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10个军团，它们都能征善战，是铁打的部队。其中最富有悲壮色彩的当属红五军团，这支“铁流后卫”在长征途中为革命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人于宁都发动兵变，除城北25师的一个团被该师师长李孙昆带走外，其余1万七千余人全都参加了起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后，起义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部队开往中央苏区接收改编。期间历经两个多月的思想改造，起义部队被整编为红五军团。军团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季振同和肖劲光担任，而副总指挥和参谋长则是董振堂和赵博生。
可以说，红五军团从成立之日起就命运多舛。在1931—1934年红军反围剿期间，红五军团的领导层就遭受了灭顶之灾。先是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和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被冤杀，而后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一切都给尚属萌芽期的红五军团蒙上了阴影。
季振同被错杀后，上级指示董振堂接任军团长。长征途中，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负责抗击追兵，掩护北上的红军队伍。应该说，掩护主力部队撤离是个苦差事，可红五军团将士却丝毫没有怨言。一路上，他们不顾全军覆没的危险，多次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追兵，保护了红军主力的安全。正因为如此，红五军团也被同志们称为“铁流后卫”。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胜利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由董振堂担任军长一职。
1936年10月，红五军编入西路军，负责执行西征任务。西征作战期间，青海军阀马步芳集结军队大举进攻红五军，而此时的红五军早已疲惫不堪，原本就减员严重的部队在历次战斗中伤亡惨重，到驻守高台时兵力就只剩下了三千多人。相比之下，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军力充足、装备优良，还占尽了地理优势。
面对敌军日益紧缩的包围圈，董振堂自知坚守高台无望，但苦于上级下的坚守命令，董振堂只能率领孤军奋战九个日夜，直至弹尽粮绝。为了不做俘虏，军长董振堂于是举枪自杀，年仅42岁。
尽管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大多都已死伤殆尽，不过，红五军团却给红军输送了大批军事指挥干部，其中也不乏我军的高级将领。
董振堂牺牲后，红五军团还有一位高级将领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他就是开国上将李达。在开国上将中，李达的排名仅次于肖克上将，位在许世友等红军名将之上。除此之外，红五军团也涌现了一批开国中将，如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三、韩振纪。
以孙继先为例，说一下这批开国中将的重要贡献。孙继先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之一，他亲自带领十七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建国后，孙继先担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
当然了，红五军团也走出了不少开国少将。他们的名单如下：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李毅、李化民、谷广善、汪洪清、苏进、侯世奎、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熊伯涛、鲁瑞林、曹灿章、靳虎、靳来川。
值得一提的是，红五军团不仅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涌现了一批在地方任职的干部，如王幼平、袁雪组、姬鹏飞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五军团是长征的生力军，也是长征的播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