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婦科惡性良性腫瘤醫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和惡性良性腫瘤鬥智鬥勇。
在醫院，很多癌症患者常常會問一句話，為什麼我會得這個病？
大部分時候我給不出答案，但有時也有例外，比如有一種卵巢惡性良性腫瘤，它的發生就是被寫進“基因”裡的。
2019年上半年，我第一次接到賀女士通過網絡醫療平台打過來的求醫電話，話音裡透露出絕望和無助。
當時她剛确診為卵巢癌，在當地醫院做了穿刺，結果很不好，醫生診斷是惡性程度較高的漿液性卵巢癌，并出現了鎖骨淋巴結腫大。
仔細詢問了她的家族病史後，我發現這個病例不一般，她家族中的女性好像被命運“詛咒”了。
賀女士的媽媽在58歲時确診了卵巢癌，治療一年多去世了。而在此之前不久，她的小姨查出了乳腺癌。
到了她這一輩，親妹妹早兩年确診了乳腺癌，而她是媽媽家裡第4位罹患癌症的女性。
據賀女士回憶，她的媽媽确診前一年，因為消瘦、肚子逐漸變大等症狀去醫院檢查，一确診就是卵巢癌三期。
雖然當時很快就做了手術，但痛苦的手術和術後三輪化療沒能攔住病魔的腳步，當年年底就複發了。
雖然，媽媽已經離開8年了，但賀女士每每想起她生命最後一程都會心如刀絞。
一年多與病魔鬥争的時間裡，她的生存品質很差，每一天都過得非常煎熬。
更讓人心痛的是，媽媽離開沒多久，賀女士的親妹妹又确診了乳腺癌。
“我妹妹那年才40歲。”賀女士記得，她取到妹妹的穿刺病理報告之後，一個人坐在車裡放聲大哭。
如今，自己也得了和媽媽一樣的病，賀女士說她想不明白，怎麼癌症就專門逮着她們一家人“欺負”了呢？
一家四位女性成員集中于這兩種癌症，發病年齡又都比較早，賀女士悲觀地認為這是“命運的安排”。
她在确診以後一度陷入絕望：
“真要是像我媽當年那樣受罪還治不好，我甯可直接死了。”
在電話裡聽完賀女士的叙述，我告訴她，千萬不要放棄希望，事情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根據她提供的線索，我分析她們一家人的病情很可能是遺傳性乳腺癌-卵巢癌綜合征，需要做基因檢測來驗證。
盡管她的病情已經進展到了卵巢癌晚期，但現在的治療手段也與8年前她媽媽患病時有很大不同。
除了手術化療之外，還有特異性靶向藥等新藥，特别是家族性BRCA基因突變的患者，從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大。
我建議她來北京治療。
賀女士很快來到北京，我們把她的治療規劃成三個階段：
先手術，術後配合化療，再用靶向藥進行維持治療。
2019年3月賀女士做了惡性良性腫瘤細胞減滅術，成果令人滿意：
盆腔的惡性良性腫瘤大部分都被切除掉了，一些殘餘的、有癌細胞轉移的淋巴結可以交給術後化療解決。
手術後基因檢測結果出來了，驗證了我之前的猜想，賀女士果然是BRCA1基因的突變基因攜帶者，其他的檢測結果也都符合“遺傳性乳腺癌-卵巢癌綜合征”。
看到這個結果，我的内心其實也有點複雜。
如果賀女士的媽媽、小姨和妹妹都能早做這個檢測，或許癌症就可以被預防性治療，或許她們一家人的故事就可以被改寫。
緊接着我們給賀女士實施了化療。
經過6個療程的“紫杉醇+卡鉑”化療方案，成功把她的惡性良性腫瘤标志物（CA125）名額從218降到3左右，并且鎖骨上的轉移淋巴結也有大幅度縮小。
接下來的維持治療階段是個關鍵，在沒有靶向藥時，卵巢癌晚期患者的生存率一直很低。
賀女士服用的卵巢癌特異性靶向藥叫奧拉帕利，剛開始服用的時候，奧拉帕利還沒有進入醫保，賀女士每個月光吃藥就要花4萬多元；
但幸運的是，如今藥物已納入醫保，每個月的服藥成本降到了4000元左右，對于家庭的負擔也減輕不少。
如今，賀女士做完手術已經2年半，病情一直都很穩定。
她的體力也越來越好，一天走上一萬步都沒問題，複診時她告訴我四個字：
“特别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