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陳甯遠
這篇具有個人色彩的俄羅斯文學讀書心得，寫于20多年前。根本沒有想到，20年過去，烏克蘭會和俄羅斯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戰争。
那時候，前蘇聯已經分裂了，但直到現在，我心裡從來沒有覺得果戈裡、舍甫琴科不是俄羅斯文學中的璀璨明星。就像我們不會細分曹雪芹作為滿族人是歸化的蠻夷，他就是中華文學傳統之中的一員一樣。
我對國際局勢的起起伏伏沒有研究，缺乏判斷，不知道未來将會如何演變，但我知道一點曆史，那就是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叫弗拉基米爾大公，他是這兩個國家共同承認的創始人和祖先，頭像被印在兩國貨币上。
烏克蘭紙币上的弗拉基米爾大公（圖/網絡）
這篇文章寫于20多年前，那時我是沒有這些思考的，隻是對俄羅斯的文化和文化傳統發出一些感歎。這篇被想到的文章，其實是在和散步的好夥伴任大剛，就俄烏戰争的觀點發生分歧想起來的，具體的分歧就不說了，很容易争吵。
但我們都承認這将是一場改變世界格局，嚴重影響曆史程序的戰争。我承認在這場戰争之中，世界的未來會怎麼樣？并不取決于這篇文學讀書筆記裡的個人思考。
但假如從史學的角度談一下心得，我更喜歡引用湯因比的觀點。他在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為希特勒作為曆史性人物，做了一個另外一種的曆史可能性的描述。他在該書的第四卷《希特勒的歐洲》序言裡寫到：
“在簽訂慕尼黑協定後的第二天，處于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曆史上某一位建立帝國的英主，那麼我們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壞他的前輩和他本人親手的建樹，達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裡的那副牌，不是在他手裡，而是在奧古斯都，（漢）劉邦或者居魯士的手裡，靠了那副牌，這等雄才大略的人物還有什麼大事業幹不出來呢？他無疑會以希特勒的歐洲建成一個全球性的帝國，在開國者去世以後，帝國還将延續四百年之久。”
可惜的希特勒隻能是千古罪人，留有萬世的罵名，因為他隻會對人類犯罪，而不知道人類需要和平幸福的生活。
政治化文學的全球影響力
俄羅斯文學輝煌燦爛，不是由一顆兩顆的個别星座構成的，而是群星璀璨。自普希金始到前蘇聯時代，這輝煌的傳統不絕薪火，這是龐大的俄羅斯貢獻給世界的奇迹和财富。
二十世紀以降，地球上的讀書人，少有不知俄羅斯的魅力。即便不懂俄文，對俄羅斯的曆史、文化諸方面缺乏了解，也不會拒絕認同俄羅斯文學。俄羅斯文學光芒四射不容拒絕，這已是不争的事實，用不着多說。
“蘇維埃”在今天的俄羅斯已成往事，它的影響卻遠非如明日黃花之凋殘，“蘇維埃”在俄羅斯的情況稍待再說，單就中國論，對“蘇維埃”精神刻意追求的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99年就已喚回四五十歲人的青春歲月，重新熱鬧了一把。可見往事已逝黃花雖成，卻并不意味着一切煙消雲散。
1973年的前蘇聯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圖/豆瓣）
但這又不妨換個角度說，它證明了俄羅斯文學力量的強大。
雖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并非多麼偉大的作品，但它依然是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傳統的産物。“蘇維埃”時代的思想專制，并未能完全禁锢俄羅斯文學傳統的全部活力，有時候兩者之間還有美妙的姻緣，令人暈眩，使人對俄羅斯的神奇魅力倍感難以捉摸。
比如那些曾主宰“蘇維埃”俄羅斯一切的政治家：列甯、斯大林、赫魯曉夫，直到有點兒浪漫，對“蘇維埃”不太負責的戈爾巴喬夫，他們幾乎每個人在位期間，都呼應着同時代的某個能代表俄羅斯文學的優秀作家。
如列甯對高爾基；斯大林對肖霍洛夫；赫魯曉夫對索爾仁尼琴；熱鬧半截子的戈爾巴喬夫差不多也對上了同樣半截子熱鬧的艾特馬托夫。
這樣的枚舉，不是要說他們的私人關系如何如何，這樣蜻蜓點水式的枚舉，隻是想說明，俄羅斯文學與俄羅斯政治的某種親密的對應聯系。
這種親密聯系，常常使得俄羅斯政治程序文學化，并更強地以文學的名義、而似乎是非政治的名義，幹預社會生活諸方面。相反也一樣，文學似乎也容易政治化，并親密地是政治的某種似乎是非附庸的獨立之物，強烈地使政治文學化。
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不是罕有的話題，政治與文學的互相滲透也不是罕有的事。
罕有的是，政治化的俄羅斯文學，并非如貫常的那樣，成為幹癟的說教，而依然是魅力十足的政治化文學，并同時給了文學化後的政治以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甚至是政治本身不能締造的，使有時不能為人稱道的政治本身合法并抒情得光彩照人。
文學加“蘇維埃”的形象，在大陸實際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生動地取代了“電氣化加蘇維埃”，此乃這方面殘酷且動人的例子。這意味着俄羅斯文學傳統決然不同于其他文學傳統的地方。
比如歐美，就少有這樣政治文學一體化的現象。在那裡，文學大部分時候就是遠離政治行為後的結果。就是有文學政治一體化的作品，但要做到俄羅斯政治文學化這樣強大，這樣迷人，這樣光輝不減，似乎也勉為其難。
俄羅斯文學的影響這種性質，把一切文學“化”之後的強大，影響了世界。認同俄羅斯以認同它的偉大文學為主，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這是一個世界性的事件。就連上司今日世界文明程序的歐美思想，也為它鋒芒所及。
所謂今日起上司作用的歐美思想，是完全不同于俄羅斯的。但表面上看的大相徑庭，并不是必然否定有無關系的證據。
二十世紀代表歐美傳統的組成部分，通常被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是英美傳統，一是歐陸傳統（主要指法德傳統，俄羅斯在此傳統邊緣地帶）。能代表這兩個傳統方面的傑出人物，如同操德語的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都分别能找到他們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的證據。
二人雖都以德語發表思想，但并不意味着隻代表一個傳統，維特根斯坦是英美分析哲學的執牛耳者；而海德格爾則是歐洲大陸哲學的薪火傳人和新的開拓者，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比如維特根斯坦，他就用自己的行動直接證明了他與俄羅斯文學的聯系。據說他在一次大戰的前線中浴血，就随身攜帶了一卷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仿佛此書是護身符，可以護着他的肉體和靈魂平安地穿過戰場的硝煙，抵達他企求的哲學靈境。
海德格爾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的證據，雖不是這般直截了當，但也是有迹可循的。如他研究尼采，對尼采的“上帝死了”大加挖掘闡述（他有著名的文章）；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就與陀思托耶夫斯基是共通的。
又如海德格爾立學之處深受現象學之浸染。不僅胡塞爾，包括另一位現象學大師舍勒對海德格爾都影響菲淺。舍勒的學術受俄羅斯啟示是确定無疑的事實。比如舍勒與索洛維約夫的關系。
另外舍勒對俄羅斯文學大加贊揚，且努力為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提供哲學式的解釋。比如解釋《卡拉瑪佐夫兄弟》有“傑出的學術内容和宗教先知性的意義内容”，卻用小說表達的原因。
舍勒同時還認為，陀思托耶夫斯基和另一位偉大巨匠托爾斯泰“詩意化、先知化地贊美”的俄羅斯的“恭順的被動性忍耐品質”，已是“痛苦和受難的意義學說”之世界性理論的組成。
總之，舍勒離俄羅斯很近，離俄羅斯文學很近。
以此觀照海德格爾的“尼采”行為和“現象學”行為的思想脈流都通向俄羅斯文學，最切近的證據，就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名字：陀思托耶夫斯基，他總以這樣或那樣的間接面孔，出現在海德格爾思想的道路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圖/網絡）
能代表上司世界文明的歐美傳統的兩個人物，都似乎與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名字相連，這似乎也證明了他們代表的傳統，深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要之，俄羅斯文學的全方位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世界性事件。
在此事件中，影響已從單純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詩情畫意、藝術技巧、語言文字、閱讀欣賞、思想内容這些文學的各要素中，脫穎而出。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吸引或進入其他的文化。
這種全方位影響不同文化的程序，從來沒有停止過，從來都是神奇的、富于魅力的和力量強大的。它以某些時候看似并不具體的一切文學化的程序，實質性地進入不同文化的核心深處。至于在此深處埋藏了什麼，卻又不完全是文學各要素組合就可以言說的。這不能用文學化的文學埋藏物到底要發生什麼作用？
在與其他傳統的互相策動中，對世界文明的程序起什麼影響，都在重重霧障裡看不清楚。因為這不是泛泛而論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随便說說托爾斯泰等幾個偉大的名字和他們偉大的作品，就能一五一十理清全部堂奧的。
毋甯說這樣隻是知道的開始，知道有這麼回事，離知道深藏不露于其他文化面孔底下的真實俄羅斯文學靈魂，還相距甚遠。也許越是知道這麼回事，它越無形，越像謎。并以其迷一樣的光芒，遙遙相對于各種各樣的認同之上。
但對于這個重大而複雜的問題，又不能輕言放棄。宏觀作論并不能很好地切近它。那麼談談個人的感受，雖膚淺，卻也是前述宏觀作論流于空泛的一種糾正吧。
“犯罪”是俄羅斯文學的核心
現在談我個人的具體感受。
以純個人的方式切入這樣龐大的話題，所有力不從心、支離破碎的壞處，都可以找到妥當的借口，因為這僅隻是代表個人，這僅是個人的閱讀。
我認為俄羅斯文學的所有偉大貢獻中，最突出的貢獻，就是該傳統中對“犯罪”現象的描寫。如果說俄羅斯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突出表現在它的文學傳統上；則該傳統的偉大光輝，是與“犯罪”文學分不開的，可以說“犯罪”文學是俄羅斯文學的核心部分。
談俄羅斯文學，不涉及其它題材甚至可以勉強過關，要不談“犯罪”文學則是不可以想象的。
那些創造俄羅斯文學的偉大作家們，大都直接以“犯罪”為題材創作了他們的代表作。托爾斯泰的《複活》；“殺死上帝”的行為寓于一起弑父案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契可夫更加直接，他采訪流放地，寫出的《薩哈林旅行記》……等等。
此傳統才華二十世紀并未絕響，索爾仁尼琴的《伊萬的一天》《古拉格群島》，更是這方面題材這方面才華的高度集中，且被視為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的典範。
我個人對俄羅斯文學想有所表達，其感覺就從“犯罪”文學的偉大貢獻者之一，“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開始的。
有感而發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境況。
紀錄片《對話索爾仁尼琴》（圖/豆瓣）
據報載，索爾仁尼琴在俄羅斯祖國如同客居，對于他曾熱情呼籲反對的“蘇維埃”煙飛雲滅，并沒有燃起他在其它方向上的可能熱情。是以客居感油然。加上開設一年的電視講座，草草收場與熱情與觀衆的日稀，與昔日每出一呼聲便得到大回應，真是有天壤之别。
不知是俄羅斯失去了熱情，還是他本人失去了熱情？總之是兩相寂寞，徒有往日了。
于此情此景，我回憶起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并非想肯定能回答出什麼，但也算是尋找某條線索。某條個人的線索對個人感覺的诠解。
我的記憶中，很難忘記索爾仁尼琴那些偉大作品中的兩個細節。一個是在《伊萬的一天》裡，另一個是在《古拉格群島》裡。
前者說的是主人翁伊萬勞動改造了一天，收工歸監。入監前有例行的搜身檢查，這天等着搜身的伊萬忘了他還藏着一小段鋸片——用以制成所謂精緻的刀具好與他犯交換食品，可快到搜他時，他碰到了他放在身上的硬硬的鋸片，他一下子就呆住了，什麼辦法也沒有，隻有後悔和心跳，隻有硬捱着等着被搜身。
可是門衛不知怎麼隻搜了一半，就揮手放他歸監了，讓他僥幸地躲過了這一劫，否則被發現私藏鐵器可不是鬧着玩的。
另一個細節是《古拉格群島》上一群勞改犯，他們私下挖道地準備脫逃。宏大無比的道地工程，居然在克格勃鷹眼環伺下完成了。别的複雜艱難不說，就是消化挖出來的土方就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可是成功的道地并沒有保證他們成功脫逃。原因是脫逃成員中，有一個家夥不太沉着，在脫逃中，因為一個不需要的擡頭，于是失敗了，脫逃者全部被捉回。被捉回時，克格勃的鷹眼還沒有查到有道地。命運真是與伊萬太不相同了。
這兩個細節之是以傳神，就是譯文也沒有讓魅力失去。我驚歎于作者的藝術天賦，卻忍不住替書中的人物做出另外的想法。
比如伊萬，事先不是忘了而是藏好鋸片，不就可以從從容容地歸監嘛。對于脫逃中的失誤者，索爾仁尼琴沒有半點兒責備，似乎錯不在他。
也許是錯不在他，克格勃的鷹眼環伺，怎麼責備同伴呢？然而其他同伴事前的心血和事後的犧牲，這又如何了結呢？
索爾仁尼琴與他的作品對此并不言說。要之，索爾仁尼琴的傾向并不在這些環節上，他的傾向是，将人事的成毀系于天命的眷顧與不眷顧。
一切成功與失敗，似乎都不在于人事的精心或粗疏，這種宿命感彌漫着整個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雖然他在這種宿命感的文學化把握中，是有力量的偉大的“持異見者”，但他的“異見”并不以人事見長，似乎也不看好人事。
也許人事是啰嗦的，也沒有魅力。如果索爾仁尼琴在人事上傾注精力，他的作品或許魅力稍遜？當然這隻是我猜測，因為在這樣的細節裡，我們似乎隻能感到心跳，一種命運讓人不得不的心跳。
當然，人事之與天命是文學永恒的話題，也是文學保持魅力的源泉之一。但日夜等着天命的眷顧與否，是不是要把心天天提到嗓子眼上來過日子？這種狀态如此動蕩何來安定？又需要什麼樣的心理才能承受？誰又能事事保證在硬捱硬等，結局不妙前得到開脫？——開脫不了，就以為是天命昏昭難定，這能為一切粗心大意做借口嗎？
總之，這樣的生活是反日常的，是強刺激性的，是不計後果的。沒有對反日常之後的局面保持堅強承受耐力的人，是絕難做到的。更何況會安心？安心于不知下一步，隻等天命！
由此而想到陀思托耶夫斯基，在一起弑父案中，夥同罪犯“殺死了上帝”。全世界受此不安長達一個世紀，多少彌補性方案都不能消此惶惶。因為連最有可能指望得上的下一步——上帝，也不在了。這種刺激性的大力量真是徹底鑿空了日常性裡“常”字的基礎。
托爾斯泰則是另一條道跑到黑，為了上帝的純而又純，徹底将自己“複活”成聖徒，别家棄妻，否定文學（薩士比亞和自己都在内），同時并行。總之人間的一切都不要了，都要換成天國行在地上。
這三人都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代表，能否說他們涵蓋了俄羅斯文學的全部，我不敢斷定。但就他們所反映的俄羅斯文學的一個主流方向：抨擊罪惡來看，他們共同具有某種偏執的狂熱，這狂熱之以光輝形象出現的道德倫理型力量，有粉碎日常生活的危險。
這麼說，就我個人的感受，并不認為是有失公允和沒有根據的。
1960年的蘇聯電影《複活》（圖/豆瓣）
無論是索爾仁尼琴的全賴天命的傾向，還是陀思托耶夫斯基的鑿空常字基礎，包括托爾斯泰相反的純之又純的向上帝之路，都具有粉碎正常生活的力量。
這力量鋒芒所及，罪惡遁形。但這些力量卻也不一定與人間煙火互相滋養；也許根本上就與人間煙火無關；甚而至于鋒芒所刺擦罪惡而過，卻傷及無辜。
當然這三人這方面的共同點，于文學于思想意識形态裡的諸般活動，銳進到偉大的境界，有時可謂善之善者也，但是與日常之常字，卻是敵人。
他們即使有與人間煙火相關的行為，這些行為由他們施出來，也絕大部分是食“常”自肥，而顯得是非“常”的元氣淋漓，卻永遠表現得與“常”字無關，無補。
俄羅斯哲學家别爾嘉耶夫（也許是俄羅斯哲人中較少文學氣味的思想者）說“俄羅斯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極端”這句話我想是對上述三人的特殊的共同點的最好總結。這份總結也許使我個人私自的危險感覺哲學化了。
如今這危險依然存在，并未在俄羅斯消失。
自“休克療法”以來，俄羅斯民族元氣大傷，經濟危機重重，意識形态領域也亂烘烘的一無定見。“蘇維埃”之退出曆史舞台，并未見到合适的别物上場。這不光是重新選擇本身很艱難的問題，也是“蘇維埃”在俄羅斯現實退場的方式本身就有問題。
它大舉退場，一如它革命性來臨，好像隻準備了幾句台詞，什麼動作什麼情節都不曾預備，好像沒有功夫。俄羅斯十年沒有國歌也算是一個奇迹般的例子。
随便插一句關于俄羅斯國歌的情節說明。十年無國歌的俄羅斯，後來已定用前蘇聯時代的旋律。但争議之洶洶，幾乎掩蓋了普京總統對此發言的真谛。
普京說，“用前蘇聯的旋律，是要證明我們父輩的生活并非一點價值也沒有”。這也許是俄羅斯少數清醒者開始懂得方法了，可是注意到了日常之“常”字。
常字無它，就是要穩定地保持一定的連續性。文明的建設和存在，是諸多因素彙合而成，并非專持力量，尤非批判的粉碎性力量一着所為。
在聖徒的對面生活
但我所說的危險并不會因為少數者的清醒而完全消失。
那些因為看到真理，就認為真理萬能；迸發出生命中的激情，便以為上天如此眷顧我，可以一往無前了……
凡此種種依然魅力十足，并非比清醒者的力量更遜色，有時可能更強大。
我感覺到此，并非是想否定真理的取向和熱愛生命的熱情的重要性。我隻是恐懼這樣的行為，變成一個純而又純的指南，且旋風般卷入大千萬象。
在此指南中，過去和現有的一切都參與這種純化行動，人間煙火的庸常于旋風中羞于立足，也無立足之錐。也許有人于此行動中充分展現了真理、道德、使命、公義、公正、良心，甚至慈悲和寬容。這是聖徒。
但這樣充分展現的成功，卻隻能屬一個個人成功的聖徒，盡管也可以在聖徒後自豪地說聖徒屬于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祖國。
如果企圖把這些偉大的品質加諸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全體公民的每一個個人身上，我想這是最危險的信号，它意味着專制就有可能控制不住了。
這絕非是我個人危言聳聽。聖徒的純粹與專制常常隻有一紙之隔，難以抵擋。
别爾嘉耶夫又說：“沙皇所關心的不僅是天國的利益，而且是靈魂的拯救”。看來聖徒之心是俄羅斯文學和俄羅斯政治美妙姻緣的基礎。雙方透過一紙之隔互相滲透，使得聖徒式的專制更具誘惑性和破壞性。因而我個人的感覺并非完全是個人的危言聳聽的危險。
我以為聖徒是不能生活在日常之中的。被煙火熏過的聖徒是當不成聖徒的——可能還誘惑他人。我以為聖徒隻能供着，讓他們寂寞，卻并不妨事。否則他們出沒在常人間，發狠一問，如共産主義的聖徒保爾·柯察金著名之問：這一生怎樣才有意義？像我這樣憊懶庸俗的家夥是無法回答，也不願意回答的。
電視劇中的保爾·柯察金（圖/視訊截圖）
至于别人如何，卻不在我所考慮的範圍内。因為我個人身上毛病百出，于柴米油煙、小心眼、自私貪欲、昏聩庸俗、無信仰諸般瑣屑多少不缺，怎能回答“意義”之類高尚問題。且由于懶惰至極，想都不會想去為做聖徒而如何。
不過世事難料，聖徒的魅力難拒。果有巨大的力量欲拯救我的靈魂，我雖敬謝不敏之心不變，怎奈此力量的光芒萬丈？這是我認為的危險的具體之象，倒也不完全是就個人而論出的長短所緻。
聖徒魅力總有說服人的實質性理由，使人情不自禁地向善也無可厚非。
問題是，大家聖徒之心日熾，則繼而由聖徒罕有，而人人聖徒。直如毛澤東的豪邁大氣：“六億神州盡舜堯”。天地從此翻覆，隻有聖徒的世界與隻有上帝的世界也許并無二緻。因為二者都是全知全能全好的世界。這種大全也許會更寂寞，未可知數——因為從來沒有這樣過。
而一則寓言似乎說過上帝創造萬物的理由，說是上帝造物是因為上帝閑着，使這未可知數多少有點實可知其寂寞也！
索爾仁尼琴在“蘇維埃”的退場和現今俄羅斯“準自由世界“的上場過程中，扮演了某種聖徒式的角色。
演出如今過半，登台的“準自由世界”因為“準”，并不合于他的想象，他是以寂寞。如完全合于他的想象，我覺得他也許會更寂寞的。因為他好歹還生活在聖徒化的程序中，還不滿世界都是聖徒，有寂寞也是熱情過後的寂寞——也許是被供起來的的寂寞。
如果完全符合他的想象，全聖徒化了，他恐怕連異見的機會都沒有了；沒有異見的機會，他也就沒有了激情和要施展的，能施展的魅力。
“蘇維埃”時代索爾仁尼琴曾經與另一位聖徒加父執的前輩高爾基打過交道，但他那時是異見者，是譴責高爾基的假聖徒的。我想他那會兒自己還不是被供着的聖徒，對聖徒的種種情形的了解還不深。
在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裡還有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說明那時索爾仁尼琴的确不了解如何對待聖徒。那廣為流傳的故事說：
高爾基曾視察過地獄般的古拉格群島，走馬觀花之後，略加贊揚。但一個安徒生童話中才有的，揭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站了出來，對聖徒且如父親般的，力量是暴風雨中海燕閃電之疾的高爾基，說出了一切真相。可是高爾基無動于衷。不要說幫助古拉格群島上的受苦受難的勞改犯，就連順手帶走這童話般神奇的孩子也沒有做。他隻是無動于衷，讓童話般出現的孩子，依舊在地獄裡死去。
索爾仁尼琴憤怒了，他譴責他抨擊……
可是也許他不知道高爾基聖徒之身心俱成，對于環他四周的一切他隻當是聖徒的世界。這四周的一切當然也這樣供着他。如此這般兩相輝映，高爾基于其中是自個兒寂寞着，還是有别的凡心都沒有什麼差别。
到了這份上，不聞不問不能聞不能問與全知全能全問全好，雖然還是完全相反的，但卻是完全相反的相同。
索爾仁尼琴的憤怒可能是因為這種相同的相象而誤會了，誤會相象才譴責抨擊虛僞，但有無之間真假莫辨，唯有寂寞一詞聊以感慨。但就不知道如今索爾仁尼琴的客居祖國之感與此是否相通？也許有差別？春江水綠冷暖自知，個中曲折唯付寂寞也罷。
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曾說：“革命性的變化永遠不會像它的支援者那樣革命”。也許這從經濟角度出來的話，并非不适合防止本文中的危險失控。
索爾仁尼琴（圖/網絡）
我不反對聖徒，我反對人人以聖徒為楷模，個個争當聖徒。都指望一旦聖徒化了，則所有問題都解決了。這是危險的。且不說這是空想。就說聖徒的出現所要付出的代價，無論聖徒本人，還是社會，都無法預計。
法律和常識，乃至一切社會中正常的秩序,都無法為聖徒的出現提供擔保性定律，說如此ABC，就有這樣一二三的聖徒。即便聖徒已成，聖徒被供着也主要是用來看的，中用如何？則用之未必不添亂；不用則好不容易有了，如何不用？
可是被供着的聖徒他的功能絕不是可用的，尤其是指望他來解危濟難——高爾基在古拉格群島上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索爾仁尼琴那時的憤怒，便是入了如此的誤區。
群衆出版社《古拉格群島》封面（圖/豆瓣）
以為人民為聖徒付出了熱情和渴望，聖徒就将救民于倒懸。殊不知這種救民倒懸的神奇，是付出者因為付出的熱忱的成本太高而徒生幻象。
聖徒與付出者沒有投資和回報的關系，聖徒的産出最大的實用隻能用來裝點，比如裝點所謂的民族的驕傲和自豪。除此之外，别無它用！别無它用！由這樣的角度，我以為不如遠離聖徒。
既不對已經有的全部聖徒予以破壞，照舊供者不妨——隻要不崇拜若狂，認為萬靈；對還未出現的，更不做一切到了那時就好了的指望。隻是一步步踏實地走向未來，沒有僥幸之心，哪怕多點庸常，少點聖心，也絕不是無價值的生活。
這要求認真對待實際的生活，要求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付出的心血絕不會少。但如此付出是否有“常”？有巨大的回報？這雖然也不能肯定，但可預計的範圍裡，比聖徒的世界多一分平常，我想這是可以預計的。但我又不能做預言家，因為先知是聖徒通常的面孔之一。
是以我隻是安心地站在現在，要求一個安心的下一步——也許去吃飯，也許去睡覺。
至于對俄羅斯文學，我想将道格拉斯的話套改一下，做一個美好的輕松些的私人安定的感覺出現之後的結語：
俄羅斯文學的偉大，永遠不會像它的那些同樣偉大的創造者那樣危險。因為它無論如何都隻是美麗的文字、畫像中的聖徒之心，被供在紙上的傳說。如此則幸甚。如此則我們就神閑氣定地沐浴在俄羅斯文學的輝煌之中，但如果是以少了激動，少了心跳，那我也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