年再次相遇。
從這以後，張雪澄經常與項與年聯系，并且向他學習許多新潮思想。而項與年雖然工作的特殊性，必須謹慎對待身邊每一個人。但項與年對眼前這個滿眼渴望學習新鮮知識的小老鄉格外的放心，并且還把家庭住址告訴了張雪澄。不過項與年囑咐張雪澄不要把他的位址告訴其他人。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張雪澄猜測到項與年是在從事地下工作。是以他從來都不會向同學們提起他身邊有這麼一個朋友。
直到1930年2月，張雪澄離開上海坐上了返鄉的輪船。但不幸的是，當路過潮州的時候卻發現當地土匪橫行，根本無法返鄉，無奈，他隻能住在潮州一個朋友家中。
這一住就是三個月，張雪澄發現這麼待下去也不是辦法，土匪不知什麼時候能消滅。他便決定要傳回上海，但卻不知道回到上海該幹些什麼？
這個時候他想起了項與年，便寫了封信給項與年，希望他能幫助自己找到一份工作。
項與年收到信後，表示非常願意幫助這個老鄉，并且回信表示：可以讓張雪澄搬到自己住址附近的樓内住。張雪澄很快便收拾了行李傳回到上海。
晚年項南
又過了兩個月，張雪澄憑借自己的能力考近了當時職教社辦的教師一職，也是從這個時候，張雪澄離開項與年家，來到鄉下進行職業教育。
張雪澄正是在項與年的幫助與鼓勵下，才正式走上了職業教育之路，是以他與項與年的關系也是十分的親密，并且非常感激項與年。
直到1932年項與年馬上要離開上海，趕往更危險的江西進行情報工作。此時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還在讀書的項南。突然，他想到了這個老鄉張雪澄，便想着讓他幫忙照顧下項南。
随後，項與年便給張雪澄寫信表示自己就要離開上海，希望他能照顧在強恕園藝學校讀書的兒子項南的生活。張雪澄收到信後馬上回複“讓項與年放心，一定會照顧好項南的。”
也是從這一天開始，張雪澄每個月都會給項南送去5塊大洋，供他學習生活之用，一直到項南畢業。
而來到江西後項與年已經正式更名為梁明德，并且一直潛伏在江西德安地區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的麾下。
而國民黨高官莫雄正是中共的地下黨員。他也是曾與孫中山一起幹過革命的人，但是從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奪權後便開始排除異己。莫雄為人正直開明，十分反感國軍内部的腐敗氣息，并且與中共黨員都有交往。
莫雄
直到1930年賦閑上海的莫雄，曾向中共申請想要入黨。不過經過考慮後，莫雄感覺自己留在國民黨内部，更能為中共做出貢獻。是以他舍棄入黨申請，一直潛伏在蔣介石身邊。
直到1933年10月，蔣介石委任莫雄為江西德安區保安司令，并且讓他自己組成班子。就這樣，莫雄将包括項與年在内的許多中共黨員全部安插在國軍内部。（此時項與年已更名梁明德）
此時梁明德在這裡充當情報參謀，主要在敵人内部建立黨組織。後來在1934年10月初，蔣介石準備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并且召集了200多位師部以上級别的軍官一同開會，莫雄作為江西德安區保安司令也參與會議。
會議中，蔣介石制定了前所未有的“鐵桶計劃”，意在用150萬大軍分多路圍剿處在中央蘇區的10萬紅軍。
莫雄深知這次計劃如果一旦成功，那麼對于紅軍的損失将十分大。他意識到必須要将這份檔案趕快送到紅軍手中。
就這樣，他冒着被殺頭的危險，會議結束後便馬上傳回到司令部，召集了項與年、劉啞佛等地下黨員，将這個情況告訴了他們。項與年等人看完這份情報後，更是身出冷汗，随後馬上用秘密電台向中央蘇區先通報“鐵桶計劃”要點。
之後，項與年等人連夜将整個計劃内容都用特制藥水都密密麻麻地寫到四本學生字典上。第二天天還沒亮，也就是1934年的10月1日，項與年便匆忙帶上檔案上路趕赴中央蘇區。
起初項與年打扮成教師從德安出發，但當來到興國的時候，他發現路路都有把守，隻要是年輕人都會被敵人守兵抓走。項與年意識到自己這樣一定過不去的，經過思考後，他用磚頭硬是敲掉了自己四顆門牙，将自己打扮成一個乞丐。
就這樣，項與年為了中央蘇區紅軍的安危，他忍受着劇痛，硬撐着身體途徑了六天六夜，終于到達了瑞金。當項與年将這份檔案交給周恩來手上後，周恩來馬上着手準備突圍，并且于3天後，1934年10月10日，紅軍開始了震驚世界的兩萬五千裡長征。
紅軍正式開始長征後，項與年也并未歇息，而是馬上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繼續奔波在地下工作的第一線。而就在項與年一直為組織奮鬥的同時，他與家人一直處在失聯階段，就連他的女兒已經病死，項與年也全都不知。至于兒子項南的下落，他更是無心顧及，全身心地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革命事業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已經50歲的項與年向組織上申請要前往艱苦的東北進行解放工作。
但是組織考慮到他身體原因，并不同意他前去東北，但項與年意志堅決，最終被派往了如今黑龍江延壽縣進行開辟工作。
當時雖然日本已經投降，但是還有殘存日軍在頑抗。此外還有地方反動武裝的存在，項與年一路上也指揮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戰鬥。并且還剿滅了許多地方保安隊。經過了近半年時間，項與年于1946年1月24日才到達延壽縣。
剛到延壽縣城下，還沒來及歇息，項與年所率的連隊又與當地的反動武裝進行了交戰。不過武器先進的日軍都被打跑了，何況這些地方武裝了。果然這些地方武裝都不堪一擊，項與年很快便将延壽縣給解放了。
之後項與年成為了延壽縣的縣長，并且開始了一系列的民生工作。讓飽受土匪摧殘的當地百姓都解決了無米之炊。項與年在延壽縣工作期間，從來都是穿着一件大衣和一條已經縫補十多個洞的灰色毛褲。
當有從業人員提出向上級申請一套新衣服時，項與年卻說道：“有的老百姓還穿不上這樣的衣服呢，别看它破，隻要能防寒就行。”雖然項與年對自己的生活非常苛刻，但是對其他任卻是十分關心。
在一次剿匪戰鬥中，延壽縣一個警衛員父親被土匪打死，但家中還有母親和妹妹三人相依為命，頂梁柱沒了，家中生活十分困苦。項與年得知後，便刻意吩咐民政部門要定期給他們家發放補助，就這樣一直持續了八年之久，那一家人才知道這是縣長的幫助。
也是因為項與年種種對待人民的事情傳出去後，延壽縣當地百姓都把梁縣長當成了真正的父母官，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原來他的真名叫項與年。
就這樣，一直到1946年12月27日，項與年離開了延壽縣。1949年，項與年又調任遼甯省旅大行署農林廳廳長。
項與年的家鄉
而此時已經31歲的項南也一樣在革命事業中發揮着熱量。項南在上海強恕園藝學校畢業後，也積極參加到了革命工作中，并且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
後來由于日寇的破壞，項南在桂林被困，後來在張雪澄向阮南田介紹下，21歲的項南暫時加入到桂林的“職教社”進行工作。
之後項南在桂林與中共地下黨取得了聯系，經香港又傳回到新四軍軍部，這一年是1941年。回到新四軍後，由于當時戰事的密集，項南不斷地随着部隊轉移，也是從這個時候與張雪澄失去了聯系。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後，項南回到上海開始尋找打聽張雪澄的住址。後來通過張雪澄原機關打聽到了消息，項南則親自前往看望張老，并且詢問關于父親的下落。
可謂是上天安排，在項南走後不久，張雪澄又收到了一封來自遼甯大連的一封信。張雪澄看到署名梁明德，心中還有疑惑，因為在他的印象中根本就沒有接觸過這個梁姓朋友。
但是當他打開信封看到字迹的時候，一股莫名的親切感撲面而來，張雪澄斷定這字迹就是項與年寫的。
信中内容也是項與年詢問關于兒子項南的下落。但不問世事的張雪澄隻知道項南是在安徽工作，但是具體做什麼職位，他卻不知。是以他在信中隻回複到他兒子項南已在皖工作。
曾希聖夫婦
項與年收到回信後十分開心，因為他知道了他的兒子還在世，并且和他一樣在為國家效力。
就這樣，他馬上聯系了戰友曾希聖（此時曾希聖是安徽省第一省委書記）。項與年希望能通過曾希聖找一下自己的兒子。
曾希聖收到項與年的信後，便馬上開始四處打聽，但是尋找了一年也沒有發現梁明德兒子的線索。曾希聖非常苦惱，這時他找來當時任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的項南，希望他能幫忙找找。然而由于當時項與年用的名還是梁明德，是以項南并沒有想到改名換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的父親。
就這樣，項南又接着找了一年還是沒有找到。直到有一次曾希聖與項南共同下農村搞調查的時候，晚上兩人共同在一個屋内休息的時候，也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段故事。
真可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原來項南就是要尋找的人。曾希聖與項南面對面會心一笑, 接着項南一下摟住曾希聖，熱淚盈眶。
就這樣，項南找到了自己離散二十多年的父親，而梁明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兒子。這一年是1952年，時隔項與年最後一次與項南分别已經整整二十年。
很快，項南與父親項與年取得了書信聯系，但是由于當時工作的需要，兩人并沒有抽出時間見面，而是一直奮鬥在第一線。
直到一年後1953年，項南到北京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才與父親梁明德見到面。
這一次借着工作機會的見面，卻是父子倆很難得的機會。從此以後他們更多的是通過書信的聯系，因為他們心裡明白，身為中共黨員就要“舍小家、保大家”。
也就是在這種無私奉獻的理念下，就在1978年項與年病逝之時，項南還代表着中國農機出國考察，并沒有來得及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