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時期，有這麼一位國民黨進階将領，他一生正氣，滿懷一腔報國為民之志，在紅軍處于第三次反圍剿的艱難階段毅然宣布起義參加紅軍。他的到來，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長征路上，他率領的軍團一直擔任任務最重，傷亡最大的斷後任務，不僅要阻擊數倍于己的追兵，還要全身而退。即便如此，他毫無怨言，在他的指揮下，部隊多次擊退并遲滞了國民黨軍隊的追擊，有力地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他率領的軍團是以榮膺“鐵流後衛”的光榮稱号，他就是紅五軍團的軍團長
董振堂
。
董振堂（1895~1937）
自古燕趙多壯士，董振堂
正是展示這一特質最典型的代表。他出生于晚清時期的河北省邢台市新河縣西李家莊村，自幼跟父親習武，身體素質過硬，學得一身好武藝。1914年，19歲的董振堂從高小畢業，考入冀縣中學讀書。1917年，董振堂22歲那年，他選擇投筆從戎，到北京報考保定軍官學校預科，後被清河陸軍預備學校錄取。1920年秋，董振堂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炮科學習。1922年春，董振堂以優異成績畢業，加入以軍紀嚴明著稱的
馮玉祥
西北軍，參加了第二次直奉戰争、北伐戰争、中原大戰等諸多戰鬥。因英勇善戰，戰功卓著，董振堂屢屢擢升，先後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三十六師、第五師、第十三師師長等職。
西北軍領袖馮玉祥
打仗的時候非常勇敢，經常身先士卒，帶頭沖鋒，士兵們受他的精神感染，在戰場上往往不懼生死，奮勇殺敵，是以他的部隊戰鬥力非常強。作為一個舊軍人，在當時軍閥部隊中的進階軍官，大都生活糜爛，無所不為，但是身為師長的董振堂卻跟他們不一樣。他當時的月薪雖然有200大洋，但是卻依然十分簡樸，而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一旦遇到困難，他總是慷慨相助。他這樣身居高位，卻依舊關心體恤下級士兵，這在舊軍隊中是很少見的，堪稱楷模。
西北軍大刀隊
然而面對無休止的軍閥混戰，滿懷一腔報國為民之志，以卧薪嘗膽、誓死救國為座右銘的
卻陷入了無盡的彷徨和痛苦的思索之中。但恰恰在此期間，他受到國民聯軍總政治部部長共産黨員
劉伯堅
的影響，逐漸接觸到一些革命思想。
劉伯堅（1895·1935）
1930年，蔣、馮、閻爆發中原大戰，西北軍失敗，馮玉祥被迫下野出走。第二年春，蔣介石把原來西北軍的第12、13、14、15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
孫連仲
為總指揮，趙博生任參謀長，下轄第25和27兩個師，
被任命為第25師73旅旅長。
第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
1931年2月，蔣介石糾集兵力，對中央革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第26軍被迫進入江西圍剿紅軍。第26軍到江西後，每況愈下，不僅打仗受挫，而且官兵中思鄉厭戰情緒強烈。7月，蔣介石又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嚴令之下，
率部開進戰區，當他在與根據地的人民接觸之後，看到根據地的人民對共産黨和紅軍是真心擁戴，覺得共産黨的主張和做法非常契合自己心中樸素的救國救民的理想。國民黨軍三次圍剿接連失敗，蔣介石指令第26軍困守甯都孤城。由于第26軍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因水土不服，瘟疫蔓延，加上供給和醫療條件極差，不到幾個月，第26軍就有幾千人患病死亡。
而就在這一年9月18日，日本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運動，第26軍官兵更是群情激奮，紛紛要求北上抗日，保衛自己的家鄉，并聯名寫信給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孫連仲也想借此擺脫困境，遂一面電報向蔣介石請示，一面下令全軍北上。可是讓人沒想到是，第26路軍向北開拔僅60裡便遭到中央軍的重兵阻攔，隻得重返甯都。此後，孫連仲丢下部隊到上海治牙病，日常事務由第26路軍參謀長
趙博生
主持。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産黨在第26路軍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勢利導，加緊進行兵運活動，先後發展了參謀長趙博生等近20名黨員。
董振堂和
第74旅旅長
季振同
及團長
黃中嶽
等人早已對國民黨排除異己的做法心存不滿，大家一緻同意舉行武裝起義投奔紅軍。
左起：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黃中嶽
1931年12月14日，第26路軍1.7萬名官兵在
董振堂、趙博生、季振同
的共同指揮下，舉行了震驚中外的
甯都起義
，投奔蘇區。起義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為軍團總指揮，
蕭勁光
擔任軍團政治委員，
任副總指揮，
為參謀長，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部隊分編為第13、第14、第15軍，軍長分别為董振堂、趙博生、黃中嶽。甯都起義，一下子使得紅軍的力量擴大了将近一倍，對日後粉碎國民黨第三、四次圍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春,紅三軍團攻打贛州城久攻不克，傷亡較大，此時敵軍第11師即将來援。在毛主席的提議下，中革軍委指令紅五軍團開赴贛州前線，解救腹背受敵的紅三軍團，防止敵人從城内沖出，阻擊城外增援的敵人。這是紅五軍團組建以來打的第一仗，臨危受命。
立即率部出發，一番浴血奮戰，援救紅三軍團于危難之中，一戰成名。4月，董振堂在
何長工
的介紹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此時，毛主席指揮東路軍紅一、紅五軍團發起漳州戰役，董振堂率部參加。10日，東路軍攻占龍岩城，19日，殲敵第49師主力于漳州外圍，次日解放漳州。漳州戰役後，5月，董振堂升任紅五軍團軍團長。此時，中央紅軍聲勢浩大，廣東軍閥
陳濟棠、餘漢謀
糾集20個團的兵力向江西南部進攻。7月，董振堂率紅五軍團在水口圩附近與敵交戰。戰鬥開始後，他親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紅軍官兵開往前線，一聲令下，紅五軍團官兵舞動大刀，分作四路，一起殺向敵軍，敵人抵擋了一陣以後，潰退下去。董振堂率部乘勝追擊，敵人陳屍遍地，傷亡三千餘人，打出了紅五軍團的威風。此後，紅五軍團董振堂的大刀令敵軍望而生畏。
此後，
先後參加了宜黃、東安、黃陂、東陂等戰役。在戰鬥中，他運用靈活多變的遊擊戰術沉重地打擊了敵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同時他也在戰争中學習戰争，提升了自己的軍事水準。紅五軍團在他的指揮下，成為了一支善打巧仗、硬仗、惡仗的部隊，這在後來的長征中尤為展現。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上司，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
長征一開始，
的紅五軍團奉命擔任後衛,掩護全軍轉移。這時原總參謀長
劉伯承
被貶為紅五軍團參謀長，成為董振堂的搭檔。為掩護遲滞停留的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全部安全渡過湘江，他和參謀長劉伯承戰鬥在第一線,率領紅五軍團在渡口、土地圩一帶激戰兩天兩夜,堵住了國民黨十萬大軍的追擊，成功掩護了中央機關渡過湘江，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此役，紅五軍團損失慘重，由原來的一萬兩千多人銳減為六千多人，其中第三十四師幾乎全軍覆沒，政委
程翠林
犧牲，師長
陳樹湘
被俘後絞腸自盡。
1935年4月，中央紅軍來到金沙江畔，當時紅五軍團的任務是在石闆河一帶阻擊敵人三天，掩護主力搶渡金沙江。但由于搭建浮橋失敗、沒有足夠的渡船，紅五軍團由原來的堅守三天三夜變成九天九夜。期間，
一刻都沒有懈怠，指揮紅軍官兵連續打退敵軍幾十次進攻，才完成掩護任務，紅五軍團也為此付出慘重的損失。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紅軍進入草地。8月，黨中央毛兒蓋會議後決定，将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紅五軍團被分在張國焘、朱德、劉伯承率領的左路軍中。期間，張國焘不僅收繳了紅五軍團同黨中央毛主席聯系的電台,同時為了架空
，調走了原政委
李卓然
，派他的親信
黃超
接任政委。
1936年1月,張國焘将紅五軍團與紅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合并,改稱紅五軍,
任軍長，黃超任政委。1936年7月1日,紅五軍在阿壩地區與
賀龍、肖克
等率領的紅二方面軍會師,共同北上。紅五軍指戰員曆盡艱辛,三過雪山草地,經包座,出臘子口,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肅會甯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但是董振堂的紅五軍并沒有是以卸下鞍馬，他們即将踏上漫長的死亡征程。這一去，竟是永别！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一部（五軍、九軍、三十軍）共計2.18萬人奉中革軍委訓示西渡黃河，執行甯夏戰役計劃。11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
的紅五軍這一次仍然擔任後衛，但此時紅五軍全軍僅有4600多人，槍13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隻有5發，是過河的三個軍中人員武器裝備最差的。12月,西路軍占據永昌、山丹後。27日晚，紅五軍奉西路軍總指揮部指令，撤離山丹，向西開進。紅五軍撤離山丹後，踏上了西征的道路，這一次紅五軍由往日的“鋼鐵後衛”改為全軍的前鋒。
12月29日，
率領紅五軍攻占臨澤縣城。31日，五軍及總直供給部和婦女抗日先鋒團進入臨澤縣城。進城後，董振堂即下令部隊抓緊時間休息，随後找到軍政委黃超，二人經過商議，黃超決定自己帶軍直屬大隊外加三十七團、四十三團駐守臨澤，由董振堂率三十九團、四十五團、特務團、騎兵團和總部婦女先鋒團總計兩千八百餘人，去攻打高台縣城。
12月31日晚，軍長
、政治部主任
楊克明
率三十九團、四十五團及軍部騎兵團兩個連、特務團4個連和婦女抗日先鋒團三營一部進軍高台。經一個多小時的戰鬥，紅五軍将士一鼓作氣，拿下了高台縣城，敵保安隊和民團全部繳械投降，紅五軍俘獲了一批戰馬、武器彈藥。
此後，由于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張學良，并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準備進攻西安，局勢再度緊張起來。中央此時來電令西路軍暫勿西進，靜觀時局，随時需要西路軍東返策應陝甘的意圖。這樣一來，西路軍的就地停留給馬家軍造成了極大地恐慌，他們絕不會允許紅軍在自己的地盤上建立根據地，于是一場腥風血雨的厮殺呼之而來。
1937年元月12日，馬元海調集部隊和民團2萬餘人，在大炮的配合下，攻擊高台城。
指揮紅五軍孤軍奮戰，抗擊敵人進攻，但由于敵軍攻勢猛烈，隻能逐漸退入城内，依托城牆打擊敵人。激烈的戰鬥進行了四天，紅五軍殲敵六百多人。但由于城堡工事遭到嚴重破壞，我軍傷亡很大，情況異常緊急。在一無援兵、二無彈藥的情況下，董振堂決定率部突圍。這時駐守臨澤縣城的政委黃超派人送來了一封信，說高台是西進的必經之路，總部指令紅五軍必須死守高台，與高台共存亡。
看完信後震驚了，作為一名久經征戰的指揮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部隊現在不突圍，以後就沒有機會了。但是總部的這個決定無疑是要把紅五軍全部葬送在這裡，這時身為七尺男兒的董振堂禁不住湧出了淚水。片刻沉默後，董振堂回過頭來，對送信的戰士斬釘截鐵地說道：“請你回去轉告黃超政委，服從指令乃軍人天職，我董振堂誓與高台共存亡！”
送信的戰士走了以後，
在天主教堂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會議上他宣布取消突圍計劃，紅五軍與高台共存亡，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大家雖然知道這個決定可能面臨着全軍覆沒，但是作為一個共産黨員 ，一個紅軍指戰員，他們都選擇了服從，跟着軍長董振堂為死守高台流盡最後一滴血。
元月二十日清晨，敵人傾其全力從四面攻城。守城戰士浴血奮戰,用最後的手榴彈及石頭、瓦塊同敵人進行殊死的争奪和厮殺。被收編的民團中的少數壞分子乘機打開城門,敵人擁進城内。
帶着剩餘的二三十人來到東城門阻擊敵人，他手持雙槍，帶領身邊戰士在東門城牆上與敵激戰，不幸被一顆子彈擊中，壯烈犧牲，年僅42歲。
壯烈犧牲的噩耗傳到延安後，黨中央和紅軍将士悲痛萬分。在董振堂的追悼會上，毛主席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他是一個堅決革命的同志。”
設想一下，如果
沒有參加西征，以他的軍事才能，必能在抗日戰場和解放戰争中大放異彩。紅軍時期的他絕對是對黨中央有大功的人，加上後面的功勞，必能在1955年授予元帥軍銜。
紅五軍團其他上司人結局：
季振同（紅五軍團總指揮），1934年被錯殺；
趙博生（紅五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1933年作戰犧牲；
黃中嶽（紅五軍團第15軍軍長），1934年被錯殺；
1955年授予上将，1人：
李達，副總參謀長、中顧委。
1955年授予中将，5人：
王秉璋，空軍第一副司令兼七機部長；
孫毅，總參謀部顧問；
孫繼先，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李雪三，總後副政委；
韓振紀，總後副部長；
1955年授予少将，王謙等2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