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时期，有这么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一生正气，满怀一腔报国为民之志，在红军处于第三次反围剿的艰难阶段毅然宣布起义参加红军。他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长征路上，他率领的军团一直担任任务最重，伤亡最大的断后任务，不仅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还要全身而退。即便如此，他毫无怨言，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有力地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他率领的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他就是红五军团的军团长
董振堂
。
董振堂（1895~1937）
自古燕赵多壮士，董振堂
正是展示这一特质最典型的代表。他出生于晚清时期的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西李家庄村，自幼跟父亲习武，身体素质过硬，学得一身好武艺。1914年，19岁的董振堂从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读书。1917年，董振堂22岁那年，他选择投笔从戎，到北京报考保定军官学校预科，后被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录取。1920年秋，董振堂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学习。1922年春，董振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加入以军纪严明著称的
冯玉祥
西北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诸多战斗。因英勇善战，战功卓著，董振堂屡屡擢升，先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第五师、第十三师师长等职。
西北军领袖冯玉祥
打仗的时候非常勇敢，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士兵们受他的精神感染，在战场上往往不惧生死，奋勇杀敌，因此他的部队战斗力非常强。作为一个旧军人，在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无所不为，但是身为师长的董振堂却跟他们不一样。他当时的月薪虽然有200大洋，但是却依然十分简朴，而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一旦遇到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他这样身居高位，却依旧关心体恤下级士兵，这在旧军队中是很少见的，堪称楷模。
西北军大刀队
然而面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满怀一腔报国为民之志，以卧薪尝胆、誓死救国为座右铭的
却陷入了无尽的彷徨和痛苦的思索之中。但恰恰在此期间，他受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
刘伯坚
的影响，逐渐接触到一些革命思想。
刘伯坚（1895·1935）
1930年，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冯玉祥被迫下野出走。第二年春，蒋介石把原来西北军的第12、13、14、15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
孙连仲
为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下辖第25和27两个师，
被任命为第25师73旅旅长。
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1931年2月，蒋介石纠集兵力，对中央革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第26军被迫进入江西围剿红军。第26军到江西后，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而且官兵中思乡厌战情绪强烈。7月，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严令之下，
率部开进战区，当他在与根据地的人民接触之后，看到根据地的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是真心拥戴，觉得共产党的主张和做法非常契合自己心中朴素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接连失败，蒋介石命令第26军困守宁都孤城。由于第26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因水土不服，瘟疫蔓延，加上供给和医疗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第26军就有几千人患病死亡。
而就在这一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运动，第26军官兵更是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一面下令全军北上。可是让人没想到是，第26路军向北开拔仅60里便遭到中央军的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病，日常事务由第26路军参谋长
赵博生
主持。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第26路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加紧进行兵运活动，先后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等近20名党员。
董振堂和
第74旅旅长
季振同
及团长
黄中岳
等人早已对国民党排除异己的做法心存不满，大家一致同意举行武装起义投奔红军。
左起：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
1931年12月14日，第26路军1.7万名官兵在
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
的共同指挥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
宁都起义
，投奔苏区。起义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为军团总指挥，
萧劲光
担任军团政治委员，
任副总指挥，
为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分编为第13、第14、第15军，军长分别为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宁都起义，一下子使得红军的力量扩大了将近一倍，对日后粉碎国民党第三、四次围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春,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城久攻不克，伤亡较大，此时敌军第11师即将来援。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开赴赣州前线，解救腹背受敌的红三军团，防止敌人从城内冲出，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打的第一仗，临危受命。
立即率部出发，一番浴血奋战，援救红三军团于危难之中，一战成名。4月，董振堂在
何长工
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毛主席指挥东路军红一、红五军团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加。10日，东路军攻占龙岩城，19日，歼敌第49师主力于漳州外围，次日解放漳州。漳州战役后，5月，董振堂升任红五军团军团长。此时，中央红军声势浩大，广东军阀
陈济棠、余汉谋
纠集20个团的兵力向江西南部进攻。7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水口圩附近与敌交战。战斗开始后，他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官兵开往前线，一声令下，红五军团官兵舞动大刀，分作四路，一起杀向敌军，敌人抵挡了一阵以后，溃退下去。董振堂率部乘胜追击，敌人陈尸遍地，伤亡三千余人，打出了红五军团的威风。此后，红五军团董振堂的大刀令敌军望而生畏。
此后，
先后参加了宜黄、东安、黄陂、东陂等战役。在战斗中，他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同时他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提升了自己的军事水平。红五军团在他的指挥下，成为了一支善打巧仗、硬仗、恶仗的部队，这在后来的长征中尤为体现。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一开始，
的红五军团奉命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这时原总参谋长
刘伯承
被贬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成为董振堂的搭档。为掩护迟滞停留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全部安全渡过湘江，他和参谋长刘伯承战斗在第一线,率领红五军团在渡口、土地圩一带激战两天两夜,堵住了国民党十万大军的追击，成功掩护了中央机关渡过湘江，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此役，红五军团损失惨重，由原来的一万两千多人锐减为六千多人，其中第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政委
程翠林
牺牲，师长
陈树湘
被俘后绞肠自尽。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来到金沙江畔，当时红五军团的任务是在石板河一带阻击敌人三天，掩护主力抢渡金沙江。但由于搭建浮桥失败、没有足够的渡船，红五军团由原来的坚守三天三夜变成九天九夜。期间，
一刻都没有懈怠，指挥红军官兵连续打退敌军几十次进攻，才完成掩护任务，红五军团也为此付出惨重的损失。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红军进入草地。8月，党中央毛儿盖会议后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红五军团被分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中。期间，张国焘不仅收缴了红五军团同党中央毛主席联系的电台,同时为了架空
，调走了原政委
李卓然
，派他的亲信
黄超
接任政委。
1936年1月,张国焘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并,改称红五军,
任军长，黄超任政委。1936年7月1日,红五军在阿坝地区与
贺龙、肖克
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红五军指战员历尽艰辛,三过雪山草地,经包座,出腊子口,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但是董振堂的红五军并没有因此卸下鞍马，他们即将踏上漫长的死亡征程。这一去，竟是永别！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五军、九军、三十军）共计2.18万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的红五军这一次仍然担任后卫，但此时红五军全军仅有4600多人，枪13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只有5发，是过河的三个军中人员武器装备最差的。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后。27日晚，红五军奉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撤离山丹，向西开进。红五军撤离山丹后，踏上了西征的道路，这一次红五军由往日的“钢铁后卫”改为全军的前锋。
12月29日，
率领红五军攻占临泽县城。31日，五军及总直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进入临泽县城。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二人经过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属大队外加三十七团、四十三团驻守临泽，由董振堂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特务团、骑兵团和总部妇女先锋团总计两千八百余人，去攻打高台县城。
12月31日晚，军长
、政治部主任
杨克明
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部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4个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进军高台。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红五军将士一鼓作气，拿下了高台县城，敌保安队和民团全部缴械投降，红五军俘获了一批战马、武器弹药。
此后，由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这样一来，西路军的就地停留给马家军造成了极大地恐慌，他们绝不会允许红军在自己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厮杀呼之而来。
1937年元月12日，马元海调集部队和民团2万余人，在大炮的配合下，攻击高台城。
指挥红五军孤军奋战，抗击敌人进攻，但由于敌军攻势猛烈，只能逐步退入城内，依托城墙打击敌人。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天，红五军歼敌六百多人。但由于城堡工事遭到严重破坏，我军伤亡很大，情况异常紧急。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的情况下，董振堂决定率部突围。这时驻守临泽县城的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说高台是西进的必经之路，总部命令红五军必须死守高台，与高台共存亡。
看完信后震惊了，作为一名久经征战的指挥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部队现在不突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但是总部的这个决定无疑是要把红五军全部葬送在这里，这时身为七尺男儿的董振堂禁不住涌出了泪水。片刻沉默后，董振堂回过头来，对送信的战士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你回去转告黄超政委，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
送信的战士走了以后，
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上他宣布取消突围计划，红五军与高台共存亡，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大家虽然知道这个决定可能面临着全军覆没，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红军指战员，他们都选择了服从，跟着军长董振堂为死守高台流尽最后一滴血。
元月二十日清晨，敌人倾其全力从四面攻城。守城战士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及石头、瓦块同敌人进行殊死的争夺和厮杀。被收编的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机打开城门,敌人拥进城内。
带着剩余的二三十人来到东城门阻击敌人，他手持双枪，带领身边战士在东门城墙上与敌激战，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42岁。
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后，党中央和红军将士悲痛万分。在董振堂的追悼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
设想一下，如果
没有参加西征，以他的军事才能，必能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红军时期的他绝对是对党中央有大功的人，加上后面的功劳，必能在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
红五军团其他领导人结局：
季振同（红五军团总指挥），1934年被错杀；
赵博生（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1933年作战牺牲；
黄中岳（红五军团第15军军长），1934年被错杀；
1955年授予上将，1人：
李达，副总参谋长、中顾委。
1955年授予中将，5人：
王秉璋，空军第一副司令兼七机部长；
孙毅，总参谋部顾问；
孙继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李雪三，总后副政委；
韩振纪，总后副部长；
1955年授予少将，王谦等2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