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說：賭徒、修女和收音機（下）

當天下午約摸五點鐘光景，三個墨西哥人走進房間來。

“能喝一杯嗎？”個子最大的那一個問，他嘴唇很厚，人相當胖。

“這還用說？”弗雷澤先生回答，“坐吧，各位先生。你們都喝一點嗎？”

“非常感謝，”大個子說。

“謝謝，”皮膚最黑、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

“謝謝，我不喝，”那個瘦子說，“喝了頭暈。”他拍拍腦袋。

護士拿來幾個玻璃杯。“請把酒瓶遞給他們，”弗雷澤說。“這是從‘紅人棚屋’買來的，”他說明。

“‘紅人棚屋’的酒最好，”大個子說，“比‘大栅欄’的好得多。”

“這是明擺着的，”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價錢也比較貴。”

“‘紅人棚屋’裡的酒是名貴的，”大個子說。

“這收音機是幾管的？”不喝酒的那一個問。

“七管。”

“真美，”他說，“這要多少錢？”

“我不知道，”弗雷澤先生說，“是租來的。”

“你們各位是卡耶塔諾的朋友嗎？”

“不是，”大個子說，“我們是打傷他的那個人的朋友。”

“是警察叫我們上這兒來的，”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

“我們有點小地位，”大個子說，“他和我，”指指那個不喝酒的。“他也有點小地位，”指指黑皮膚的小個子。“警察告訴我們得上這兒來——是以我們就來了。”

“你們來，我很高興。”

“我們也高興，”大個子說。

“你們再來一小杯嗎？”

“那敢情好，”大個子說。

“承蒙你招待，”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

“我不成，”那個瘦子說，“喝了頭暈。”

“酒很好，”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

“幹嗎不試一點，”弗雷澤先生問那個瘦子。“不妨有點頭暈。”

“接下來會頭痛，”瘦子說。

“你沒法叫幾個卡耶塔諾的朋友來看他嗎？”弗雷澤問。

“他沒有朋友。”

“人人都有朋友。”

“這個人，沒有。”

“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個牌手。”

“他紙牌玩得精明嗎？”

“我認為是精明的。”

“從我這兒，”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他赢了一百八十塊。一百八十塊就此無影無蹤。”

“從我這兒，”瘦子說，“他赢了二百十一塊。你想想這個數目。”

“我從來沒有跟他玩過紙牌，”那個胖子說。

“他一定很有錢，”弗雷澤先生提出看法。

“他比我們窮，”那個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說，“除了身上那件襯衫，他什麼也沒有。”

“那件襯衫現在也不值錢了，”弗雷澤先生說，“已經有了窟窿。”

“确實是這樣。”

“開槍打傷他的那個人是個牌手嗎？”

“不是，他是個甜菜勞工。他已經不得不離開這個城市了。”

“你想想這件事吧，”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在這個城裡，原來數他吉他彈得最好、彈得最出色。”

“真遺憾。”

“确實是這樣，”個子最大的那一個說，“他吉他彈得多精彩啊。”

“城裡吉他彈得好的人沒有了嗎？”

“勉強能彈彈吉他的人也一個沒有。”

“有一個人手風琴還拉得不壞，”瘦子說。

“還有幾個玩玩各種樂器的人，”大個子說，“你喜歡音樂嗎？”

“我怎麼會不喜歡呢？”

“我們哪一天晚上來演奏點音樂，好不？你想那個修女會允許嗎？她看上去挺和氣。”

“隻要卡耶塔諾能聽到，我包管她會同意的。”

“她有一點瘋瘋癫癫嗎？”瘦子問。

“誰？”

“那個修女。”

“一點也不，”弗雷澤先生說，“她是一個既聰明又有同情心的好人。”

“我對一切教士、僧侶和修女都不信任，”瘦子說。

“他年輕的時候有過不幸的經曆，”個子最小的那一個說。

“我當過神父的助手，”瘦子驕傲地說，“現在我什麼都不信。我也不去望彌撒。”

“為什麼？去了要頭暈嗎？”

“不是，”瘦子說，“喝了酒，我才頭暈。宗教是窮人的鴉片。”

“我原以為大麻是窮人的鴉片，”弗雷澤說。

“你抽過鴉片嗎？”大個子問。

“沒有。”

“我也沒有，”他說，“那玩意兒看起來就像是很壞的東西。一抽上就甩不掉。是一種害人的東西。”

“就像宗教，”瘦子說。

“這個人，”身材最矮小的那個墨西哥人說，“激烈地反對宗教。”

“有必要激烈地反對某一種東西，”弗雷澤先生有禮貌地說。

“我尊重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盡管他們是無知的，”瘦子說。

“說得好，”弗雷澤先生說。

“我們能給你帶些什麼來嗎？”大個子墨西哥人說，“你缺少什麼？”

“我想買一點啤酒，要是有好啤酒的話。”

“我們會帶啤酒來的。”

“臨走前再來一小杯？”

“這敢情好。”

“讓你破費了。”

“我不能喝。喝了頭暈。接下來我會頭痛，胃裡也會不舒服。”

“再見，各位先生。”

“再見，謝謝。”

他們走了，他吃罷晚飯，就聽收音機，把收音機的聲音盡可能調低，然而低得仍然可以聽到，而各地的電台終于按照這個次序停止廣播：　丹佛、鹽湖城、洛杉矶和西雅圖。弗雷澤先生從收音機裡得不到丹佛的景象。他可以從《丹佛郵報》上看到丹佛，從《落基山新聞》上校正他看到的景象。憑着他聽到的一些描述，他一點也想象不出鹽湖城或者洛杉矶是什麼模樣。他對鹽湖城的唯一感覺是清潔而沉悶；至于洛杉矶，他聽說那裡太多的大旅館裡有太多的舞廳，使他無從想象那裡的景象。他沒法憑舞廳去想象。但是西雅圖他終于知道得挺清楚，出租汽車公司裡停着白色大汽車（每輛汽車裡都有收音機），他天天夜晚坐着出租汽車到加拿大境内的那家小客店去，他在那裡根據他們打電話點的音樂追随一個個晚會的程序。他每天晚上，從兩點鐘起，生活在西雅圖，聽着各種各樣的人點的曲子，西雅圖同明尼阿波利斯一樣真實，在明尼阿波利斯音樂演奏者天天一大早起床趕到廣播室去。弗雷澤先生越來越喜歡華盛頓州的西雅圖。

那三個墨西哥人來了，而且帶來了啤酒，不過不是好啤酒。弗雷澤先生會見了他們，但是他不想多說話。他們後來走了，他知道他們不會再來。他的神經已經變得會突然支撐不住；在這種情況下，他不願見人。經過了五個禮拜，他的神經變得不行了；盡管他為神經能撐這麼久感到高興，然而他已經知道試驗的結果，就不願被迫做一次同樣的試驗了。弗雷澤先生早就做過這種事情了。隻有一件事情對他是新鮮的，就是聽收音機。他整整一宿收聽着，盡可能把聲音調低，低得剛能聽到，他在學不動腦筋地收聽。

那天早晨約摸十點鐘光景，賽西莉亞修女走進房間，帶來了信件。她很漂亮，弗雷澤先生喜歡看到她，聽她講話，但是信件被認為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顯得更重要。然而，信上絲毫沒有引起人興趣的東西。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說，“你不久就會出院的。”

“可不是，”弗雷澤先生說，“今天早晨，你看上去很快活。”

“啊，我是快活。今天早晨我感到自己好像可能會成為一個聖徒。”

弗雷澤一聽這話，微微愣了一下。

“不錯，”賽西莉亞修女接着說，“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當個聖徒。從我還是個小女孩子起，我就想成為聖徒。我是個小女孩子的時候，我就想要是我出家進修道院的話，就會成為聖徒。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這就是我認為非要做到不可的。我指望自己會成為聖徒。我當初就完全拿得穩我會做到的。一會兒以前，我認為自己已經成為聖徒了。我是多麼幸福啊，而這看來多麼簡單和容易。過去我早晨一醒來，就指望自己會成為聖徒，可我不是。我從來沒有變成聖徒。我是多麼想望啊。我想要的就是成為聖徒。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今天早晨，我感到自己好像可能會成為聖徒了。啊，我希望自己終于能做到。”

“你會成為聖徒的。人人都會得到他們想望的東西。這就是他們老是告訴我的話。”

“我現在拿不準了。我是個小女孩的時候，這件事情看起來很簡單。我知道自己會成為聖徒。等我發現一下子辦不到以後，我才認為需要有段時間。現在看來幾乎是不可能了。”

“我認為，你是大有可能的。”

“你真的這麼想嗎？不行，我可不要别人給我打氣。别給我打氣。我要成為聖徒。我多麼想要成為聖徒。”

“你當然會成為聖徒的，”弗雷澤先生說。

“不見得，我可能成不了。不過，啊，我要是能成為聖徒，那有多好！我會感到無比幸福。”

“三比一打賭，你會成為聖徒的！”

“不行，别給我打氣。不過，啊，我要是能成為聖徒，那有多好！我要是能成為聖徒，那有多好！”

“你的朋友卡耶塔諾怎麼樣？”

“他在好起來，可是癱瘓了。有一顆子彈打中了通向大腿的大神經，他一條腿癱瘓了。他們等到他傷勢好轉，可以移動的時候，才發現這個情況的。”

“也許神經會再生。”

“我一直在祈禱，但願會再生，”賽西莉亞修女說，“你應該見見他。”

“我不想見任何人。”

“你知道，你喜歡見他。他們會用輪椅把他送到這兒來的。”

“好吧。”

他們用輪椅把他送來，他身材瘦小，皮膚透明，黑頭發長得該理了，眼睛裡充滿笑意，微笑起來就露出壞牙。

“喂，朋友！你覺得怎麼樣？”

“就像你看到的這樣，”弗雷澤先生說。“你呢？”

“保全了性命，可一條腿癱瘓了。”

“真糟，”弗雷澤先生說，“不過神經是能夠再生的，不但能再生，而且能一樣好。”

“他們也跟我這麼講。”

“痛得厲害嗎？”

“現在不厲害了。有一段時間，我肚子裡痛得沒命。當時我想，光是這麼痛，就會把我痛死。”

賽西莉亞修女快活地打量着他們。

“她告訴我，你從來不哼一聲，”弗雷澤先生說。

“病房裡人很多，”那個墨西哥人不以為然地說。“你痛得厲害嗎？”

“相當厲害。當然沒有你那麼糟。護士不在的時候，我叫上一兩個鐘頭。我叫一陣，感到舒服一些。我的神經現在不行了。”

“你有收音機。我要是一個人有間房間，還有一個收音機的話，就會整宿大叫大嚷。”

“我不信。”

“夥計，會叫的。叫叫人舒服得多。可是跟這麼許多人待在一起，你不能這麼做。”

“至少，”弗雷澤先生說，“你一雙手還是好的。他們告訴我，你是靠手吃飯的。”

“還靠腦袋，”他一邊說，一邊拍拍腦門，“不過腦袋的價值及不上手。”

“你有三個同胞上這兒來過。”

“警察叫他們來看我的。”

“他們帶來了一點啤酒。”

“可能很差。”

“是很差。”

“今天晚上，警察叫他們來演奏曲子給我聽。”他哈哈大笑起來，接着拍拍肚子。“我還不能笑。他們當音樂師可是糟得要命。”

“那個開槍打傷你的人呢？”

“也是個蠢貨。我賭紙牌赢了他三十八塊。這根本不必殺人嘛。”

“那三個人告訴我，你赢了許多錢。”

“可還是比别人窮。”

“怎麼回事？”

“我是一個可憐的理想主義者。我是幻覺的受害者。”他笑起來，接着咧開了嘴，拍拍肚子。“我是個職業賭徒，可是我喜歡賭錢。真正地賭。小規模的賭博都是憑欺騙手段的。可真正地賭博，你需要憑運氣。我沒有運氣。”

“一直沒有？”

“一直沒有。我一點運氣也沒有。唉，就說不久前開槍打傷我的那個混蛋吧。他會開槍嗎？不會。第一槍他打空了。第二槍打在一個可憐的俄國人身上。看起來我似乎運氣還不壞。結果呢？他在我肚子上打了兩槍。他是一個幸運的人。我沒有運氣。他要是踩着馬镫，連馬也踢不到。全憑運氣。”

“我原以為他先打中你，後打中那個俄國人。”

“不對，先打中俄國人，後打中我。報上報道得不對。”

“你幹嗎不開槍打他？”

“我從來不帶槍。我運氣這麼不好，要是帶了槍，一年裡會被絞死十回。我是一個糟糕的牌手，就是這樣。”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我弄到一筆錢，就賭；我一賭就輸。有一回我在骰子上輸掉了三千塊，還是扔不出六點。用的是好骰子。還不止這麼一回。”

“幹嗎還要賭呢？”

“要是我活得夠長，運氣會變的。到現在為止，我已經交了十五年壞運了。要是我有一天交上好運，我就會發财。”他咧開嘴笑了。“我是個好賭徒，我真的會享受發财的樂趣的。”

“你不管賭什麼運氣都不好嗎？”

“不管賭什麼，還有跟女人打交道，運氣都不好。”他又微笑了，露出壞牙。

“真的嗎？”

“真的。”

“那有什麼辦法嗎？”

“慢騰騰地繼續幹，等時來運轉。”

“可是跟女人打交道呢？”

“沒有一個賭徒跟女人打交道是幸運的。做賭徒的思想太集中了。還得在夜晚幹。夜晚他是該跟女人待在一起的嘛。沒有一個在夜晚幹活的人能跟一個女人始終保持關系，要是那個女人有點身份的話。”

“你是一個哲學家。”

“不是的，夥計。是個小城市裡的賭徒。到一個小城，接着到另一個，又換一個，然後到一個大城市，然後又出發。”

“然後肚子上挨了兩槍。”

“這可是第一回，”他說，“這可隻有一回。”

“我跟你說話，讓你累了吧？”弗雷澤先生提醒他。

“沒有，”他說，“準是我讓你累了。”

“那條腿怎麼樣？”

“那條腿我沒有多大用處。有沒有那條腿，我都行。反正我會有辦法流動的。”

“我真心地，而且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交好運，”弗雷澤先生說。

“我也同樣希望你，”他說，“還希望你不痛。”

“當然不會一直痛下去。會停止的。這沒什麼大不了。”

“希望你很快就不痛。”

“我也同樣希望你。”

那天夜晚，墨西哥人在病房裡演奏手風琴和其他樂器；一片歡樂的氣氛；鬧洋洋的手風琴開合聲、鈴聲、打擊樂器聲和鼓聲順着走廊傳來。在那個病房裡，有一個飛車走壁的機車駕駛員，他在一個灰塵蒙蒙的炎熱的下午，在“午夜遊藝場”表演的時候，當着大量觀衆的面從斜坡道上摔下來，摔斷了脊骨，等他的傷好得可以出院，今後隻得改行，學做皮革制品和藤椅了。還有一個木工，他是同腳手架一起摔倒的，手腕和腳踝都摔斷了。他像貓那樣落到地上，但是沒有貓的彈力。他們能夠把他的骨頭都接好，使他能重新工作，但是這需要很長的時間。還有一個從農場來的小夥子，約摸十六歲光景，他那條斷腿接壞了，得重新弄斷。還有卡耶塔諾·魯伊斯，一個小城市裡的賭徒，一條腿癱瘓了。順着走廊，弗雷澤先生能夠聽到，警察叫來的那些墨西哥人演奏的音樂逗得他們興高采烈哈哈大笑的聲音。那夥墨西哥人玩得挺愉快。他們非常興奮地進來看弗雷澤先生，想要知道他有沒有什麼曲子要他們演奏；後來，他們主動在晚上又來演奏了兩回。

他們最後一回演奏的時候，弗雷澤躺在自己的房間裡，房門開着，聽着熱鬧而拙劣的音樂，忍不住思索起來。當他們來問他希望聽什麼曲子的時候，他點了“柯卡拉恰” ［7］ ，這種舞曲包含着許多人喜歡得沒命的輕快和活潑的曲調。他們奏得熱鬧而有感情。在弗雷澤先生心目中這支曲子比大多數這一類曲子好得多，但是效果是一樣的。

盡管情緒受到感染，弗雷澤先生繼續在思索。他通常盡一切可能避免思索，除非他在寫作，但是現在他在思索那些演奏音樂的人和那個瘦子說過的話。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相信這話，那個陰郁的小飯館掌櫃。是啊，音樂是人民的鴉片。這位喝了酒會頭暈的老兄可沒有想到。現在經濟問題是人民的鴉片；在意大利和德國，這種人民的鴉片同愛國主義這種人民的鴉片 ［8］ 聯系在一起。性生活呢，是不是人民的鴉片？對有些人來說是的。對有些最好的人來說是的。但是喝酒是人民最好的鴉片，啊，呱呱叫的鴉片。盡管有些人情願聽收音機，另一種人民的鴉片，他在采用的一種廉價的鴉片。賭博也得同這些算在一起，一種人民的鴉片，最古老的一種，要是真的有什麼人民的鴉片的話。還有抱負，也是人民的鴉片，同這種抱負在一起的是對任何一種新形式的統治産生的信念。你想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統治，始終是較少的統治。自由，這是我們所信仰的，眼下是麥克法登 ［9］ 的一本出版物的名字。我們信仰這玩意兒，盡管他們還沒有給它找到一個新名字。但是，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呢？什麼是真正的、貨真價實的人民的鴉片呢？他知道得很清楚。它已經溜到他腦子裡那個亮堂部分的角落附近，他在黃昏喝了兩三杯以後，它就在那裡；他知道，它在那裡（當然它不是真的在那裡）。那是什麼？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什麼？當然喽，面包是人民的鴉片。他會記住這個嗎？在白天這會有什麼意義呢？面包是人民的鴉片。

“勞駕，”護士進來的時候，弗雷澤先生對她說，“請你去把那個瘦小的墨西哥人找來，好不？”

“你喜歡這支曲子嗎？”那個墨西哥人在門口說。

“很喜歡。”

“這是一支有曆史意義的曲子，”那個墨西哥人說，“是支真正的革命曲子。”

“請問，”弗雷澤先生說，“幹嗎不用麻醉劑就給人民動手術？”

“我不懂。”

“幹嗎所有的人民的鴉片并不都是好的。你想要把人民怎麼樣？”

“他們應該從無知中被拯救出來。”

“别胡扯。教育是一種人民的鴉片。你應該知道這一點。你受過一點教育嘛。”

“你不相信教育？”

“不信，”弗雷澤先生說，“知識嘛，我信。”

“我不同意你的意見。”

“有許多回，我樂于不同意自己的意見。”

“你下回還要聽‘柯卡拉恰’嗎？”那個墨西哥人擔心地問。

“要聽，”弗雷澤先生說，“下回再奏。柯卡拉恰’。它比收音機好。”

弗雷澤先生想，革命不是鴉片。革命是一種感情的淨化，是一種隻能被暴政延長的欣喜。鴉片是用在革命前和革命後的。他想得真好，有點太好了。

一會兒以後，他們就會走了，他想，他們就會把“柯卡拉恰”帶走了。接着他就會喝一點烈酒，開收音機，你可以把收音機的聲音開得很低，使得你自己剛能聽到。

鹿金　譯

* * *

［1］ 墨西哥人對譯員是用西班牙語說的，是以下文警官問他說什麼。

［2］ 此處恐系作者筆誤。海利不在蒙大拿州，而是毗鄰蒙大拿州的愛達荷州的一個城市。

［3］ 美國一城市，在明尼蘇達州。

［4］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省的東南部。

［5］ 運動員隊是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壘球隊。紅雀隊是密蘇裡州聖路易斯的壘球隊。

［6］ 法語，意即聖母。

［7］ 西班牙語，意為蟑螂，此處是指墨西哥的一種流行舞曲。

［8］ 墨索裡尼和希特勒就是利用意大利和德國的經濟蕭條，煽動人民的沙文主義而得以登台的。

［9］ 麥克法登（1868—1945），美國出版商，他出版的《自由》雜志銷數很大，非常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