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應該“安樂死”嗎？
喬治·斯夏拉巴 著 吳萬偉 譯
---《實用主義是反威權主義》簡評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是哲學家中的反哲學家。其專業資曆完美得無可挑剔：有一本影響巨大的選集《語言學轉向》（1967），有帶來革命性影響的著作《哲學與自然之鏡》（1982），有一本收集了文學、哲學政治演說和随筆的暢銷書（對哲學家來說）《偶然性、反諷與團結》（1989），還有可敬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的一套四卷本論文集，曾經擔任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會長（1979）。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人文學科會議他似乎都要在上面發言，涉及的話題包括後現代主義、批評理論、解構主義以及哲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與此同時，學術上如日中天的羅蒂開始對哲學研究感到幻滅，轉而有了其他身份：文化批評家、無拘無束的公共知識分子、法國理論同行者。對此轉變，他的同僚開始竊竊私語。結果，最主要的議論者卻是羅蒂本人。他在1981年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之後，再沒有主動擔任哲學職位。他認為哲學剩餘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他要花費後半生的學術生涯來解釋為什麼是這樣。
但是，哲學怎麼能終結呢？對真理的探索難道不是永恒的嗎？對智慧的渴求難道不是人性的組成部分嗎？難道善的問題不再激發我的熱情了？好啊，是也不是。羅蒂當然不是建議我們簡單地放棄對所有這些問題的探索，我們總會仔細琢磨“廣義上的事物如何在廣義上聚合起來”的問題，該術語引自他最喜歡的哲學家威爾弗裡德·塞勒斯（Wilfrid Sellars）。但是，他認為哲學的永久性抽象、區分和問題---包括真理、人性和善---雖然曾經充滿活力，但現在已經被西方思想引入死胡同，應該退場了。
比如，真理自柏拉圖以來一直意味着很多東西：有關形式的知識，所有真實事物為真的存在本質；句子與事物狀态之間的對應關系。善同樣如此：個人終極目的（telos）的實作，天然目的；神聖本質的參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這些定義中的每一個都有其支援者，但大部分其他哲學家都對其充耳不聞。一個個哲學流派興起了又衰落了，但與科學理論不同，沒有一個理論持續赢得堅定的支援者，赢得普遍接受的共同問題解決辦法的霸主地位，其他競争者悄然退隐。哲學沒有取得任何進步。
很難說羅蒂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觀察和結論的人，即某些别的東西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休谟尖刻而風趣的格言包含了後來批評的要點：“比如，如果我們拿起任何一本有關神及學院派形而上學的著作，讓我們提出問題：它包含數量或數字的任何抽象推理嗎？沒有。它包含事實和存在的任何經驗性推理嗎？沒有。把它扔到火堆中燒了吧，因為除了詭辯和虛幻它沒有别的東西。”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擯棄了大部分傳統哲學，雖然他是當時最偉大的政治和道德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确努力闡釋很多傳統問題，賦予其新立場一個名稱（實用主義）和言簡意赅的若幹構想：“真就是信仰中的善。”
“一個不能帶來任何變化的差異根本就不是差異。”或許最著名和最受誤解的觀點是“假設一個觀點或觀念為真，它成真能給任何人的實際生活帶來什麼具體改變呢？什麼體驗将不同于從假觀念中獲得的體驗？簡而言之，如果從經驗角度看，真理的現金價值是什麼呢？”20世紀實用主義的面孔和羅蒂的主要影響源頭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遺憾的是，這樣一位思想深刻的多産作家卻從來沒有說出或者寫出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在《哲學與自然之鏡》的緒論中，羅蒂将自己提出的觀點歸功于杜威、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在多得數不清的文章之一中，羅蒂宣揚哲學應該安樂死。
杜威、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都同意，需要抛棄下面這個觀念：即知識是準确的表現，依靠特殊的思維過程成為可能，通過普遍的表現理論變得可以了解。對這三位來說，哲學和“知識的基礎”是回答認識論懷疑者的笛卡爾式嘗試的觀念都已經被抛到一邊了。
而且，他們也抛棄了笛卡爾、洛克和康德都贊同的“心靈”觀念---即研究的具體對象，位于内在空間的某個位置，包含讓知識成為可能的元素和過程。這并不是說他們擁有了替代性的“知識理論”或“心靈哲學”，他們是将作為可能的學科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抛棄了。他們瞥見了一種思想生活的可能性，從17世紀繼承下來的哲學反思用語在他們看來可能就像啟蒙思想家們眼中的13世紀哲學詞彙那樣毫無意義。
“抛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是實用主義的簡短定義，也是人們希望實用主義擁有的目的。
《實用主義是反威權主義》包括十章，是作者1996年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赫羅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irona）所作的著名摩拉講座（Mora Lectures）。其中有幾講後來用英語發表了出來，但這次是它們第一次同時出現。
羅蒂的文筆通常是流暢和優雅的，但這些演講不是幽怨的漫談式随筆，而是非常嚴謹和一絲不苟的，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的聽衆是哲學家專業同行而非厭煩世事的後現代知識分子。演講表現出他對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的掌握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與他的很多其他著作中明顯的引經據典的、幾乎有些心不在焉的風格不同，這些文章都顯得技術娴熟、論證精細，重點突出。
或許正是因為過于追求和表現這種風格結果卻有些不太滿意，這或許解釋了他為什麼從來沒有努力發表出來。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太忙了，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種學術會議和演講邀約。
但是，序言是典型的羅蒂風格：極具挑釁的思想，大膽冒險的修辭，靈活靈活地往返穿梭于從柏拉圖到哈貝馬斯的跨越千年的曆史之中。标題中的“反威權主義”的含義非常具體，即實用主義所反對的“無條件”權威---真實的、理想的、無限的、絕對的、超驗性的和莊嚴的權威。相反，它擁抱有條件的、偶然的和有限的權威。
羅蒂總是覺得可以自由地從自由派基督教中獲得天然的營養。
單單拒絕權威并不能構成實用主義。不是所有的反威權主義者都是實用主義者---比如尼采就不是。羅蒂将20世紀想象成為“兩種世俗主義者鬥争的曆史，一種遵從尼采的腳步追求一種不能被視為手段的偉大目标，一種是追求杜威式有限的實用主義目标。”當然，在這個論證中，尼采的話語最好（最著名的是“最後之人”），但是羅蒂說，杜威的觀點是正确的。
尼采擔憂，如果我們都變成民主烏托邦中的幸福公民，人類的偉大目标就不可能實作。杜威對偉大不感興趣，除非它成為讓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幸福的手段。在他看來，偉人---是推動有限目标的有限手段。他們幫助創造出令我們其他人有機會享用的更豐富、更複雜、更快樂的人類新生活。
羅蒂是20世紀初美國的基督教社會福音派運動的創始人之一沃爾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的孫子，羅蒂總是覺得可以自由地從自由派基督教中獲得天然的營養。《實用主義是反威權主義》抽出一章的篇幅專門談論實用主義的思想基礎，其理論依據就是詹姆斯的“信仰意志”。
他寫到，所有實用主義者甚至密爾都“理所當然地接受普遍的兄弟之愛的基督教理想，”他辨認出這就是實用主義者的民主烏托邦。遵循激進的理性主義者（以克利夫德（W. K. Clifford）和我們時代的衆多人的詹姆斯論文為代表）的節奏，他甚至認為基督教信仰若是作為教化和美學設想是“強大的詩人著作”而非立法或司法的哲學基礎，就根本無法拒絕。
有點兒怪異的是，羅蒂在為實用主義洗禮時賦予了它“浪漫多神教”的地位。“浪漫”指浪漫主義詩人及其鼓吹者如阿諾德（Arnold）和密爾等人認定詩歌應該承擔起從前宗教所發揮的功能的信念。“多神教”是指“知識沒有實際的或可能的對象，能夠讓你将配置和分層所有人類需要”的這樣一種信仰。這是大部分現代世俗思想家采取的定義，如果了解到自己被認定為實用主義者（更不要說浪漫多神教教徒了），很多人恐怕會感到吃驚。
從某個角度看，現代哲學的曆史是穩定不變地持續使用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過程。笛卡爾清晰和明确的觀念；洛克第一性的質和第二性的質；康德的指令；黑格爾的世界精神；羅素和邏輯實證論者的邏輯實證主義：所有這些都已經一敗塗地或者至少已經過時了。
在此過程中，實用主義者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寫了著名的笛卡爾批判，但詹姆斯和杜威并沒有參與這種徒手格鬥式的哲學辯論。羅蒂在其他著作中也沒有參與，但在這本書中他闖了進來，不過其攻擊對象通常不是古典哲學家（除了本書中的惡魔天才康德）而是其同代人。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希拉裡·普特南（Hilary Putnam）有時候自稱實用主義者和反表征主義者（anti-representationalist），但接着向後退縮，制造出一些令人神往的噪音比如提出“上下文無關的有效性”（context-free validity哈貝馬斯的概念）或者“收斂性/彙聚”（convergence普特南的概念）等。
托馬斯·納格爾（Thomas Nagel）和約翰·塞爾（John Searle）是形而上學現實主義者，相信被實用主義者拒絕的所有區分和抽象概念---心靈、意識和感受質/可感受性(qualia）。本書中最有趣的部分篇幅涉及羅爾斯的《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正如他的很多闡釋者認為的那樣，羅蒂認為，羅爾斯沒有使用普遍主義者的正義或義務概念。
傳統哲學家認為，其思想活動就是獲得真理，超脫探索者的目的和偏見來努力接近事物内在的本質。
相反，實用主義者則是結合探索目的來定義真理，滿足于将真理視為能幹者的穩定共識；他們認為對象是關系網絡中的節點，可以有無限多樣的方式來描述卻沒有内在的本質（“就對象而言，除了有關它的句子為真之外，我們不知道任何東西。”）；他們認為哲學探索就是一場旨在達成或深或淺但并非終極協定的對話，因為接下來還要繼續進行無數場對話。羅蒂隻是用半開玩笑的方式寫到，實用主義的最大優勢是“采用實用主義讓人不再能夠構想很多傳統哲學問題，要想鼓動哲學家們參與文化戰争就變得更加困難了。”
實用主義的要點是，哲學問題或者區分隻是在産生後果的意義上才具有真實性，而那些後果其實就是問題或區分的意義所在。
《實用主義是反威權主義》面向那些生活在後實證主義的維特根斯坦世界裡的人說話，也是替他們發言，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對象真的擁有它們看來擁有的性質還是僅僅作為表象？我們怎麼知道？”
“人的本質是什麼？靈魂的本質？性格的本質？遺傳密碼的本質？”“心靈是物質還是非物質？”“有些行為是否天生就是正确的或錯誤的？無論其在宇宙任何地方，無論對相關方産生什麼樣的後果（或無後果），都永遠（saecula saeculorum）是對的或錯的？”“一個行為能同時兼具自由和因果雙重屬性嗎？”“某事在客觀上為善，即便任何地方的人都不覺得它為善？”“如果沒有人存在，命題能成真嗎？”
對這些問題，羅蒂的回答是聳聳肩。實用主義的要點是，哲學問題或者區分隻是在産生後果的意義上才具有真實性，而那些後果其實就是問題或區分的意義所在。消解這些問題，并對是否存在這樣的後果産生懷疑就是詹姆斯和杜威的常見動機，也是羅蒂的最喜歡的動機。
萬一它們是正确的，該怎麼辦？實用主義的道德和政治後果是什麼呢？正如羅蒂經常解釋的那樣，不會有任何後果。實用主義并不意味着或者加入什麼陣營，他承認那是“希特勒和傑斐遜的中間地帶。”其唯一後果是哲學上的，而且是純粹負面的後果。它幫助我們看透為了戰争或者威權主義而進行的種種抽象的和絕對主義的辯護---上帝的榮耀、國王的神聖權力、甚至自由和民主。
實用主義是有條件的和臨時性的，它能夠像羅爾斯、德沃金、哈貝馬斯和其他很多政治哲學家希望的那樣以民主為基礎嗎？羅蒂回答說，不能，哲學并不能為政治提供安全感或精神支柱。并不存在可以被稱為“理性”的普遍人類潛能，一旦被喚醒之後，它就能溫柔地（或堅定地）敦促每個人的行為變得合作和寬容。
理性不過是使用語言的能力，是要形成作為共同體基礎的信念和欲望。他寫到，“我并不怎麼關心民主政治是否表現出了某些更深層次的東西，是否僅僅表達了少數傑出人士（如蘇格拉底、基督、傑斐遜等）頭腦裡的希望，我們不知道這些希望從哪裡來，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而流行起來。”
這種漫不經心地打破偶像的行為是羅蒂的标志性特征。他的最令人無法容忍的離譜聲明（本書中）或許與一個議題相關，該議題現在就像25年前那樣具有緊迫性。“我們的基本教義派學生的基本教義派父母認為，整個‘自由派精英群體’在進行一場陰謀活動。”
任何一位自由派教授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可能寫出這樣的句子，不過，能夠寫出羅蒂下面這個句子“這些父母說得有道理”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我懷疑其他任何人（或許除了斯坦利·菲希（Stanley Fish）之外）能提供如下決定性的論據：
我們的學生的種族主義者或基本教義派父母說，在真正民主的社會，學生不應該被迫去閱讀黑人、猶太人、同志者的書籍。他們将抗議把這些書強行塞進孩子們的口中。我看不出如何回答這個指控，除非你說出下面這類話語：“民主社會的入口有一些資格标準，我們自由派一直在通過最大的努力來清除掉種族主義者、男性沙文主義者、同志恐懼者等來提高這個标準，使其變得更加嚴格。
你需要接受教育才能成為社會的公民、對話的參與者、某種能夠與我們實作視野融合的人。是以我們試圖玷污你在子女眼中的形象，剝奪你的基本教義派宗教共同體的尊嚴，讓你的觀點顯得愚蠢得根本不值得讨論，這樣做是正确的。我們不能做包容像你這樣缺乏包容的包容主義者。
當然，大學的人力資源部願意讓今天的羅蒂去接近任何一位學生家長，無論是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其他類型的家長，我是十分懷疑的。
《 實用主義是反威權主義》或許并非你想閱讀的第一本羅蒂著作。如果你對哲學感興趣，應該先從《哲學與自然之鏡》開始，然後再讀其文集。如果你是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可以閱讀《偶然、反諷和團結》，接着讀《築就我們的國家》 (1998)（其中羅蒂極具先見之明地預言和譴責了警醒文化wokeness）。
其他的優秀作品還包括《實用主義的後果》（1982）和《哲學和社會希望》（1999）。根據采訪編成的書《關照自由，真理就會關照自己》（2006）單單看了标題就值得你擁有。所有這些都将為讀者提供一些理由，使其明白羅蒂為何受到如此廣泛地尊重。
我們不妨看看他為這些演講寫的序言的結論：
我們實用主義者必須滿足于為如何改善現狀，如何互相适應，如何重新調整以獲得更有用的模式等提供建議。這是我對這些演講所抱的希望。我認為自己不過是在哲學棋盤上挪動了幾個棋子而已，并沒有回答任何深刻的問題或者産生任何發人深省的思想。
其他人的想法或許不一樣。
作者簡介
喬治·斯夏拉巴（George Scialabba），《公益》特約撰稿人，其自選集将在2023年由沃索出版社（Verso）出版。
譯自：Should Philosophy Retire? By George Scialabba
來源：譯者投稿
原标題：哲學應該退場了嗎？
作者：喬治·斯夏拉巴 著 吳萬偉 譯
“哲文新譯”系列文章是吳萬偉教授投稿的譯文，文章主要是從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網站上選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義的哲學人文類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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