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承認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太不正常的事？

恰東風

兩天前，谷雨實驗室的一篇非虛構文章引起了許多讀者的關注和讨論。文章題為《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以當事人自述的形式，講述了農民工陳直多年前從大學辍學進入工廠工作，并在業餘時間自學英語、閱讀西方哲學和獨自翻譯理論著作的經曆。

在這篇文章的編者按中，陳直的工廠工作盡管占據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卻“重複和空洞”。為了能夠尋找生活的意義，陳直閱讀哲學，并讓自己的工廠工作努力後退為“插曲”。通過陳直的故事，撰文作者和編者試圖強調，中國2.85億農民工的生活并不是沒有意義的，隻是“被我們忽略或無視”。但是當我們循着編者所指的方向去“重新發現”這個龐大群體的生存意義時，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很難說具有代表性的個體生命經驗。當編者将這種打破文化區隔的個人努力“正常化”為一種普遍之物時，他們實際上忽略的恰恰是一個常識：通過閱讀英文哲學著作并翻譯《海德格爾導論》來排斥工廠中的房間勞作的單調無聊，既不具有現實層面的普遍性，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也不具有實踐意義上的廣泛可操作性。在商品化勞動内外所能搜尋到的意義感，對于大部分勞動者（而不光是農民工）來說總是稀缺的奢侈品。甚至，閱讀海德格爾也并不能幫助一個勞工在異化勞動中獲得意義。

而一位農民工隻有在當他/她開始研究我們所贊許的“高階知識”（無論是海德格爾等西方現代哲學還是微積分）時，才被我們賦予關注和傳播的價值，我們很難說這類關注究竟是不自知的殘忍，還是刻意的僞善。當然，作為一種以傳播為目的的叙事政策，将中産文化符号作為一種叙事流通的通路，的确常常可以達到預期的擴散效應。但是這種媒介傳播上的選擇機制似乎恰恰在揭示勞動者于文化位階上所處的弱勢位置。甚至，農民工的生存意義也隻有通過ta們主動認同階層上位的文化霸權以掩蓋文化區隔，才能得到文化精英的承認。仿佛對于農民工來說，思考海德格爾遠比解決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來的更加緊要——至少，思考專業化哲學被視為一件遠比為生存而鬥争要更為高尚的行為。就像一個“正常人”（average person）應該思考海德格爾那樣，農民工也應當努力做到這一點。否則，他們就沒有被尊重的理由。這就漠視了農民工不僅在文化位階上，而且在經濟地位上也受到更深重的制約的事實。實際上，一個農民工閱讀海德格爾，總是要比一個中産付出更多的代價，忍受更大的痛苦的——我們在陳直身上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在媒體話語的輿論塑造當中，“農民工”的勞動價值以及勞動分工背後的社會分化機制被迎合主流意識形态的知識權威的神聖光環所遮蔽了。好像一切不平等都是那麼“正常”和理所當然。

裝修勞工在一旁看書學習

哲學思考是作為勞動還是階層文化符号

必須承認，就像工廠工廠中的房間裝配或外賣配送，哲學閱讀和寫作也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來從事的一項勞動。在勞動分工的社會中，大部分勞動者實際上無暇從事專業性和職業化的哲學勞動——盡管從日常生活中每個人總是不可避免地要進行一些哲學思考的，但我們可能未必會認為這些思考屬于以往或當今的哲學範疇。我們會認為什麼是哲學呢？

現實情況是，很可能我們并不根據思考的内容和方向來定義什麼是哲學，而是根據權威的哲學專業人士的背書來定義什麼是哲學。而曆史上的哲學家，大部分總是具有充足閑暇時間來進行研究勞動的中上層精英。例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出生于奴隸主貴族家庭，培根、黑格爾、尼采的父親擔任政府或宮廷職務，而斯賓諾莎、叔本華、杜威的父親都曾是富商。因而，決定什麼是智慧和教養以及到底誰更擁有知識的權力長久以來便是掌握在精英階層的手上，似乎并不是一個誇張的說辭。當然，這裡未必是說以上的哲學家們在撰寫自己的著作時，心中總是抱定為有權勢者說話的主張的。但是，他們的确很容易忽視相當一部分被損害者的利益，這也許是由于他們常常沒有機會和動機去接觸和了解本人所處的社會身份以外的群體（例如奴隸、女性、勞工、黑人、在白人歐洲以外居住的人類等等）。

而他們的學說，如果得到官方的認可，總是易被實用主義地曲解，盡管成為統治性的官方哲學未必是他們的本意。

這種情形實際上很大程度延續到了今天。即便知識通過網絡媒體得以大衆化傳播，我們仍然将哲學視為一種非平民的知識階層有教養生活的象征符号。而在高揚現代科學理性和技術至上主義的社會土壤中，被視為“無用”的哲學訓練更成為有閑階層标示身份和将底層區隔開的一種文化資本。具有權威性的職業化哲學知識生産也從神學院和宮廷轉移到了大學學院。當然，陳直的哲學研究的确說明，知識普及和傳播管道的多元化使得更多人具有通過自我教育來完成深度學習的可能性，進而主動打破這種文化區隔。但是對于那些經曆了哲學訓練卻無法付出可持續的“閑暇”來維持思考的人來說，這種價值取向和現實生活的脫節可能的确容易使得他們無法得到自洽的滿足——這種不滿足恰恰不是由于哲學的貧乏，而是由于物質的貧乏，但卻隻能被迫到哲學那裡去尋找慰藉。我們當然不應責備那些尋求哲學幫助的勞動者，也不應當責備哲學，真正不能放過的是那種先是将哲學職業化和精英化，接着符号化和商品化，進而“無用化”的社會機制。實際上，恰恰是在這種将大部分人與哲學分隔開的知識生産機制當中，我們無法獲得哲學所允諾的真理和價值。哲學也由于它被迫遠離了大多數人，而真的陷入了貧乏和死地。當我們看到試圖尋求真理的人卻在這套生産機制所制造的陷阱中失足時，這無疑是可悲的。

這樣的哲學機制又能帶給我們什麼呢？至少在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的媒體傳播當中，我們隻看到階層的凝視。通過宣揚農民工對哲學智慧桂冠的摘取，哲學不被視為一種具有曆史性的勞動過程和結果，因而其本身可以被批判和改造，而是被視為特定階層文化身份的象征符号，因而越穩固越靜止越好。我們閱讀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也就絕不是真正關心農民工的普遍勞動狀況，不是關心他的思考，也不是關心海德格爾會給不同處境的人們帶來什麼，而是為了再次确證跨越或維持社會階層的個人經驗的合法性，進而也再次證明了以社會地位作為勞動分工主要依據的社會現實的合法性。

而當我們總是對一個下位者通過個人的奮鬥和努力實作階層區隔跨越，掌握了其原來社會地位所不具備的資源（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資源）的類型叙事表示出巨大的興趣時，我們恐怕也并不是在真的在關注階層差異，而是恰恰相反，試圖用這類叙事來掩蓋乃至“消弭”階層差異的存在。正是在對一位農民工閱讀海德格爾的行為的贊許聲中，人們容易陷入到對其他并不閱讀哲學理論的農民工（他們恰恰是大多數）的漠視乃至歧視中去——既然已有農民工做出了閱讀甚至翻譯海德格爾相關著作的壯舉，那麼其他農民工不讀，顯然是由于他們不夠努力和上進——這種觀念實在是太普遍了，可這正是一種典型的針對“受傷害者”的指控論調。如文章标題所言的那樣：“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這句話的某種潛台詞難道不正是“一個農民工不思考海德格爾是不正常的事”嗎？隻有把這套話語背後的潛意識如此直白地言說出來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它的荒謬。

勞動者的知識和教養

也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勞動者的自我文化教育會更有益一些：實際上，勞動總是需要知識的，而在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中，也總是會形成一定的文化範式和實踐。

種植和養豬難道不需要知識嗎？而詩經中的一些歌謠，也正是源自勞動号子。當我們嘲笑北大學生養豬時，我們顯然不認同養豬也是一種需要知識的勞動。為什麼潛意識我們就認為海德格爾的知識比養殖戶的知識高貴？當我們說思考海德格爾再正常不過時，不妨讓我們用同樣的句式說另一種勞動：養豬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再正常不過。為什麼我們要求一個農民工以認同上位者的方式去打破文化區隔，卻忌憚反方向的實踐呢？

當然，在現有的文化資源不平等狀況難以得到立刻改觀的情形下，要求勞動者拒絕精英階層所生産的知識、文化和要求他們拒絕改善自身的處境同樣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忽視勞動者所創造的勞動文化和各類勞動中所包含的知識，卻實在是一個更為根源性的問題。大部分勞動者當然不具備精英階層所具有的文化資本，但正是在這種被占據的文化霸權之下，勞動者自己的文化創造被壓制和埋沒了。例如，正如費孝通曾指出的，鄉村的農民在城市市民的眼中顯得非常沒有教養，因為他們随地吐唾沫。但是市民并沒有意識到在農村裡，口水吐在地上是可以立刻用灰土掩埋的。但是農民大多數時候沒有機會去嘲笑市民不會種莊稼。而鄉村的文化毫無辨識、一視同仁地衰微下去了。這便是城市的文化霸權對鄉村的戰勝。在《六論自發性》中，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則提到城市資本文化的挫敗：以流水線生産T型車而聞名的亨利·福特曾幻想将這套資本工業的生産邏輯應用到農業種植中去，因而他在巴西亞馬孫河岸建立了一個橡膠種植園。從生産模式上來看，這是對标準化的“福特王國”的複制。然而密集的“科學”種植使得這個項目徹底失敗。書中提到的另一個例子則是19世紀西非熱帶地區的農業種植。英國農業推廣員試圖用一種“準宗教式的種植幾何學信仰”來取代本地原住民果園的雜亂無章，但事實證明：造成視覺秩序上雜亂無章的套作、輪作、混栽以及樹枝圍田才是适應當地環境的可持續耕作方式。

同樣的，勞工階級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就強調，勞工所創造出的對于身份識别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是在工會、合作社運動或政黨裡産生的集體的民主制度。例如，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合作社即由英國羅奇代爾的織工在1844年發起。由于在工廠勞動中日益陷入貧困，而當地雜貨鋪繼續給基本生活物資漲價，勞工們成立了羅奇代爾先鋒社，聯合起來開設自己的商店，以低廉的價格将他們原本買不起的面包等食物出售給其他勞工，并形成了民主決策、公平貢獻、平等配置設定、關注社群和注重文化宣傳等核心原則。由此誕生的羅奇代爾原則成為日後各地勞工合作社運動的基石。而保羅·威利斯在民族志著作《學做工》中認為，勞工階級子弟所形成的反學校文化正是一種反對階級秩序的鬥争形式，最終這些反抗的勞工階級子弟并沒有接受資産階級文化并進入到階層上升的通途——盡管這種反文化使得他們作為勞動力最終仍然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産過程之中。

正是在對勞動者文化壓制和埋沒的知識生産以及文化傳播機制中，我們更傾向于認為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于其有益的，但是一個985博士去做木工、泥水匠、工廠中的房間勞工或外賣員則是一種對個人的不負責任以及價值的退行。當然，這裡也不是說由于底層勞動者能夠形成自己的文化，因而他們便能夠滿足于自己的生活境遇，而不再願意改變造成各方面不平等的社會狀況。而是說，勞動者形成自己的文化恰恰是推動社會制度改變（由自在的成為自為的）的一個必要因素。

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将對一些備受關注的文化現象産生新的認識。例如，當某勞務市場的“大神”甯願過着幹一天玩三天的日子，而不願意進到黑廠打工時，他們未必不是在生成一種獨特的哲學和文化實踐。當主張不結婚、不買房、不工作的tp主義席卷網絡時，這可能并不是一種缺乏理性和思考的懶惰。當白領們紛紛倡導上班摸魚、程式員喊着反對加班和996的口号時，這也絕不是不上進和不願與老闆共進退的自私。這是屬于勞動者的“内在修養”和“德性”，往往比中産主張閱讀海德格爾要管用的多。

為什麼不敢承認，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太不正常的事？我們現在有了一些答案。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