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權利？今天我們在思考的問題，哪些是新浮現的？哪些是千百年前就被讨論過的？”“一個時代流行什麼樣的哲學跟時代氛圍是什麼樣的關系？”“總是顯得很深奧的哲學對我們當代生活是否有啟發意義？”“怎樣向大衆去普及哲學？”
最近，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英瑾以“做自己的哲學家”為主題舉辦了一場線上直播，就上述問題進行了分享，徐英瑾談道，希望通過這種直播課的形式，分享自己對于“哲學之用”的了解。
直播現場。
哲學問題對普通人真的有啟發嗎？
徐英瑾從事現象學、分析哲學、歐陸哲學比較研究，在高校開設了古希臘哲學、西方語言哲學、心理學哲學等課程，而在課堂和研究室之外，他在各類社交媒體也非常活躍，他有一個直白的網名——“徐英瑾文史哲”，定期釋出講課音視訊，向大衆普及哲學問題。
而關于哲學問題對于普通人的生活是否真的有啟發，徐英瑾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動性非常大的曆史時期，如果按照自己的本能和習慣來繼續日常生活，可能很快就會覺得與生活脫軌，“因為社會整體結構在發生劇烈變化，你要具有适應性，你的思維要發生變化，是以我認為在人類思維當中也有一種恐龍效應。”
恐龍效應，是指原本統領地球很久的恐龍大多數的時間生存于一個相對穩定的自然環境中，它小小的腦子也夠用，但當環境突然變化，恐龍很快就滅絕了。徐英瑾以恐龍的比喻來闡明：人類個體也需要具備一種對自己的思維架構迅速切換的能力，我們需要迅速改變自己的身份标簽，才能夠适應這種新變化的時代。
具體而言，哲學的功用之一就是讓生活中發生的事情變得可以接受，“比如，如果我們真的了解了《資本論》裡關于貨币哲學的道理，了解了馬克思對于宗教的批判和對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再看待日常的經濟生活，或許就會覺得人對于真金白銀的癡迷可能是中了毒；還比如馬克思主義談到的關于‘死勞動統治活勞動’的問題，想到大廠發生的過勞死事件，我們可以認為，死勞動就是貨币，活勞動就是你的生命力，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的奴隸制比古代奴隸制更殘忍，恩格斯說過一句很漂亮的話，以前是按照人來賣，現在是按照時間來賣。而且它是一種隐蔽的奴隸制，因為它簽契約，你是自願的，人表現出的心甘情願更加重了剝削。”
哲學的價值展現在哪裡？徐英瑾認為，千百年前哲學家們哲學讨論的問題在今天依舊存在，比如“世界上的正義到底是取決于利益和權利，還是正義有自己的标準。中國網際網路典型的正義是什麼？似乎根本就沒有什麼正義，你有權力，你有拳頭，你就是正義，而這種觀點《理想國》中，色拉叙馬霍斯早就說過了，最後蘇格拉底把它駁得體無完膚。哲學史的學習首先讓你知道，古人已經把你的問題想過了，我們需要保持謙虛；其次，哲學是辯論性的東西，通過反複辯論，我們知道任何一種立場都可能會走向它的反面，這樣人就不會變得太執著，而且中國人的很多辯論是為了面子，總覺得維護尊嚴比維護真理更重要，學習哲學可以治這個病。”
徐英瑾也認為，因為哲學本身會思考一些很大的問題間的關系，比如所有的心靈事物是不是都能還原成物質，如果在這個尺度上思考問題，你的大腦處理宏觀資訊的能力就比一般人強，也就多了一些格局感。
哲學術語與黑話解碼
哲學術語應該如何正确解碼？又應該如何在翻譯成大白話的同時，最大程度上保留學術本義？
在經曆不斷的探索嘗試，特别是在不同的媒介和平台與大衆對話之後，徐英瑾認為，平衡的核心在于術語删減過程。專業讨論裡，要花大量的功夫去讨論對一個術語怎麼界定、不同人對這個術語是怎麼看的，但是在大衆傳播當中要以事例為中心，從一個例子來得到大衆的共情，适當加入一些術語，數量最好是宜少不宜多，否則大家記不住。
比如講述“韋伯定律”時，可以參考一種生活場景：你在比較高的水溫中洗澡，把水溫提高1℃，你可能感覺不到，但如果之前在很低溫的水中洗澡，突然加大量熱水，就覺得受不了，這就意味着，後面的溫度的高和低取決于你前面接受的溫度是多少。比如你周圍的人都跟你說我家孩子又拿到北大清華的通知，有人說我侄女已經在哈佛、斯坦福，你會覺得心理落差非常大，這是鑄造了現在的社會生态的一個原因——即我們的文化實際上沒有一個比較局域化的評價标準，中國人對整個世界的關注導緻比較的差量值太大。
徐英瑾也并不認為黑話解碼是一個向下俯就的行為：“我覺得這恰恰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發現，原來不需要那些術語，哲學道理也能講通，”他同時認為，“深入淺出地把一個道理說清楚，這對我的專業寫作有正向的幫助作用。”
但是對術語删繁就簡的過程不代表沒有判斷，徐英瑾認為，“我們以鄙視鍊來确定自己的主張，但是不要人雲亦雲建立一個鄙視鍊。舉個例子，很多人主張海德格爾比薩特高明，但是你的證據是什麼呢？薩特能寫《存在與虛無》，這是不是一個完全能夠登堂入室大部頭的學院哲學著作？薩特寫了多少戲劇、小說，海德格爾他寫過小說嗎？這兩項分數一加合在一起或許才可以判斷誰更厲害。”
“我喜歡從客觀角度評價綜合能力，而且中國人最喜歡講文史哲不分家，薩特同時是個大才子，又能寫哲學著作，按照中國人的标準，分數當然高。薩特哲學鼓吹絕對自由，但是他的哲學進化到一定程度就意識到，當你鼓吹絕對自由的時候不要忘記别人的自由，别人的自由必須被尊重，維護别人自由的時候你才能維護你的自由，在這裡他又轉入黑格爾式辯證思路，他的哲學可以以某種方式把我們所公認的人道主義的價值原則慢慢重建出來。”徐英瑾補充道。
“用得上的哲學”
盡管所學盡是冷門，徐英瑾并不認為讨論哲學是小衆群體的專屬權利。“回到日常生活中，其實每個人都是小哲學家。”在他看來，普通人也需要用哲學來思考，因為普通人也會面臨一些決定人生命運的戰略性抉擇，希望獲得精神指引。
身處其中，徐英瑾也觀察到，如今的哲學專業陷入了一種尴尬處境：它由曾經文科狀元們的理想，漸漸變成了“調劑專業收容所”。他回憶道，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往往隻有最聰明、最有抱負的學生才能進入哲學學院，“當時的年輕人以哲學家為偶像，張口閉口說的都是薩特、海德格爾和康德，北大、複旦的哲學專業在當時是最難考的，現在很難想象曾有過這樣一個黃金時代，年輕人會為了黑格爾和叔本華誰更厲害争得面紅耳赤。”
徐英瑾把這種轉變歸結于稀缺性的喪失。在他看來，網際網路時代的書籍逐漸喪失了稀缺性，電子書資源随處都是，各種版本、各種文字，用搜尋引擎一搜就能下載下傳全本，而人的本能恰恰是，越不稀缺的東西，就越不重視。
“網際網路在考驗人們的學習能力，”面對資訊爆炸時代，徐英瑾作出這樣的評價，“不愛學習的人更糟糕了，而愛學習的人，完全可以通過網際網路來全面提升學習效率。”重塑失落的哲學，需要先打碎龐大深奧的哲學體系，再以一種趣味性與實用性結合的視角，把哲學知識普及傳播給新媒介閱聽人，尤其是年輕人，最終幫助哲學恢複生命力。
“哪怕是聽了我的講述，螢幕前有幾位青年學生，産生了對黑格爾、維特根斯坦的興趣，真的去找一本《存在與時間》、或者《法哲學原理》來讀，那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徐英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