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一直憑其短篇小說創作吸引着國内外學者的研究。小說創作以人物為核心，早已是學界共識。然而，國内的研究似乎更多着眼于其身份書寫與女性思想，對其人物的塑造藝術則缺乏研究。是以，筆者将試圖從其作《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下稱《生活》）中尋覓其對人物的“解剖”式塑造，努力借此為新時代的創作理論與實踐添磚加瓦。《生活》譯者之一的楊于軍曾在自己的随筆中直言門羅“不厭其煩地把一件件平凡變成精彩……在有限的一生中活過那麼多人生。”[1]就本書而論，門羅正是借對主人公黛爾從“穿着連衣裙”的女孩兒，到“拿着小衣箱搭上公共汽車”的獨立女性的成長過程中，其形象變化的“解剖”，來展現戰後北美“新女性”何以使生活“變成精彩”，活過“多種人生”的。
一.“解剖之體”：主人公的形象成長史在歸納出門羅的手法之前，筆者需先簡單談談黛爾整體的成長。小說作為人物形象的變化史，欲挖掘其手法，必先梳理其“史實”。門羅本人曾經說過，《生活》是以“短篇小說體”寫成的長篇小說，這樣她的思考才駕馭得了[2]，是以，小說在她的筆下就散開成了七個（不含《尾聲：攝影師》）小短篇，黛爾的成長墨迹也是以顯得有迹可循。
童年時期，她在弗萊茲路生活，在與人們的相處中，感覺或暖或冷的社會，見證了不同的生與死；少女時期，她在與母親埃達、密友内奧米的相處中，在代表世俗的學校小歌劇與代表神明的聯合教堂之間，凝視宗教與科學的沖突，也體驗了性與愛的隐忍及釋放；步入成年，她在與傑裡、加内特的戀愛中，得到了頓悟，最終走向了成熟。她擺脫了上帝的桎梏，也擺脫了傳統權力的囹圄，成為了一個既不服從于父權社會對傳統女性的界定，也不迷信激進女權主義的“新女性”。那麼，門羅要以怎樣的一把解剖之“刀”，來為我們顯出黛爾的進化？此中“刀法”之多，擇其鮮明者概括說來，筆者認為有“詩化意象”“同性比較”與“哥特式書寫”三種值得關注。在下面的論述中，筆者将重點選取黛爾在《信仰之年》中所展現的宗教意識，與《形式與禮儀》《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下稱《本篇》）《洗禮》中所展現的性意識作為例證。
二.“解剖之刀”：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手法（一）詩化意象的撷選與應用第一種手法是“詩化意象”。門羅擅長于撷選各種日常靜物的意象，然後把它們自如地浸在情節的長河中，浸泡出詩意，借此先鋒的形式，暗示黛爾等人白日夢般的混沌心理。在這一系列複雜心理中，有黛爾對性的好奇與渴求被壓抑而産生的暗流：她在《本篇》中探索自己的肉體時，把自己代入弗恩這一已婚的角色中，用《明星周報》、有點綴的窗簾、鐵罐裡的天竺葵等一系列日常物象，試圖憑“心如止水”來暗示内心暗湧的鬥争——一種強行按捺住性欲來轉移注意的努力。另外，也有黛爾在冒險追求夜生活的激情時内心的躁動與事後的反思：她在《洗禮》中和内奧米傍晚出行時，門羅就用喧鬧的昆蟲、黑色的松樹、桃子皮顔色的天空等暧昧的意象，渲染了少女們浮躁的心理；後來寫到黛爾由于無法忍受肮髒變态的克裡夫的騷擾，而回到家中時，又以家中的舊斯嘉麗·奧哈拉燈、窗簾上的藍白色金屬花與《夏綠蒂·勃朗特的一生》等柔和甯靜的陳設，暗示了黛爾被“幼稚的東西”救贖，進而獲得了“挫敗但放松”的感受。而在《信仰之年》裡，門羅則是直接縱情地書寫夢境，展現了黛爾一度所笃信的宗教在命運面前顯得無可奈何的窘況。寵物狗梅傑咬死了家裡的羊，面臨被殺的命運，黛爾為其祈禱。此時她回憶起了自己的一場夢：裸露的馬皮挂在鈎子上，黑壓壓的蒼蠅爬滿紗窗，被肢解的人屍駭然地吊在父親藏肉的棚子裡。這一系列恐怖的意象催發了讀者不安的情緒，暗示了黛爾因心中上帝的權威受到現實動搖，而滋蔓開來的沖突心理。以至于她後來所看見父親的臉色，都是那麼“通情達理”卻“亵渎神明”。這樣的意象穿插，在小說的書寫中還有許多，一言以蔽之，正如維柯所說：“詩的最崇高的勞力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欲于本無感覺的事物”[3]，是以說門羅的小說是帶有詩性的。這種詩性賦予了黛爾更為真實豐滿的生命，縮短了讀者與她的心理距離，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逐漸走向成熟獨立，人格形象不斷進化的黛爾。她和門羅思考的時候，都要“注視自然界的事物，就象看到遠處的月亮把暗淡的微光照進那結滿露珠的玻璃窗扉，……似乎是要求一種象征語言”[4]。于是，門羅就用象征語言打造了一系列的意象，借以解剖了黛爾内心與環境的一體關聯，同時又展現了她與門羅一樣敏感的心境，進而印證了《生活》高度的自傳性。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羅列的意象組合，也恰與愛爾蘭現代小說巨匠喬伊斯所開創的“詩化自由主義”[5]有異曲同工之妙。（二）同性比較的多向度塑造第二種手法是“同性比較”。門羅既然選取了“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作為标題，那麼她在以黛爾這一女性形象為重心鋪開情節時，勢必要加入其他不同的女角來和她形成比照。這樣塑造的人物才具有動态性與聯系性，解剖所得的形象才更具血肉。縱觀全書，最為明顯的就是她的兩位“引路人”：擔當正向引領的母親埃達與負責反向警醒的内奧米。其中，母親埃達是一個象征開拓進取精神與知識女性身份的角色，她推介百科全書，發表演講，熱衷于社交，為女兒樹立了變革派女性的榜樣，她說“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我們需要自己努力實作這種改變。到現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聯系。……但我希望你會用你的大腦去思考”[6]202，這樣的獨立精神一直影響着黛爾，為其後來在的《洗禮》中不屈于受洗的選擇作了鋪墊，促成了她獨立走向新生活的美好結局，展現了“新女性”的理性光輝。
而内奧米則與母親完全相反，她本是黛爾的密友，高中畢業後直接步入了社會，很快就進入了忙于工作與婚嫁的生活中，成為了傳統所謂的人妻角色。内奧米的“反向引路”導緻了兩人由于觀念不同而走向疏離的結局——“厚障壁”由此豎立。但内奧米也并非一無是處，在這樣的比較下，黛爾提高了對自己身份處境的警惕，堅定了自己追求獨立的意識，同樣促成了《洗禮》中她與加内特做愛後依舊清醒地不接受洗禮這一頓悟。這樣的比較，使黛爾既能合理吸取母親的鬥争精神，又不會完全迷信——她仍希望有圓滿的愛情與家庭，而不是完全、絕對地與男性割離；既能夠與屈于傳統的保守派女性内奧米劃清界限，又能從她身上獲得警示與辯證的思考。門羅如此創造的雙線對比與正反對視，最終于《洗禮》的頓悟中會合，達成了閉環，成功顯出了黛爾得以成為不同于母親與内奧米的“第三種”形象的原因，展現了她在沖突中進化的精彩，也展現出基督教文化中“人性”與“神性”二進制并存、包容辯證的思想對門羅寫作的啟示[7]。（三）哥特式書寫的新解新用第三種手法是“哥特式書寫”。準确說來，它應當被界定為門羅小說特有的“風味”，黛爾形象特有的“氣質”。這種書寫相當深刻地滲透在黛爾眼裡的宗教與性中，散播着濃郁的黑色氣息，并主要展現在她“天使自我”與“魔鬼自己”的并存中[8]。在宗教問題上，少女時代的她，在上帝的神威面前，始終保持着傳統社會所期待的絕對膜拜與熱忱，“在其他場合顯得完全虛僞、沒有生命的儀式，在這裡卻有一種貫徹始終的莊嚴。那種辭藻的華美和建築及陳設的貧乏形成強烈的對比”[6]117，這是“天使自我”；而平靜的祈禱之下，一種懷疑與追問欲蓋彌彰：她相信因信稱義的獲救，卻又不斷自問是否真的希望這一切發生，且自答“是又不是”；不斷追問上帝是否真的會注意到自己“瑣碎的要求”，又說服自己“想要他以更神秘的方式行動”[6]121。紊亂的意識擾亂了黛爾的大腦，并與原有的虔誠長久鬥争着，這就是“魔鬼自己”。在性的問題上，她更是在探究中不斷與天使惡魔交手。在與傑裡隐忍的熱戀中，面對傑裡對異性身體的好奇與渴求，她一方面表現出了自己保守、禁欲的“天使自我”：争辯、拖延、轉移場地，在赤裸後保持沉默，躺在床上一語不發，甚至感到荒誕與眩暈。另一方面又按捺不住“魔鬼自己”：認為自己不穿衣服的身體比端莊的臉蛋更好看，甚至想“炫耀它”，在傑裡面對自己的裸體而驚奇得呆滞時，又幻想自己的身體是不是“不合适”。天使與惡魔的較量，解剖了黛爾作為一個羞澀又渴望釋放的初涉性與愛的少女形象。是以，後邊的情節中兩人差點被傑裡家人發現，而匆匆結束這一試探性的性接觸的尴尬，也是合情合理的了。黛爾、傑裡、門羅都有天使與惡魔。門羅的這種哥特式書寫，不同于古典英國文學那種須有黑暗的城堡與蝙蝠的哥特，她更傾向于使用一種“哥特”地解剖人物心理真實的體驗：用心理沖突所衍生的幻想反哺人物的真實。這種體驗給小說的環境也染上了同樣黑色的調性：“我自己悄悄計劃着把它（黛爾在諸伯利的生活）變成黑色的寓言，加入我的小說”[6]282。弗洛伊德曾說過，“每一個幻想都是一個願望的滿足，都是對令人不滿足的現實的補償”[9]，這種環境與人物心理的幻想，契合了黛爾的特性：在成長中永遠擁有對世界不滿足的好奇。門羅以哥特式的目光體察日常生活的“暗面”，進而能更全面辯證地解剖出以黛爾為代表的加拿大“新女性”的心理沖突，實作了人物向真實的外延。
三.“解剖之後”：塑造手法對我們的啟示綜上可知，門羅憑借三種手法，成功解剖了黛爾這一成功進化的形象，展現了小說應有的人物運動觀。這三種手法為我們的文藝創作，尤其是創意寫作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首先，“詩化意象”恰如其分地打破了小說與詩歌的文體界限，使小說在塑造人物，雕琢情思時适度削弱追求情節性的幹擾，進而讓小說具有“詩性”。呼應了批評家弗蘭克所言“現代藝術小說都在追求以詩的精神來組織自己，也即都在追求‘自我反映’”[10]這一趨勢。詩一樣的小說在大陸古典文學中并不罕見。登峰造極的《紅樓夢》中，出彩的“紅詩”、“黛玉葬花”等故事的書寫，都展現了詩與小說的完美融合。回顧當下，紀實文學的繁榮縱然令人歡喜，卻少了幾分詩性美，而這正是部分重情節而輕詩性的創作者所當反思的。其次，“同性比較”使人物進入了更為真實的範疇，因為人物形象正是在比較，即“相對性”書寫中，才具有真實的可能。被過度“神化”的、孤立的人物，何以取信于大衆？優秀小說家的創作都注重引入比較：喬伊斯的自傳體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就将主人公斯蒂芬·迪達勒斯與其叛逆的父親、世俗的同學、囿于正統的神父等他角進行不同階段的比較，勾勒出一個藝術家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長軌迹。在這一點上，我們再一次見證了英國文學的某種一緻性。這種早已擴充開來的理論成果，必須為我們的創作者所批判吸收。最後，“哥特式書寫”為小說人物與環境氣質的契合提供了厚實又創新的途徑。門羅雖然是當代小說家，卻不忘回顧英國文學經典中豐富的創作結晶。從這個角度看，她正是做到了對傳統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挖掘出“哥特”與自己冷峻又深刻的文筆相配，進而使富于“當代哥特風”的黛爾躍然紙上，向着“第三”形象——“新女性”前進。這樣的處理使小說既有維多利亞時代的神秘氣質，又有标志着新時代、新女性、新生活的先進内涵。顯然,這也是當下的創作者所當重視的：如何把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特質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如何把“形式”創新與“内容”先進統一起來,是文學創作永遠需要關注的重大課題。誠然，中國文學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小說早已吸收了來自古今中外的不少精華，創造了無數傳奇的人物形象。而回到當下，大衆文藝的發展又使小說的創作面臨新的問題：人物形象如何能深入人心，即如何使其“召喚結構”更貼近讀者心靈就是其一。《生活》恰好就為其解答提供了來自英國文學的啟示：“詩性”“比較”與“創新”。“大時代呼喚真正的批評家。”是以，筆者試圖把批評與創作聯系起來,試圖讓《生活》一書啟發出更多優秀的創作。洋為中用，為我所用。是以，我們應借門羅在小說創作這場“解剖”中的手法,來觀照我們自己的現實，進而塑造自己的人物,最終成功地打造“中國故事”。讓創作如西方“找到真正的荷馬”一樣找到我們“真正的風騷”,開創中國小說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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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載《文學教育》2023年第1期上旬号 】
作者像
馬文軒，現就讀于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興趣：文藝學、19-20世紀英國與愛爾蘭文學，兼涉比較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