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的曆史上，曾出現過10個軍團，它們都能征善戰，是鐵打的部隊。其中最富有悲壯色彩的當屬紅五軍團，這支“鐵流後衛”在長征途中為革命書寫了光輝的一頁。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嶽等人于甯都發動兵變，除城北25師的一個團被該師師長李孫昆帶走外，其餘1萬七千餘人全都參加了起義，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甯都起義”。
甯都起義後，起義部隊根據中央軍委的訓示，将部隊開往中央蘇區接收改編。期間曆經兩個多月的思想改造，起義部隊被整編為紅五軍團。軍團總指揮和政治委員分别由季振同和肖勁光擔任，而副總指揮和參謀長則是董振堂和趙博生。
可以說，紅五軍團從成立之日起就命運多舛。在1931—1934年紅軍反圍剿期間，紅五軍團的上司層就遭受了滅頂之災。先是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和第十五軍軍長黃中嶽被冤殺，而後軍團參謀長趙博生又在戰鬥中壯烈犧牲，這一切都給尚屬萌芽期的紅五軍團蒙上了陰影。
季振同被錯殺後，上級訓示董振堂接任軍團長。長征途中，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團負責抗擊追兵，掩護北上的紅軍隊伍。應該說，掩護主力部隊撤離是個苦差事，可紅五軍團将士卻絲毫沒有怨言。一路上，他們不顧全軍覆沒的危險，多次擊退了國民黨軍的追兵，保護了紅軍主力的安全。正因為如此，紅五軍團也被同志們稱為“鐵流後衛”。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勝利會師後，紅五軍團改編為紅軍第五軍，由董振堂擔任軍長一職。
1936年10月，紅五軍編入西路軍，負責執行西征任務。西征作戰期間，青海軍閥馬步芳集結軍隊大舉進攻紅五軍，而此時的紅五軍早已疲憊不堪，原本就減員嚴重的部隊在曆次戰鬥中傷亡慘重，到駐守高台時兵力就隻剩下了三千多人。相比之下，馬步芳的軍隊不僅軍力充足、裝備優良，還占盡了地理優勢。
面對敵軍日益緊縮的包圍圈，董振堂自知堅守高台無望，但苦于上級下的堅守指令，董振堂隻能率領孤軍奮戰九個日夜，直至彈盡糧絕。為了不做俘虜，軍長董振堂于是舉槍自殺，年僅42歲。
盡管甯都起義的上司人大多都已死傷殆盡，不過，紅五軍團卻給紅軍輸送了大批軍事指揮幹部，其中也不乏我軍的進階将領。
董振堂犧牲後，紅五軍團還有一位進階将領看到了新中國成立，他就是開國上将李達。在開國上将中，李達的排名僅次于肖克上将，位在許世友等紅軍名将之上。除此之外，紅五軍團也湧現了一批開國中将，如王秉璋、孫毅、孫繼先、李雪三、韓振紀。
以孫繼先為例，說一下這批開國中将的重要貢獻。孫繼先是當年強渡大渡河的英雄之一，他親自帶領十七勇士冒着槍林彈雨，強渡大渡河，進而在被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天險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為中央紅軍北上開辟了一條通道。建國後，孫繼先擔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首任司令員，繼續為革命發光發熱。
當然了，紅五軍團也走出了不少開國少将。他們的名單如下：王謙、王振祥、王蘊瑞、劉放、孫潤華、李毅、李化民、谷廣善、汪洪清、蘇進、侯世奎、張汝光、張步峰、張松平、張明遠、孟慶山、徐國珍、郭卓辛、黃德魁、熊伯濤、魯瑞林、曹燦章、靳虎、靳來川。
值得一提的是，紅五軍團不僅為黨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将領，也湧現了一批在地方任職的幹部，如王幼平、袁雪組、姬鵬飛等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紅五軍團是長征的生力軍，也是長征的播種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