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争是我們民族記憶中最為深刻的之一，八十年前，日軍侵華，在中華大地上犯下了難以饒恕的罪行，1937年在攻破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之後，更是燒殺劫掠6周有餘，殺害三十多萬南京市民和已經放下武器的士兵。但是在戰後，日本一直對南京大屠殺不予承認，而日本首相更是多次參拜供奉着日軍戰犯的靖國神社，不斷挑動着中國群眾的神經。
雖然多數日本人都已經自動忘記了多年前施加給别人的苦難，但是在日本民間，總還有那麼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為自己的過去、為本民族的過去而忏悔。
一個曾經的侵華老兵成為了反戰人士
本多立太郎就是這樣一位忏悔者，2005年的時候，一則新聞刷遍了大江南北，在衆多媒體和老百姓的注視下，一位91歲高齡的侵華老兵分别在盧溝橋、上海兩度下跪謝罪，并在第二年尋得被自己殺害的新四軍戰士後，親自在墓碑前忏悔贖罪。這位已經九十多歲的老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三次下跪，當衆忏悔，用最真誠的姿态表達自己對戰争罪行的愧疚。
本多立太郎出生于1914年，家鄉是在北海道，早年間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并在《朝日新聞》中擔任過兩年記者，1939年，随着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打開局面，日軍将大量的部隊投入到治安戰中，兵力吃緊，本多立太郎也被征召入伍，并在8月份被派到了中國，直到1942年才傳回日本。
本多立太郎被派到了日軍第15師團第52聯隊，到中國後不久就随着部隊來到了江蘇金壇，在這裡，入伍不久的本多參加了針對新四軍黃金山駐地的進攻。
戰鬥非常慘烈，當時新四軍的裝備太差，面對優勢兵力的日軍，隻能敗退，而本多所在的部隊抓到了10名戰俘，12月8日，在往下河新據點押解俘虜的時候，日軍的身後響起了槍聲，帶隊的少尉見狀，讓手下的士兵趕緊殺掉所有的俘虜，并親自挑選了幾名還沒有見血的新兵，其中就有本多立太郎。
此時的本多沒有其他的選擇，在日本陸軍條例中，上級軍官對普通士兵具有處置權，少尉掏出了手槍，威脅新兵如果不聽指令，就會被就地槍決。
抗戰中日軍士兵用刺刀殺害被俘的中國士兵
即便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本多感覺還是曆曆在目，他回憶到：“夕陽下，那個戰俘的臉是青色的，有一絲微笑，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卻不敢看他。身後的隊長不停地催促，最後我一閉眼，就沖了過去。我隻聽到對面‘啊’的一聲慘叫，等我睜開眼，他已倒在水裡……”
1942年，因為本多是家中的獨子，得以退伍返鄉，但是1943年以後，日軍在戰場上的兵力捉襟見肘，本多又被征召入伍，駐守在北千島群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本多被蘇聯紅軍俘虜，被押到了西伯利亞，直到1947年才傳回國内。
中日建交
戰後的日本對自己的侵略行為閉口不言，對輿論的掌控非常嚴格，直到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以後才逐漸放開了言論。本多對于自己曾經殺死過一名新四軍俘虜的事情非常内疚，幾十年來一直寝食難安。
從1986年開始，本多立太郎便開始在日本進行巡回演講，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直至他去世，二十多年間，一共演講1300多場，聽衆達三十餘萬人。
本多立太郎的第一次下跪和第二次下跪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本多立太郎認識了在日本留學勤工儉學的方軍，和這位八路軍的後代成為了筆友，本多與其他二十幾位曾經的侵華日軍向方軍聊了很多，也向方軍表達了自己對當初侵華戰争的看法，方軍回國後據此寫成了《我認識的鬼子兵》。
本多與方軍一直在書信聯系，有一次，本多突然在書信中說，希望方軍能夠幫助自己前往江蘇金壇贖罪，但是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年代久遠，本多已經記不清當初具體在什麼地方殺害的新四軍戰士們了。
不過在多方努力下，本多立太郎還是來到了中國。2005年5月，本多來到了方軍在北京的家中，他們首先去盧溝橋參觀了抗日紀念館，臨行前方軍曾經問過是否要下跪，當時本多立太郎顯得很猶豫，他在日本國内已經發表了太多的反戰演講，日本右翼勢力對他恨之入骨，如果他再到中國下跪，那些極端分子可能對他的家人不利。
但是在參觀完抗戰紀念館後，衆人走在盧溝橋上，本多立太郎還是在古橋背上下跪了。當時烈日炎炎， 他的腰間挂着一件人工膀胱，每四個小時就要清理一次，在這處标志着全面抗戰開始的大橋上，他直直地跪在凹凸不平的橋面上，為日本的侵略行為忏悔。
到了此時，本多立太郎已經将自己的尊嚴置之度外了，他又希望能去吳淞口看一看，因為他當初就是乘船到吳淞口下來的，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正是在吳淞口。
到上海參觀完淞滬抗戰紀念館以後，本多走出紀念館大門，在廣場的浮雕牆之前，再一次誠懇地下跪。
本多立太郎第二次來中國，專門為當初被自己殺死的新四軍戰士下跪忏悔
2005年，本多從盧溝橋、上海、南京一路走來，時隔66年，又來到了金壇，不過這一次是帶着忏悔者的身份來的，雖然這一次他參拜了一些抗日志士的陵墓，但是并沒有了卻自己的忏悔之情，因為當初被一同處死的那十位新四軍的墳墓還沒有找到。他希望能找到那些被處死的新四軍的埋骨之地，在他們的墓碑前親自忏悔。
史扣富老人（右）
金壇當地的抗戰史專家範學貴這時候雖然已經退休，但還是投入到尋找犧牲的新四軍戰士的行動中去。經過多方調查，他終于在指前鎮史家村找到了一位曾經的遊擊隊員史扣富。
在史扣富的回憶中，人們知道了當年戰士們被殺害之後的事情。
1939年入冬後不久，有一天剛剛亮，史扣富接到當地交通站長的通知，說是有新四軍找自己，他們到地方以後，發現河灘上放着十具新四軍的屍體，身上都穿着灰土布衣，腳上穿着草鞋，手臂都彎曲在背後。屍體都是從三艘小船上搬下來的，旁邊的三名新四軍戰士讓史扣富幫忙安葬一下犧牲的同志，說完後就走了。
廖海濤
1939年活躍在黃金山的新四軍都是陳毅元帥東進抗日帶來的，隸屬于16旅廖海濤所部，基本都是江西人，而那個地方是當地人的祖墳，按照當地人的傳統，外地人是不能埋進自家祖墳的。是以史扣富他們隻好将十名新四軍戰士埋到了三裡外的王家橋亂墳場。當時日僞軍時常下鄉，不能立新墳，鄉親們隻能挖了四個坑，将戰士們放進去，蓋上土，沒有墳堆也沒有墓碑，隻能這樣了事。
本多立太郎得知自己當年殺害的新四軍的墳地已經找到之後，在2006年，又一次來到了金壇，這一次，他專門為自己當年親手犯下的罪行而忏悔。
當記者問起還有什麼話要說時，本多立太郎的聲音顫抖着，真誠地說到：“我心中無比悲傷，即使被受害者家屬卸我八塊，我也毫無怨言。”
其實本多立太郎一直是反對日軍侵華的，日本發動侵華戰争之後，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全社會盛行，宣傳日軍侵華是為了拯救中國人的正義戰争。但是不同于其他人，本多一直對這種言論很是懷疑，認為無論如何，主動侵略的戰争都是非正義的。
河上肇
在那段時期，本多的父親給了他一本《貧乏物語》，這是日本共産黨員
河上肇書寫的一份講述日本與西歐社會差距對比的書記。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他認識到，日本發動的戰争根本就不是正義的，但是由于當時的社會環境，他不能公開自己的觀點，不然就會惹上麻煩。
在部隊當兵的時候，本多立太郎也不同于其他的日本兵。當兵四年，本多沒有去過一次慰安所，當然，這要歸功于他的父親，在當兵的那幾年，每周他的父親都會給他寄去一些書本，并逼着他寫信報告自己的讀書感想。
日本民間對戰争的反思終歸是一小部分人，早期的日本漫畫家基本都是反戰人士，比如漫畫《哆啦A夢》的作者藤子不二雄就是一位堅定的反戰反軍國主義人士，他曾經為毛主席畫過一部嚴肅漫畫，在《哆啦A夢》中，讓主角野比大雄和哆啦A夢滿心歡喜地喊出：“日本戰敗了。”
著名動畫制作人宮崎駿也是一位反戰人士，他創作的一系列動畫電影中，都充滿了對人性和人類當下行為的思考，《風之谷》、《天空之城》尤為著名，這兩部卡通片中都表現出宮崎駿對人類武器發展的恐懼和對戰争的厭惡。
但是在日本民間，大多數人說是反戰，其實是反戰敗，很多日本人經常說什麼“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一邊又對昔日日本的巅峰時期感傷。說到底，他們隻是對自己過去的戰敗而反思，并沒有多少人去真正反思戰争是否正義，他們真正在可惜的是當年為什麼沒有打赢。
在釣魚島争端中，大量的日本群眾走上街頭，叫嚣着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釣魚島是日本的，并宣揚賣島，企圖将釣魚島私有化。而近年來，随着日本右翼勢力的逐漸擡頭，日本民間的反華情緒也有了一定的積累。
德國總理勃蘭特“驚天一跪”
二戰後，德國對遭受過自己侵略的國家和民族表現出過很大的誠意，1970年12月7日，時任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的猶太人遇難者紀念碑前“驚世一跪”，向二戰中遇難的猶太人緻歉，而在25年後，1995年6月，時任德國總理科爾又再一次向猶太人遇難紀念碑下跪，德國總理的兩次下跪赢得了整個世界的尊重，人們稱“跪下的是德國總理一人，但站起來的卻是整個德國。”而德國群眾的态度也十分誠懇，他們不把自家總理下跪視為恥辱，在2005年，德國的電視節目讓觀衆票投評選最偉大的德國人，下跪的勃蘭特名列第五位。
反觀日本，他們在戰争中犯下的罪行遠超德國人，但是時至今日，日本官方還對自己的侵略曆史遮遮掩掩，曆任首相帶頭參拜靖國神社不說，還修改了自己的教科書，淡化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孽，隻有極少部分人在為日本的戰争罪行忏悔，而随着日本右翼勢力的死灰複燃，這些人的聲音在日本民間也越來越難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