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由无数骆驼刺构成的真实
——评帕蒂古丽长篇小说《命运的岔路》
邓迪思
假如生命是一片瀚海，那么必然有无数的骆驼刺，每一根刺都会在心头扎下一个记忆，或者喜悦，或者疼痛。这些刺尖尖的，但骆驼爱吃。骆驼是个旅者，常常忍饥耐渴，向天际线那么遥远的地方行走。戈壁、荒漠，没有别的食物，只有骆驼刺。骆驼爱骆驼刺，犹如爱他的生命。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头骆驼，把刺储存在饱满的驼峰，载着尖锐的痛。他们饥渴、敏感，迈着长长的腿。
从新疆到余姚，再到中山，帕蒂古丽走了漫长的路，却始终没有走出大梁坡。大梁坡不会迷路，但生命会迷路，在命运的迷宫里，帕蒂古丽已经多次询问人生的答案，无人回答。现实谜一般地伫立在那里，谜一般的道路分开又交汇，在命运的岔路口，可以听到两颗心清晰的撞击声，以及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蒂古丽以碎片化、散文化的手法书写了这么一部小长篇《命运的岔路》，和以前的作品相比，她更加突出个体命运的扑朔迷离，而将时代背景、民族背景淡化。她的语言变得精炼、诗意，余味绵长。对记忆的拯救与对个体命运的挖掘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生存和成长的困扰是她反复追寻的一个主题。
尽管小说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在写伊丽与麦子、麦秸三角恋的故事，但是这并非一部爱情小说，爱情只是命运的几根骆驼刺，而帕蒂古丽描摹了一生中所有的“骆驼刺”，它们长在生命的沙漠上，顽强而突兀，似乎隐藏着生命之谜的终极答案。
一、公平之刺。小说的开端，外婆家什么都有，伊丽家什么都没有。父亲感受到岳母的小气，伊丽感受到人间的不平等。人生之路有无数个岔口，多数人的抉择都和不公平相关联。动物也会感受到不公平，萨拉·布鲁斯南和弗兰斯·德瓦尔的灵长类实验说明即使是一只猴子，遭遇不平等的待遇时也会愤怒。“我不会嫁给村里的男孩子”“ 我睡在单人木床上”都是关于不公平的幼年记忆，而这种情感，直接影响了青年时代伊丽的爱情选择。伊丽和麦子、麦秸恋爱，一方面是纯真的爱情，另一方面是潜意识中向往农场那种更优越的生活。人类的基因天然具备趋利性，从劣势向优势靠拢，这也是文明进步的基石之一。小说结尾，伊丽在三道巷子试图完成一次背叛，以报复三十多年前的那场不公正待遇，但这是徒劳的，因为麦子早已放下了那段感情，转而喜欢更年轻的女人。伊丽的感情世界空空如也，仿佛宣告人生终究是一场空。追求物质公平或许可以办到，而追求情感公平犹如竹篮打水，情感是无法量化的东西。而生命的充实感恰恰来自情感，并非物质可以弥补。
二、偶然之刺。父亲从南疆跑到北疆，外婆一家从甘肃跑到北疆，他们都落户沙湾。一场饥荒的发生让两个本不可能相遇的人走到一起，命运充满了偶然性。“苦豆子”逃过了两碗小米换来的婚姻，却没逃过一件棉袄换来的婚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婚姻不幸似乎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但不幸在哪里发生仍然充满了偶然性。伊丽原本深爱的是麦秸，可是不巧和麦秸几次错过，阴差阳错地和麦子相遇，并把初吻献给了他，这种偶然性影响她的一生。假如她一开始遇到的麦子而不是麦秸，或许是另一种命运。至少伊丽面对父亲的干预，不会那样软弱。没有人知道换一种可能究竟会发生什么，人生是不确定的。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过去和当下是封闭的，而未来是开放的。命运就是由无数个偶然和必然组合而成的，即使时光倒流，我们也不能让命运按自己设定的道路走，因为总会有新的偶然事件来打破既定计划，这就是生命的谜团。就好像我们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我们既存在于世界中，又仿佛是个局外人，对个体生命而言，生命是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存在。伊丽没想到她违心地嫁给田夫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如果她抗争一段时间，阻碍就消失了。但是，麦秸的软弱也是她婚姻悲剧的一个催化剂，他没有选择和伊丽一起抗争，而是责怪伊丽不信守承诺，转头找了别的女孩。母亲“苦豆子”走失，让伊丽和毛子又成就另一段姻缘，毛子和麦子的朋友之情，让伊丽又感受她夹在麦子和麦秸间的那种痛苦。
三、冲动之刺。伊丽在在兰萍家产生了懵懂的爱情，对腼腆、孤僻的少年麦秸有了心跳的感觉。上大学后，伊丽收到麦秸来信，得知麦秸也在人生初见时便爱上了她。于是，她冲动地去找麦秸。不料几次都错过，来到麦秸家时，和麦子相处几天，伊丽又冲动地爱上了麦子。伊丽的既定恋爱对象是麦秸，虽然没有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但少年时代的好感一直珍藏在心里。麦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恋爱符号，是一个幻想体，伊丽对爱情的美好想象都寄托在他那里了。但生命却是靠直觉和冲动来判断的，接触麦子几天之后，伊丽的直觉告诉她，麦子是那个更让自己有感觉的人。生命作为一个意识体，是靠直觉和冲动来完成人生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不可量化的。假如人只靠理智生活，制订计划，按部就班，这样的人生犹如电化学机器，找不到生命乐趣。只有冲动能够给生命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感，但冲动是把双刃剑，可能切向快乐，也可能切向痛苦。在帕蒂古丽的小说里，冲动产生了更多的岔路，让现实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对于麦子和麦秸，理性的声音告诉伊丽，她属于麦秸，不然会伤害他。直觉和冲动的声音告诉她，她属于麦子，那样爱会更猛烈一些，更深沉一些。夹在麦子和麦秸之间，让伊丽遇到了一个伦理难题，她无法作出选择。即使她已嫁他人，也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保守她和麦子的秘密，不让麦秸知道。这个冲动的惩罚，伊丽背负了一生。
四、威权之刺。在小说中，父亲的鞭子是威权或男权的象征，父亲总是用鞭子来维护他的威权。小伊丽接触朦胧的性话题后，问了父亲一句“丫头跟娃子，为啥肚里会生芽子？”父亲认为小伊丽在学坏，毫不犹豫地拿起鞭子。上高中的伊丽因为多买了些东西，并且和父亲顶嘴，便遭到了父亲的鞭子。虽然父亲爱伊丽，不舍得下狠手，但是他一定要用鞭子来维护他的威权。伊丽和麦秸接吻被父亲发现后，父亲狠狠给了伊丽一巴掌。父亲是个掌控者，伊丽的婚姻必须由他做主，她不能嫁给农场的人，他给伊丽选择的对象是县里的农机干部田夫。田夫得知伊丽不想嫁给他时，父亲又给了伊丽一巴掌。“在这灶火前，父亲曾用巴掌让我与麦秸分开。现在，父亲用巴掌命令我嫁给田夫。”父亲为了让婚姻成为既定事实，甚至怂恿田夫半夜强暴了伊丽，让生米做成熟饭。父亲作为一个主宰者，固执地认为只有他给女儿选择的路，才能让女儿幸福。在命运的岔路，他没有给女儿自主选择权，在父亲的“法典”里，服从比幸福更重要。他选择田夫，既是维护他的尊严，也是维护他的利益。因此父亲这个形象，在帕蒂古丽笔下是个矛盾的存在，仁慈和暴躁并存，既让伊丽感恩，又让伊丽记恨。父亲从来没有考虑过女儿与田夫的婚姻是个强扭的瓜，他只知道，对女儿的反抗必须使出雷霆手段。田夫是父亲的“同分异构体”，拥有如出一辙的暴脾气。喝醉了酒，田夫会抓着伊丽的头发往墙上撞，让伊丽撞成了脑震荡。第一次霸占伊丽时，他故意弄出很大声响，这是一种威权心理作祟的示威，犹如雄性动物以尿液来宣告它的领地。男性的威权意识构成了伊丽的心灵阴影，这种阴影伴随了她一生。女性在生活中通常是弱者，弱者的生存困境是帕蒂古丽展现的主题之一。对父亲的抗争以失败告终，对田夫的抗争以逃离告终，小说的结尾，伊丽也仅仅是想用一个在“三道巷子”出轨行为来报复田夫，这是一种绵软的反抗，却也是弱者为数不多的反抗方式之一。
五、背叛之刺。《命运的岔路》包含了两种背叛，一种是对婚姻的背叛，一种是对爱情的背叛。父亲、田夫、铁蛋属于前者，而他们的婚姻共同点是都没有爱情。父亲娶母亲只是出于性需求，他需要一个肉体安抚孤寂的身体和繁衍后代，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是形式上的，他们共同承担家庭生活的责任，缺乏爱情这个润滑剂。父亲背叛了母亲，与“假姑姑”暧昧，愤怒的母亲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差点烧死伊丽的妹妹伊娜。父亲的出轨造成母亲病情加重，以至于后来走失。田夫与伊丽订婚之前便和其他女人有染，他对伊丽充满霸占的欲望，没有真诚的爱情，而伊丽自始至终也没爱过他。田夫对伊丽的家暴导致婚姻破裂，伊丽离开他，远嫁南方。铁蛋与兰萍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兰萍与他有过暧昧，但只有前夫龙海对她真心疼爱。而铁蛋和父亲、田夫一样，是一个男权主义者，有蛮横的一面，也有花心的一面。铁蛋的出轨给兰萍造成伤害，使她后半生如死灰槁木。
麦子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存在三种背叛，一是对星子的背叛，他爱星子在先，遇见伊丽后又瞒着星子追求伊丽，而那时他和星子已经订婚，星子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二是对弟弟的背叛，初遇伊丽时，他便知道伊丽是弟弟麦秸的女友，可他依然不顾弟弟的感受，不断纠缠伊丽，甚至夺走了她的初吻。三是对伊丽的背叛，他在追求伊丽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星子，因此伊丽成为他的玩物。多年以后，再遇伊丽，他只是口头上表示对伊丽有感情，实则对年轻的秀秀更感兴趣。很难说麦子对伊丽到底有没有过真诚的爱情，在感情上，他未免显得玩世不恭。他和弟弟麦秸相比，是自私的，虽然麦秸有“理工男”的机械感，但麦秸是个负责任的人。
麦秸对伊丽的爱是真诚的，但同时他也是卫道士，他对爱情的理解强调排他性和责任，所写情书如同爱情论文。麦秸缺乏感性，他对世界的理解是理性的。得知伊丽要和田夫订婚后，他以排他性原理毫不迟疑地与伊丽划清界线，从来没有考虑过伊丽是被迫的，他是否应该做些什么，是否将伊丽从不幸的婚姻中拯救出来。他把抗争的责任全部甩给伊丽一个人，并没有向伊丽的父亲争取过。麦秸抱着对未婚妻金子的责任感，对陷入不幸的伊丽处处避嫌，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处世态度，但未免显得冷漠。得知伊丽与田夫离婚后，竟然送给伊丽一个“自制的模拟性器”，仿佛伊丽缺的是性需求，而不是爱情。因此，麦秸即使能够和伊丽成婚，他能给予伊丽的也不是伊丽渴望的那种爱，而是责任感。所以，在遇见麦子后，伊丽在感情上背叛了麦秸。
伊丽一生中只爱过麦子一个人，她的生命意义建立在一场真诚的爱情之上，虽然她在遇见毛子后得到了平静安稳的生活，但从来也没经历过她想要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她与麦子的爱情仿佛一幅理想主义图景，建立在虚构的云端之上，一旦落到地下，顷刻便摔碎了。
帕蒂古丽在小说的结尾表达了一种破碎感，伊丽成为爱情的祭品。父亲为伊丽构建的婚姻，随着他的去世，在田夫的一场家暴中碎掉了。母亲无尽的悲哀，在苦难和走失中碎掉了。兰萍在一场没有爱的婚姻中，生命的渴求碎掉了。麦秸在爱情的嬗变中，也碎掉了。麦子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剥离出本来面目，也碎掉了。伊丽对爱情的幻想在日渐衰老的岁月中，也碎掉了。
理想世界的坍塌让生命成为一片虚无，“我的记忆背叛了我，我的一生空空荡荡。时光这个女巫，恶毒地等着我自己去发现这一点。”伊丽最终发现，她只是活在记忆里，而她的记忆和现实世界的记忆未必能够划等号。那个懵懂、青涩、纯真的青春年代，在麦子和麦秸的记忆里或许是另外一回事。
伊丽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她只是做了一场梦，“麦子仿佛是我梦中的一个人，我在年轻时梦见了他，后来就把梦当成了真的。在浩大的时间面前，我的记忆如前世的梦，如秋阳下的枯草，终将归于荒芜。”而这场梦，又何尝不是一颗追求美好的少女的心呢？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碰撞中，又有多少梦终将破碎呢？帕蒂古丽的怅叹，也反映了生命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悖论。
生命中的这些骆驼刺构成了现实世界的荆棘，一个人试图实现生命价值时，不得不在这些荆棘面前小心翼翼，它们很可能将理想世界扎得粉碎，最终只剩下一片虚无。就像《红楼梦》中的“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或者《雪国》中的“银河仿佛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下来。”
帕蒂古丽在书写爱情破碎的同时，也在探讨生命的终极意义，她笔下的生命拥有一个独特的内心世界，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某种程度的隔离。尽管全人类都共处于一个世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世界，在心灵中，这个小世界或许漂浮于现实世界之上。但在现实中，则是处于现实世界的底部的，需要从无数的骆驼刺中穿行而过，才能得到生命的安宁与澄澈、快乐与满足。
对个体生命而言，对物质的需求总会有个明晰的答案，而对精神世界的需求往往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我们都需要像伊丽一样对记忆进行一番梳理，才能将生命看得更明白些。那个深藏在灵魂中的小小的我，甚至被记忆自我欺骗的我，才是那个最本真、最透明、最真诚的我。找到这个“我”，才能坦然放下那些骆驼刺，找到一条灵魂向上的通道。
邓迪思，作家、评论家。河北省文联期刊联盟创联部主任、《小小说月刊》下半月执行主编。
帕蒂古丽，1965年生，女，维吾尔族。新疆沙湾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思念的重量》《模仿者的生活》《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蕴情的土地》，长篇小说《百年血脉》，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北京市优秀图书奖”。长篇小说《柯卡之恋》获“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散文《思念的重量》获得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2012年度《民族文学》奖、最佳华文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