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说：赌徒、修女和收音机（下）

当天下午约摸五点钟光景，三个墨西哥人走进房间来。

“能喝一杯吗？”个子最大的那一个问，他嘴唇很厚，人相当胖。

“这还用说？”弗雷泽先生回答，“坐吧，各位先生。你们都喝一点吗？”

“非常感谢，”大个子说。

“谢谢，”皮肤最黑、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谢谢，我不喝，”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他拍拍脑袋。

护士拿来几个玻璃杯。“请把酒瓶递给他们，”弗雷泽说。“这是从‘红人棚屋’买来的，”他说明。

“‘红人棚屋’的酒最好，”大个子说，“比‘大栅栏’的好得多。”

“这是明摆着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价钱也比较贵。”

“‘红人棚屋’里的酒是名贵的，”大个子说。

“这收音机是几管的？”不喝酒的那一个问。

“七管。”

“真美，”他说，“这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弗雷泽先生说，“是租来的。”

“你们各位是卡耶塔诺的朋友吗？”

“不是，”大个子说，“我们是打伤他的那个人的朋友。”

“是警察叫我们上这儿来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们有点小地位，”大个子说，“他和我，”指指那个不喝酒的。“他也有点小地位，”指指黑皮肤的小个子。“警察告诉我们得上这儿来——所以我们就来了。”

“你们来，我很高兴。”

“我们也高兴，”大个子说。

“你们再来一小杯吗？”

“那敢情好，”大个子说。

“承蒙你招待，”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不成，”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

“酒很好，”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干吗不试一点，”弗雷泽先生问那个瘦子。“不妨有点头晕。”

“接下来会头痛，”瘦子说。

“你没法叫几个卡耶塔诺的朋友来看他吗？”弗雷泽问。

“他没有朋友。”

“人人都有朋友。”

“这个人，没有。”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牌手。”

“他纸牌玩得精明吗？”

“我认为是精明的。”

“从我这儿，”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他赢了一百八十块。一百八十块就此无影无踪。”

“从我这儿，”瘦子说，“他赢了二百十一块。你想想这个数目。”

“我从来没有跟他玩过纸牌，”那个胖子说。

“他一定很有钱，”弗雷泽先生提出看法。

“他比我们穷，”那个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说，“除了身上那件衬衫，他什么也没有。”

“那件衬衫现在也不值钱了，”弗雷泽先生说，“已经有了窟窿。”

“确实是这样。”

“开枪打伤他的那个人是个牌手吗？”

“不是，他是个甜菜工人。他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你想想这件事吧，”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在这个城里，原来数他吉他弹得最好、弹得最出色。”

“真遗憾。”

“确实是这样，”个子最大的那一个说，“他吉他弹得多精彩啊。”

“城里吉他弹得好的人没有了吗？”

“勉强能弹弹吉他的人也一个没有。”

“有一个人手风琴还拉得不坏，”瘦子说。

“还有几个玩玩各种乐器的人，”大个子说，“你喜欢音乐吗？”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我们哪一天晚上来演奏点音乐，好不？你想那个修女会允许吗？她看上去挺和气。”

“只要卡耶塔诺能听到，我包管她会同意的。”

“她有一点疯疯癫癫吗？”瘦子问。

“谁？”

“那个修女。”

“一点也不，”弗雷泽先生说，“她是一个既聪明又有同情心的好人。”

“我对一切教士、僧侣和修女都不信任，”瘦子说。

“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不幸的经历，”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当过神父的助手，”瘦子骄傲地说，“现在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去望弥撒。”

“为什么？去了要头晕吗？”

“不是，”瘦子说，“喝了酒，我才头晕。宗教是穷人的鸦片。”

“我原以为大麻是穷人的鸦片，”弗雷泽说。

“你抽过鸦片吗？”大个子问。

“没有。”

“我也没有，”他说，“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是很坏的东西。一抽上就甩不掉。是一种害人的东西。”

“就像宗教，”瘦子说。

“这个人，”身材最矮小的那个墨西哥人说，“激烈地反对宗教。”

“有必要激烈地反对某一种东西，”弗雷泽先生有礼貌地说。

“我尊重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尽管他们是无知的，”瘦子说。

“说得好，”弗雷泽先生说。

“我们能给你带些什么来吗？”大个子墨西哥人说，“你缺少什么？”

“我想买一点啤酒，要是有好啤酒的话。”

“我们会带啤酒来的。”

“临走前再来一小杯？”

“这敢情好。”

“让你破费了。”

“我不能喝。喝了头晕。接下来我会头痛，胃里也会不舒服。”

“再见，各位先生。”

“再见，谢谢。”

他们走了，他吃罢晚饭，就听收音机，把收音机的声音尽可能调低，然而低得仍然可以听到，而各地的电台终于按照这个次序停止广播：　丹佛、盐湖城、洛杉矶和西雅图。弗雷泽先生从收音机里得不到丹佛的景象。他可以从《丹佛邮报》上看到丹佛，从《落基山新闻》上校正他看到的景象。凭着他听到的一些描述，他一点也想象不出盐湖城或者洛杉矶是什么模样。他对盐湖城的唯一感觉是清洁而沉闷；至于洛杉矶，他听说那里太多的大旅馆里有太多的舞厅，使他无从想象那里的景象。他没法凭舞厅去想象。但是西雅图他终于知道得挺清楚，出租汽车公司里停着白色大汽车（每辆汽车里都有收音机），他天天夜晚坐着出租汽车到加拿大境内的那家小客店去，他在那里根据他们打电话点的音乐追随一个个晚会的进程。他每天晚上，从两点钟起，生活在西雅图，听着各种各样的人点的曲子，西雅图同明尼阿波利斯一样真实，在明尼阿波利斯音乐演奏者天天一大早起床赶到广播室去。弗雷泽先生越来越喜欢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那三个墨西哥人来了，而且带来了啤酒，不过不是好啤酒。弗雷泽先生会见了他们，但是他不想多说话。他们后来走了，他知道他们不会再来。他的神经已经变得会突然支撑不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见人。经过了五个礼拜，他的神经变得不行了；尽管他为神经能撑这么久感到高兴，然而他已经知道试验的结果，就不愿被迫做一次同样的试验了。弗雷泽先生早就做过这种事情了。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是新鲜的，就是听收音机。他整整一宿收听着，尽可能把声音调低，低得刚能听到，他在学不动脑筋地收听。

那天早晨约摸十点钟光景，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房间，带来了信件。她很漂亮，弗雷泽先生喜欢看到她，听她讲话，但是信件被认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显得更重要。然而，信上丝毫没有引起人兴趣的东西。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说，“你不久就会出院的。”

“可不是，”弗雷泽先生说，“今天早晨，你看上去很快活。”

“啊，我是快活。今天早晨我感到自己好像可能会成为一个圣徒。”

弗雷泽一听这话，微微愣了一下。

“不错，”赛西莉亚修女接着说，“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当个圣徒。从我还是个小女孩子起，我就想成为圣徒。我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出家进修道院的话，就会成为圣徒。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这就是我认为非要做到不可的。我指望自己会成为圣徒。我当初就完全拿得稳我会做到的。一会儿以前，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圣徒了。我是多么幸福啊，而这看来多么简单和容易。过去我早晨一醒来，就指望自己会成为圣徒，可我不是。我从来没有变成圣徒。我是多么想望啊。我想要的就是成为圣徒。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今天早晨，我感到自己好像可能会成为圣徒了。啊，我希望自己终于能做到。”

“你会成为圣徒的。人人都会得到他们想望的东西。这就是他们老是告诉我的话。”

“我现在拿不准了。我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圣徒。等我发现一下子办不到以后，我才认为需要有段时间。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了。”

“我认为，你是大有可能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不行，我可不要别人给我打气。别给我打气。我要成为圣徒。我多么想要成为圣徒。”

“你当然会成为圣徒的，”弗雷泽先生说。

“不见得，我可能成不了。不过，啊，我要是能成为圣徒，那有多好！我会感到无比幸福。”

“三比一打赌，你会成为圣徒的！”

“不行，别给我打气。不过，啊，我要是能成为圣徒，那有多好！我要是能成为圣徒，那有多好！”

“你的朋友卡耶塔诺怎么样？”

“他在好起来，可是瘫痪了。有一颗子弹打中了通向大腿的大神经，他一条腿瘫痪了。他们等到他伤势好转，可以移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情况的。”

“也许神经会再生。”

“我一直在祈祷，但愿会再生，”赛西莉亚修女说，“你应该见见他。”

“我不想见任何人。”

“你知道，你喜欢见他。他们会用轮椅把他送到这儿来的。”

“好吧。”

他们用轮椅把他送来，他身材瘦小，皮肤透明，黑头发长得该理了，眼睛里充满笑意，微笑起来就露出坏牙。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弗雷泽先生说。“你呢？”

“保全了性命，可一条腿瘫痪了。”

“真糟，”弗雷泽先生说，“不过神经是能够再生的，不但能再生，而且能一样好。”

“他们也跟我这么讲。”

“痛得厉害吗？”

“现在不厉害了。有一段时间，我肚子里痛得没命。当时我想，光是这么痛，就会把我痛死。”

赛西莉亚修女快活地打量着他们。

“她告诉我，你从来不哼一声，”弗雷泽先生说。

“病房里人很多，”那个墨西哥人不以为然地说。“你痛得厉害吗？”

“相当厉害。当然没有你那么糟。护士不在的时候，我叫上一两个钟头。我叫一阵，感到舒服一些。我的神经现在不行了。”

“你有收音机。我要是一个人有间房间，还有一个收音机的话，就会整宿大叫大嚷。”

“我不信。”

“伙计，会叫的。叫叫人舒服得多。可是跟这么许多人待在一起，你不能这么做。”

“至少，”弗雷泽先生说，“你一双手还是好的。他们告诉我，你是靠手吃饭的。”

“还靠脑袋，”他一边说，一边拍拍脑门，“不过脑袋的价值及不上手。”

“你有三个同胞上这儿来过。”

“警察叫他们来看我的。”

“他们带来了一点啤酒。”

“可能很差。”

“是很差。”

“今天晚上，警察叫他们来演奏曲子给我听。”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拍拍肚子。“我还不能笑。他们当音乐师可是糟得要命。”

“那个开枪打伤你的人呢？”

“也是个蠢货。我赌纸牌赢了他三十八块。这根本不必杀人嘛。”

“那三个人告诉我，你赢了许多钱。”

“可还是比别人穷。”

“怎么回事？”

“我是一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我是幻觉的受害者。”他笑起来，接着咧开了嘴，拍拍肚子。“我是个职业赌徒，可是我喜欢赌钱。真正地赌。小规模的赌博都是凭欺骗手段的。可真正地赌博，你需要凭运气。我没有运气。”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我一点运气也没有。唉，就说不久前开枪打伤我的那个混蛋吧。他会开枪吗？不会。第一枪他打空了。第二枪打在一个可怜的俄国人身上。看起来我似乎运气还不坏。结果呢？他在我肚子上打了两枪。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没有运气。他要是踩着马镫，连马也踢不到。全凭运气。”

“我原以为他先打中你，后打中那个俄国人。”

“不对，先打中俄国人，后打中我。报上报道得不对。”

“你干吗不开枪打他？”

“我从来不带枪。我运气这么不好，要是带了枪，一年里会被绞死十回。我是一个糟糕的牌手，就是这样。”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我弄到一笔钱，就赌；我一赌就输。有一回我在骰子上输掉了三千块，还是扔不出六点。用的是好骰子。还不止这么一回。”

“干吗还要赌呢？”

“要是我活得够长，运气会变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交了十五年坏运了。要是我有一天交上好运，我就会发财。”他咧开嘴笑了。“我是个好赌徒，我真的会享受发财的乐趣的。”

“你不管赌什么运气都不好吗？”

“不管赌什么，还有跟女人打交道，运气都不好。”他又微笑了，露出坏牙。

“真的吗？”

“真的。”

“那有什么办法吗？”

“慢腾腾地继续干，等时来运转。”

“可是跟女人打交道呢？”

“没有一个赌徒跟女人打交道是幸运的。做赌徒的思想太集中了。还得在夜晚干。夜晚他是该跟女人待在一起的嘛。没有一个在夜晚干活的人能跟一个女人始终保持关系，要是那个女人有点身份的话。”

“你是一个哲学家。”

“不是的，伙计。是个小城市里的赌徒。到一个小城，接着到另一个，又换一个，然后到一个大城市，然后又出发。”

“然后肚子上挨了两枪。”

“这可是第一回，”他说，“这可只有一回。”

“我跟你说话，让你累了吧？”弗雷泽先生提醒他。

“没有，”他说，“准是我让你累了。”

“那条腿怎么样？”

“那条腿我没有多大用处。有没有那条腿，我都行。反正我会有办法流动的。”

“我真心地，而且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交好运，”弗雷泽先生说。

“我也同样希望你，”他说，“还希望你不痛。”

“当然不会一直痛下去。会停止的。这没什么大不了。”

“希望你很快就不痛。”

“我也同样希望你。”

那天夜晚，墨西哥人在病房里演奏手风琴和其他乐器；一片欢乐的气氛；闹洋洋的手风琴开合声、铃声、打击乐器声和鼓声顺着走廊传来。在那个病房里，有一个飞车走壁的摩托车驾驶员，他在一个灰尘蒙蒙的炎热的下午，在“午夜游艺场”表演的时候，当着大量观众的面从斜坡道上摔下来，摔断了脊骨，等他的伤好得可以出院，今后只得改行，学做皮革制品和藤椅了。还有一个木工，他是同脚手架一起摔倒的，手腕和脚踝都摔断了。他像猫那样落到地上，但是没有猫的弹力。他们能够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使他能重新工作，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一个从农场来的小伙子，约摸十六岁光景，他那条断腿接坏了，得重新弄断。还有卡耶塔诺·鲁伊斯，一个小城市里的赌徒，一条腿瘫痪了。顺着走廊，弗雷泽先生能够听到，警察叫来的那些墨西哥人演奏的音乐逗得他们兴高采烈哈哈大笑的声音。那伙墨西哥人玩得挺愉快。他们非常兴奋地进来看弗雷泽先生，想要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曲子要他们演奏；后来，他们主动在晚上又来演奏了两回。

他们最后一回演奏的时候，弗雷泽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开着，听着热闹而拙劣的音乐，忍不住思索起来。当他们来问他希望听什么曲子的时候，他点了“柯卡拉恰” ［7］ ，这种舞曲包含着许多人喜欢得没命的轻快和活泼的曲调。他们奏得热闹而有感情。在弗雷泽先生心目中这支曲子比大多数这一类曲子好得多，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尽管情绪受到感染，弗雷泽先生继续在思索。他通常尽一切可能避免思索，除非他在写作，但是现在他在思索那些演奏音乐的人和那个瘦子说过的话。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相信这话，那个阴郁的小饭馆掌柜。是啊，音乐是人民的鸦片。这位喝了酒会头晕的老兄可没有想到。现在经济问题是人民的鸦片；在意大利和德国，这种人民的鸦片同爱国主义这种人民的鸦片 ［8］ 联系在一起。性生活呢，是不是人民的鸦片？对有些人来说是的。对有些最好的人来说是的。但是喝酒是人民最好的鸦片，啊，呱呱叫的鸦片。尽管有些人情愿听收音机，另一种人民的鸦片，他在采用的一种廉价的鸦片。赌博也得同这些算在一起，一种人民的鸦片，最古老的一种，要是真的有什么人民的鸦片的话。还有抱负，也是人民的鸦片，同这种抱负在一起的是对任何一种新形式的统治产生的信念。你想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统治，始终是较少的统治。自由，这是我们所信仰的，眼下是麦克法登 ［9］ 的一本出版物的名字。我们信仰这玩意儿，尽管他们还没有给它找到一个新名字。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什么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人民的鸦片呢？他知道得很清楚。它已经溜到他脑子里那个亮堂部分的角落附近，他在黄昏喝了两三杯以后，它就在那里；他知道，它在那里（当然它不是真的在那里）。那是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什么？当然喽，面包是人民的鸦片。他会记住这个吗？在白天这会有什么意义呢？面包是人民的鸦片。

“劳驾，”护士进来的时候，弗雷泽先生对她说，“请你去把那个瘦小的墨西哥人找来，好不？”

“你喜欢这支曲子吗？”那个墨西哥人在门口说。

“很喜欢。”

“这是一支有历史意义的曲子，”那个墨西哥人说，“是支真正的革命曲子。”

“请问，”弗雷泽先生说，“干吗不用麻醉剂就给人民动手术？”

“我不懂。”

“干吗所有的人民的鸦片并不都是好的。你想要把人民怎么样？”

“他们应该从无知中被拯救出来。”

“别胡扯。教育是一种人民的鸦片。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受过一点教育嘛。”

“你不相信教育？”

“不信，”弗雷泽先生说，“知识嘛，我信。”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有许多回，我乐于不同意自己的意见。”

“你下回还要听‘柯卡拉恰’吗？”那个墨西哥人担心地问。

“要听，”弗雷泽先生说，“下回再奏。柯卡拉恰’。它比收音机好。”

弗雷泽先生想，革命不是鸦片。革命是一种感情的净化，是一种只能被暴政延长的欣喜。鸦片是用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他想得真好，有点太好了。

一会儿以后，他们就会走了，他想，他们就会把“柯卡拉恰”带走了。接着他就会喝一点烈酒，开收音机，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低，使得你自己刚能听到。

鹿金　译

* * *

［1］ 墨西哥人对译员是用西班牙语说的，所以下文警官问他说什么。

［2］ 此处恐系作者笔误。海利不在蒙大拿州，而是毗邻蒙大拿州的爱达荷州的一个城市。

［3］ 美国一城市，在明尼苏达州。

［4］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东南部。

［5］ 运动员队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垒球队。红雀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垒球队。

［6］ 法语，意即圣母。

［7］ 西班牙语，意为蟑螂，此处是指墨西哥的一种流行舞曲。

［8］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利用意大利和德国的经济萧条，煽动人民的沙文主义而得以登台的。

［9］ 麦克法登（1868—1945），美国出版商，他出版的《自由》杂志销数很大，非常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