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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葡萄牙商人在東亞的海上貿易獲得了巨額利潤,掀起了葡萄牙王室同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的巨大熱情。葡萄牙國王想要打入這個鋪張奢華、講究排場的國家,想讓它的商品像潮水一樣流入歐洲,同時為歐洲的商品打開市場,于是計劃派遣一個正式使團,攜帶國王的信件,出使北京同中國皇帝談判,希望達成一項貿易協定。

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當時來東方的葡萄牙人之中,有一個叫托梅·皮雷斯的藥劑師,他最初是負責收集相關情報。根據他的觀察,就葡華貿易交往的可能性,曾向國内寫過一份彙報,本意是給葡萄牙王室灼熱的心潑點冷水。他說:未經廣州行政長官批難,任何中國人都不能去暹羅、爪哇、馬六甲和帕森等王國。準許手續十分繁瑣,令人無法忍受,隻得放棄出國。外國人來到中國後就不能離開,除非得到皇帝的準許。為得到準許,富人也會傾家蕩産。任何船隻如違反停泊規定,其貨物就被沒收上繳皇帝,人員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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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葡萄牙王室卻沒有理會皮雷斯的一番苦心。他們遠隔千山萬水,既然已經來到了中國的面前,就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慣例,選擇一個适當的特使,先進行一次正常的外交往來。一個合适的人選至關重要。這個人不但要忠實地執行葡萄牙王室的利益,而且要熟悉中國情況。這兩個條件皮雷斯都具備。不過托梅·皮雷斯也有嚴重的不足,讓葡萄牙一方不能滿意,這就是他的社會地位太低,隻是東印度公司的藥劑師。但鑒于他和葡萄牙王室的密切關系,以及曾經調查過中國國情,寫過彙報,于是在寥寥無幾的候選人中,他被挑選出來,擔任了使團的負責人。

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如何将皮雷斯送到中國又是個問題。既然特使已經在印度,那從歐洲派船護送顯然不合适,能找條順風船,對講究成本和效益的歐洲殖民者來說,最理想不過了。當時葡萄牙在遠東有兩個殖民地,一個在印度,一個在馬六甲,将皮雷斯從印度送到馬六甲很友善。葡萄牙海軍駐馬六甲的首領費爾南·安德拉德,正好計劃攜帶一船胡椒前往中國出售。皮雷斯搭乘這條船出使中國,又做生意又外交,葡萄牙人已經撥好了如意算盤。

如意算盤常常是要落空的。葡萄牙的外交之行,過程不僅費盡周折,要求通商和請求外交的結果,幹脆遭到明朝的拒絕,大大出乎葡萄牙人的意料,最終導緻了雙方一系列軍事沖突。

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在皮雷斯來華之前,也有一些葡萄牙人曾經到過中國。這些人都是商人,賣完貨就離開,隻有葡方根據生意的需要記載此事,中方對此沒有記載。但皮雷斯出使中國之事,會見的都是地方高官,甚至要進京朝貢皇帝,是以在中國無論是正史還是私人文集,對葡萄牙使節出使中國一事均有記載。

最權威的記載來自官方檔案《明武宗實錄》,大意是說:佛郎機國(明朝稱葡萄牙為佛郎機)派遣使臣加必丹末(即船長的音譯)等向明朝進貢當地特産,請求封貢,井給予堪合貿易。廣東鎮撫等官員認為,海南諸番當中沒有所謂的佛郎機國,何況此使者無本國文書,未必可信,于是暫留使者向朝廷請示。這件事下禮部進行讨論。得到旨令:讓他們回國,無需進京參加朝貢,他們攜帶的特産作價給錢。

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這份官方文書記載簡略,恰巧有個當事人叫顧應祥,他在自己的《敬虛齋惜陰錄》中,站在中方的立場詳細記載了其事:正德年間,我擔任廣東按察司金事,正好巡海副使汪鋐赴京進表,我就暫時帶管海道。這時突然有三隻大番船闖入廣州城下,還鳴炮三聲,聲音匝地,滿城盡驚。從前這類番船都是停靠在東莞千戶所海澳灣泊,從來沒有直接航行到廣州城下的。

市舶提舉的吳洪禀示,我就親自來到懷遠驿視察此事。外國人語言不通,随船翻譯乃是江西浮梁人。據他說這是佛郎機國派遣的使臣向朝廷進貢,特使叫加必丹,從前不曾相見。我就趕緊派人前往梧州禀報,當時兩廣的大員俱在那裡。接到我的禀報後,三堂總鎮太監甯誠和總兵武定侯郭勳來了。但是這些外國人隻是遠遠相迎,都不下跪拜見。總督都禦史陳金最後一個人來,他見到這種情況很生氣,責打了翻譯二十棍,然後分付提舉司說:這些外國人遠道而來,本來是仰慕中華文化,但卻不知天朝禮儀。我是朝廷重臣,參見必須按照中華禮儀方可。指令他去光孝寺習禮三日,然後才能勤見。不久,總督衙門又分付下話,說《大明會典》裡不載此國,可以讓他們在驿館中安歇,等到我們奏明了朝廷,再議接見之事。

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後來朝廷下令,同意他們進京向皇帝朝貢。到了北京,他們見禮部官員也不拜跪。當時正好武宗南巡,無法接見,于是就留在會同館達半年之久。嘉靖皇帝登基後,将翻譯問罪,打發他們回廣東,然後驅逐出境。

以上幾段都是根據原文翻譯的。很顯然,葡萄牙使團剛到中國,雙方就發生了沖突,還打了人。但這種沖突并不屬于殖民主義擴張時代,強國欺淩弱國,大國欺負小國的利益之争,而是有明顯“中國特色”的文化之争。中國所關注的内容有自己的特點,強調的是朝貢接見的禮儀,和葡萄牙關心的商業利益完全不同,這也導緻了雙方在外交觀念、接待方式、使團性質等一系列問題上的沖突,變成了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

15世紀葡萄牙派出特使出訪北京,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次外交接觸

中葡外交沖突,由于是與近代歐洲國家首次打交道,雙方都有認識不足的原因。而歐洲國家也是第一次和中國朝廷往來,對中國的國家政策完全不了解。在這種情況下交往,難免會産生誤會和摩擦,更何況還有生活和交往的習慣等引發的問題。産生了摩擦,出現了糾紛,最後到底誰說了算,這是中方所關心的。糾紛之後,人單勢孤的葡萄牙特使,還是被迫采取了中國的“外交規矩一朝貢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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