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黃枬森先生（1921-2013）誕辰100周年。黃先生畢生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在這一領域的哲學史和基礎理論方面均取得卓越的成就。不僅如此，他更由此升華為對哲學的元問題和體系建構系統而深入的思考，闡發了很多重要的思想。這些思想中，讓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晚年不遺餘力地捍衛“哲學的科學化”，并提出“更完整嚴密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設想。坦率地說，學界對這一理念和主張是有不同看法的，特别在所謂“後現代”的氛圍中，甚至會被視為思維方式“過時”和“落伍”的表現。然而，處于全球化時代，對照思想史的演變和當代社會發展的實踐，“哲學的科學化”的深意愈加突顯。它不僅有豐富的理論内涵，更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在本文中我拟對此作出申說，以寄托對黃先生的緬懷之情。
黃枬森先生
一
黃先生形成“哲學的科學化”的理念源于他早年在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所受的嚴格的自然科學（實體學）和哲學（德國古典哲學）訓練。新中國成立後，黃先生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并将其作為一生的事業追求，最終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人學等學科的開創者。其中的關鍵之點就在于，他把堅定的信仰、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帶入了專業研究領域，促進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科學化”。在晚年的一篇“自述”中，黃先生把自己長達70年的哲學生涯“用一句話來概括：探尋哲學的科學之路”。他将這條道路細劃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的10年——“在哲學迷宮中上下求索”；改革開放前的30年——“在哲學的科學之路上徐徐前進”；改革開放後的30年——“在哲學的科學大道上勇往直前”。誠如這篇“自述”的題目所标示的，黃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真正地“走在哲學的科學大道上”。
衆所周知，黃先生的學術觀點鮮明而一貫。他是國内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著名的“辯證唯物主義派”，而這種主張就是基于“哲學的科學化”的内涵和邏輯延伸而來的。黃先生曾将其要點做了七個方面層層遞進的概括：“1、哲學是一門學科；2、人類認識發展的過程中，任何學科遲早都将發展成為一門科學，哲學不會例外；3、哲學學科建設的任務就是将哲學建設成為一門科學或推進哲學的科學性；4、各門科學都各自有其特異性，但它們作為科學的根本屬性是相同的，那就是真實性、完整性、嚴密性、發展性，即科學性；5、四性以思想體系為載體，通過思想體系表現出來；6、科學的思想體系有幾個條件，它們是：明确的對象、适當的組成部分、真實的内容、合理的原理的順序、與時代精神的精華相一緻；7、以這些條件來衡量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它基本上是符合這些條件的，但有不符合之處，必須在繼承其科學性的基礎上，按照建構學科的科學體系的要求來建構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的科學體系。”如果沒有對這一理念的高度自覺和始終不渝的堅守，這樣條分縷析的提煉是做不出來的。
黃先生一生具體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就是這種“哲學的科學化”意旨的踐行和展現。這在文本研究和體系建構兩方面展現得尤為明顯。除了中央編譯局的翻譯家，黃先生可以說我國最早展開對馬克思主義文本、文獻進行精深研究的專家之一。他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就對列甯的《哲學筆記》等著作文本展開個案研究。其中對這一筆記的寫作過程和編排方案進行的甄别、對其複雜的思想内容的悉心解讀、将其與黑格爾《邏輯學》進行的比較以及對《哲學筆記》的思想史地位和現實價值的評價，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典型的“文本學研究”。而“哲學的科學化”最終必然與體系建構聯系起來，為此，改革開放之後，黃先生先後主持編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八卷本）、《人學理論與曆史》（三卷本）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四卷本）等大部頭巨著，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化”方面标志性的重大成就。為了強調這種努力的明确的意旨和思路，黃先生還特别将其兩部自選集命名為《哲學的科學之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和《哲學的科學化》（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二
哲學既是理論體系，更是思維方式。是以，“哲學的科學化”也意味着是思維方式的理性化。這一觀點的根源就是馬克思當年實作哲學的“革命性變革”之後觀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唯物主義”态度。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黃先生是馬克思精神的真正傳人。他的“哲學的科學化”的主張展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真正實質和“科學化”精髓。
馬克思是在源遠流長的西方文化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思想家，在他的哲學理念和體系中貫穿和浸透着啟蒙主義、科學理性，特别是“新唯物主義”的精神。研究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德國古典哲學浸潤、特别是觀念論的熏陶後，毅然“走向”唯物主義持有多種評論。大多數論者将這一轉變置于馬克思主義譜系中予以梳理和把握，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放在德國哲學及德國社會發展演變的程序中透視馬克思思想的這種“變革”，其意義和價值更會得到彰顯。假如撇開馬克思的哲學思考和建立來看德國哲學的發展程序，我們會發現，當黑格爾把理性主義推向極緻的時候，聲勢浩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在德國立馬崛起，這包括在黑格爾去世之後謝林去柏林講授的“天啟哲學”、青年黑格爾派推崇的“自我意識”，特别是再之後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和尼采的“超人哲學”等。也就是說，沒有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作為思維方式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間是缺乏過渡、緩沖和超越的。事實也正是如此。馬克思後來被迫流亡英倫，非理性主義主宰了德國的社會思潮和哲學發展，并引發深刻的社會運動，延伸至20世紀最終導緻巨大的國家災難。而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強調了解世界的唯物主義原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等觀點，目的就是要校正唯意志論、觀念論等思維方式的弊端。
馬克思把這種哲學觀上的變革、“科學化”的态度貫徹到實際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資本論》的撰寫中。《資本論》是馬克思耗費四十餘年時光、幾乎傾盡全部心力撰寫的一部著述，而且在其生前也沒有全部完成并定稿。之是以如此，一方面是鑒于觀察和把握資本時代的社會狀況及其變遷、探索超越資本的未來出路等工作具有極大的難度，甚至對于人的思維能力來說，構成一種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馬克思還必須建構一個既與資本社會相關、但又不能機械複制和簡單描摹，而是與其複雜性相對照、相比對，同時又具有獨立、自洽的架構和邏輯的理論大廈，進而完成對資本本質的揭示和命運的透析。較之于前者，這是更為艱難的思想創造。
在馬克思漫長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資本論》及其手稿撰寫過程中，他在後一方面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一點也不比前者少。馬克思極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論建構中的各種問題和細節，逐漸形成和完善關于資本的“叙述方法”。從1844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直至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定稿，馬克思一直在進行探索。寫作的構思先後經曆了兩卷本著作—三本書内容—五個分篇—六冊計劃—九項内容—兩大部分—三卷四冊的架構嬗變。這種結構的曲折變遷和反複調整，不是主觀随意所為，而是與對象和問題之間邏輯關系的展開是否遂順、對研究對象進行宏觀和總體上的統攝是否有效緊密相關，因為總架構的設計是否合理是著述成功與否最關鍵的因素。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像《資本論》這樣的著作“細節上的缺點是難免的。但是結構，即整個的内部聯系是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
“結構，即整個的内部聯系”和“科學的輝煌成就”，換成黃先生的語言，就是“哲學的科學化”。由黃先生主編的《人學理論與曆史》分為三卷，即《西方人學觀念史》《中國人學思想史》和《人學原理》。這樣的設計力圖“把人學的理論和中西人學的曆史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因為在黃先生看來，“人學原理與人學史是密不可分的,人學原理是人學史長期發展的産物”。這與馬克思最終以“‘理論部分’；‘理論史部分’或‘曆史批判部分’”來設計《資本論》結構的思路非常類似。按照同樣的思路，黃先生晚年主持了篇幅更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叢書，共分為四卷五冊，前三卷研究哲學創新的時代前提，分别是《時代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現代科學技術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和《中西哲學的當代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第四卷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建構》（分為上、下兩冊）。而這個體系，除了“概論”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基本問題而外，其他部分包括“一個主體”和“五個部門哲學”：主體是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部門哲學為曆史觀、人學、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黃先生為編撰這套叢書，特别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建構》這一卷，真可以說是殚精竭力。我作為課題組成員和這一卷有關章節的執筆人，對此有很深刻的感受。
《人學理論與曆史》
三
“哲學的科學化”的理念和主張更具有現實價值。特别是對于全球化時代的學術研究和創新（包括哲學）、思維方式的矯正和培育來說，它能促使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和批判。
黃先生是中國共産黨的同齡人。我們看到，一百年來，在黨的堅強上司下，特别是經過新中國成立七十餘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的艱苦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呈現出勃勃生機。然而，遺憾的是，與迅速發展的實踐相比，我們目前的學術研究和理論研究的狀況并不能令人滿意。就哲學研究的現狀看，在隊伍構成、研究視域和理論傾向等方面，總體格局基本上是由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三科學科的研究組合而成的。三者之間有融通、會合的意向，但融通、會合的程度卻極為有限。更重要的問題是，三派之中不在少數的學者囿于各自的學科領域、特殊的研究對象，形成畫地為牢的單一性思維和價值觀念。
比如，有的傳統文化研究者把中國的未來發展片面化為文化問題，而文化的建構又被其看作隻是傳統文化的複興問題，認為一種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成長、發育起來的文化可以不經過現代性轉化，就能成為中國未來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還比如，伴随着改革開放程序的深入和不同知識結構的學者的代際更替，西方哲學，特别是現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但是在欣喜之餘也不能忽略諸多隐憂：我們産生了許多關于某些流派、人物研究的專家，但鮮有能站在比研究對象更大的範圍和更高條件下對其進行透視，進而有效地把握西方哲學和思潮發展大勢的論者；更需引起注意的是，一些論者放棄批判立場，無原則地服膺和接受，借口“前衛”“新潮”“現代”，唯“新”是從，唯“洋”為上，成為一部分研究者的心态。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有不少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學術研究的一般原則、路徑和規範，其成果經不起時間和學理的檢視。大而無當的探讨既無助于學術本身的積累，也談不上對現實問題有深刻的見解。這些都影響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聲譽。
前述馬克思、黃先生的研究表明，體系建構是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但現在不在少數的論者，根本無視這種複雜和艱難，有的人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基于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體系化建構的理論旨趣和學術動因”，就可以随意勾勒和炮制“理論模型和理論體系”。總之，在目前的哲學研究中，我們不隻少有既與時代的劇變相比對、又具有超前性和超越性的重大成果，反而在“科學化”方面有所退化了。
學界的上述情形無疑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和熏染。放眼全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隻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和景觀。就世界總體來說，人類的發展是愈益複雜而艱難了。前些年由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經濟衰退還未得到根本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又蔓延開來，把整個世界推向了更為莫測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紛争、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合謀和分離、危急處理與從長計議之間的沖突、個體主觀意願與社會總體協調之間的掣肘、動機與效果之間的錯位、理論與行動之間的沖突、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對立等問題混雜在一起，盤根錯節。尤其令人心憂的現象是，不在少數的人在态度、言論和做法等方面表現得非常極端，常常把基于個人生活閱曆和遭際而産生的情緒帶入對社會問題的評論中，不分青紅皂白、不區分對象層次，一味吹捧或者痛斥社會，無原則地贊美或诋毀現實，非理性地固守單一的價值觀，乃至極端幼稚而不負責任地為問題的解決指方向、開藥方。這種極端論思維的泛濫、非理性情緒的發洩，甚至成為了一種“公害”。這不僅完全于事無補，相反常常會混淆視聽、擾亂秩序、延緩甚至妨礙問題的解決。
過濾掉時代的風塵，面對嚴峻的現實，真理的光芒、理性的思維和邏輯的力量愈加凸顯出來。黃先生“哲學的科學化”的理念和主張啟示我們，必須弘揚辯證方法、理性态度、科學精神和總體性思維。
（作者簡介：聶錦芳，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