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我们民族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之一，八十年前，日军侵华，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1937年在攻破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之后，更是烧杀劫掠6周有余，杀害三十多万南京市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但是在战后，日本一直对南京大屠杀不予承认，而日本首相更是多次参拜供奉着日军战犯的靖国神社，不断挑动着中国民众的神经。
虽然多数日本人都已经自动忘记了多年前施加给别人的苦难，但是在日本民间，总还有那么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过去、为本民族的过去而忏悔。
一个曾经的侵华老兵成为了反战人士
本多立太郎就是这样一位忏悔者，2005年的时候，一则新闻刷遍了大江南北，在众多媒体和老百姓的注视下，一位91岁高龄的侵华老兵分别在卢沟桥、上海两度下跪谢罪，并在第二年寻得被自己杀害的新四军战士后，亲自在墓碑前忏悔赎罪。这位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次下跪，当众忏悔，用最真诚的姿态表达自己对战争罪行的愧疚。
本多立太郎出生于1914年，家乡是在北海道，早年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在《朝日新闻》中担任过两年记者，1939年，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打开局面，日军将大量的部队投入到治安战中，兵力吃紧，本多立太郎也被征召入伍，并在8月份被派到了中国，直到1942年才返回日本。
本多立太郎被派到了日军第15师团第52联队，到中国后不久就随着部队来到了江苏金坛，在这里，入伍不久的本多参加了针对新四军黄金山驻地的进攻。
战斗非常惨烈，当时新四军的装备太差，面对优势兵力的日军，只能败退，而本多所在的部队抓到了10名战俘，12月8日，在往下河新据点押解俘虏的时候，日军的身后响起了枪声，带队的少尉见状，让手下的士兵赶紧杀掉所有的俘虏，并亲自挑选了几名还没有见血的新兵，其中就有本多立太郎。
此时的本多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日本陆军条例中，上级军官对普通士兵具有处置权，少尉掏出了手枪，威胁新兵如果不听命令，就会被就地枪决。
抗战中日军士兵用刺刀杀害被俘的中国士兵
即便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本多感觉还是历历在目，他回忆到：“夕阳下，那个战俘的脸是青色的，有一丝微笑，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却不敢看他。身后的队长不停地催促，最后我一闭眼，就冲了过去。我只听到对面‘啊’的一声惨叫，等我睁开眼，他已倒在水里……”
1942年，因为本多是家中的独子，得以退伍返乡，但是1943年以后，日军在战场上的兵力捉襟见肘，本多又被征召入伍，驻守在北千岛群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本多被苏联红军俘虏，被押到了西伯利亚，直到1947年才返回国内。
中日建交
战后的日本对自己的侵略行为闭口不言，对舆论的掌控非常严格，直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才逐渐放开了言论。本多对于自己曾经杀死过一名新四军俘虏的事情非常内疚，几十年来一直寝食难安。
从1986年开始，本多立太郎便开始在日本进行巡回演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暴行，直至他去世，二十多年间，一共演讲1300多场，听众达三十余万人。
本多立太郎的第一次下跪和第二次下跪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本多立太郎认识了在日本留学勤工俭学的方军，和这位八路军的后代成为了笔友，本多与其他二十几位曾经的侵华日军向方军聊了很多，也向方军表达了自己对当初侵华战争的看法，方军回国后据此写成了《我认识的鬼子兵》。
本多与方军一直在书信联系，有一次，本多突然在书信中说，希望方军能够帮助自己前往江苏金坛赎罪，但是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年代久远，本多已经记不清当初具体在什么地方杀害的新四军战士们了。
不过在多方努力下，本多立太郎还是来到了中国。2005年5月，本多来到了方军在北京的家中，他们首先去卢沟桥参观了抗日纪念馆，临行前方军曾经问过是否要下跪，当时本多立太郎显得很犹豫，他在日本国内已经发表了太多的反战演讲，日本右翼势力对他恨之入骨，如果他再到中国下跪，那些极端分子可能对他的家人不利。
但是在参观完抗战纪念馆后，众人走在卢沟桥上，本多立太郎还是在古桥背上下跪了。当时烈日炎炎， 他的腰间挂着一件人工膀胱，每四个小时就要清理一次，在这处标志着全面抗战开始的大桥上，他直直地跪在凹凸不平的桥面上，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忏悔。
到了此时，本多立太郎已经将自己的尊严置之度外了，他又希望能去吴淞口看一看，因为他当初就是乘船到吴淞口下来的，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正是在吴淞口。
到上海参观完淞沪抗战纪念馆以后，本多走出纪念馆大门，在广场的浮雕墙之前，再一次诚恳地下跪。
本多立太郎第二次来中国，专门为当初被自己杀死的新四军战士下跪忏悔
2005年，本多从卢沟桥、上海、南京一路走来，时隔66年，又来到了金坛，不过这一次是带着忏悔者的身份来的，虽然这一次他参拜了一些抗日志士的陵墓，但是并没有了却自己的忏悔之情，因为当初被一同处死的那十位新四军的坟墓还没有找到。他希望能找到那些被处死的新四军的埋骨之地，在他们的墓碑前亲自忏悔。
史扣富老人（右）
金坛当地的抗战史专家范学贵这时候虽然已经退休，但还是投入到寻找牺牲的新四军战士的行动中去。经过多方调查，他终于在指前镇史家村找到了一位曾经的游击队员史扣富。
在史扣富的回忆中，人们知道了当年战士们被杀害之后的事情。
1939年入冬后不久，有一天刚刚亮，史扣富接到当地交通站长的通知，说是有新四军找自己，他们到地方以后，发现河滩上放着十具新四军的尸体，身上都穿着灰土布衣，脚上穿着草鞋，手臂都弯曲在背后。尸体都是从三艘小船上搬下来的，旁边的三名新四军战士让史扣富帮忙安葬一下牺牲的同志，说完后就走了。
廖海涛
1939年活跃在黄金山的新四军都是陈毅元帅东进抗日带来的，隶属于16旅廖海涛所部，基本都是江西人，而那个地方是当地人的祖坟，按照当地人的传统，外地人是不能埋进自家祖坟的。所以史扣富他们只好将十名新四军战士埋到了三里外的王家桥乱坟场。当时日伪军时常下乡，不能立新坟，乡亲们只能挖了四个坑，将战士们放进去，盖上土，没有坟堆也没有墓碑，只能这样了事。
本多立太郎得知自己当年杀害的新四军的坟地已经找到之后，在2006年，又一次来到了金坛，这一次，他专门为自己当年亲手犯下的罪行而忏悔。
当记者问起还有什么话要说时，本多立太郎的声音颤抖着，真诚地说到：“我心中无比悲伤，即使被受害者家属卸我八块，我也毫无怨言。”
其实本多立太郎一直是反对日军侵华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全社会盛行，宣传日军侵华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正义战争。但是不同于其他人，本多一直对这种言论很是怀疑，认为无论如何，主动侵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河上肇
在那段时期，本多的父亲给了他一本《贫乏物语》，这是日本共产党员
河上肇书写的一份讲述日本与西欧社会差距对比的书记。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认识到，日本发动的战争根本就不是正义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观点，不然就会惹上麻烦。
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本多立太郎也不同于其他的日本兵。当兵四年，本多没有去过一次慰安所，当然，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在当兵的那几年，每周他的父亲都会给他寄去一些书本，并逼着他写信报告自己的读书感想。
日本民间对战争的反思终归是一小部分人，早期的日本漫画家基本都是反战人士，比如漫画《哆啦A梦》的作者藤子不二雄就是一位坚定的反战反军国主义人士，他曾经为毛主席画过一部严肃漫画，在《哆啦A梦》中，让主角野比大雄和哆啦A梦满心欢喜地喊出：“日本战败了。”
著名动画制作人宫崎骏也是一位反战人士，他创作的一系列动画电影中，都充满了对人性和人类当下行为的思考，《风之谷》、《天空之城》尤为著名，这两部动画片中都表现出宫崎骏对人类武器发展的恐惧和对战争的厌恶。
但是在日本民间，大多数人说是反战，其实是反战败，很多日本人经常说什么“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一边又对昔日日本的巅峰时期感伤。说到底，他们只是对自己过去的战败而反思，并没有多少人去真正反思战争是否正义，他们真正在可惜的是当年为什么没有打赢。
在钓鱼岛争端中，大量的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叫嚣着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岛是日本的，并宣扬卖岛，企图将钓鱼岛私有化。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逐渐抬头，日本民间的反华情绪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德国总理勃兰特“惊天一跪”
二战后，德国对遭受过自己侵略的国家和民族表现出过很大的诚意，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向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致歉，而在25年后，1995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又再一次向犹太人遇难纪念碑下跪，德国总理的两次下跪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人们称“跪下的是德国总理一人，但站起来的却是整个德国。”而德国民众的态度也十分诚恳，他们不把自家总理下跪视为耻辱，在2005年，德国的电视节目让观众票投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下跪的勃兰特名列第五位。
反观日本，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远超德国人，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官方还对自己的侵略历史遮遮掩掩，历任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不说，还修改了自己的教科书，淡化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只有极少部分人在为日本的战争罪行忏悔，而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声音在日本民间也越来越难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