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成千上万人顺着潮水的方向汹涌集结。
一艘本来用于运货的货轮，搭载了上千条人命。
拥挤不堪的货轮，一票难求，只允黄金兑船票。
能上得到这趟船的，非官即商，非富即贵。
他们都在一声猛烈撞击中，哀嚎破晓。
乌黑的海水兵不刃血，吞噬了上千条生命。
这艘船的名字叫太平轮，罹难者多为富商名流、军政要员，事发后，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官方公布的生还者寥寥，仅有三十四人。
这是一桩发生在大时代下的离难悲剧，生还者失去了同船的亲人，他们余生阴郁梦魇般活着。罹难者撒下了妻子儿女，数不尽的遗孤，他们余生同样阴郁梦魇般活着。
在这道上千家庭连结在一起的伤疤下，作为罹难者亲属的黄似兰，吐露出了失去亲人之后的故事。
她和母亲一样，都乘坐过太平轮，不是同一趟，不是同一年，母亲死了，她被丢下。
她的人生从此剧变，直到暮年，她都无法完全冰释被时代、被命运，被浪涌惊涛，所改写的人生。
一
黄似兰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天。
母亲牵着她在上海外滩候船，黄浦江水吹来的晚风凌乱了母亲的头发，黄似兰依偎在母亲怀里，埋着头，看不见来来往往像她一样即将离开的人，直到太平轮的笛声响起，才被母亲托着下巴把头抽出来。
母亲蹲下身，双手托着她的脸，再三叮嘱道：
“囡囡！冷噢！绒线裤子不要脱！”
“囡囡，刨冰吃不得，吃了肚皮要痛痛！”
母亲的吻停留在她的脸上，久而深，夹杂着温热的泪点，与她的脸蛋水乳交融，黄似兰紧紧抓住这种与母亲肌肤亲热的感觉。当母亲的吻离开她脸上的那一瞬，炙热的脸庞迅速失温，就连那一丁点残留的津液也被刹那风干了。
“去吧，在那边听话等妈妈。”母亲轻轻的推了推她。
黄似兰一步一顿，转头呢喃着“妈妈...”。
母亲跟她挥手说再见，这一再见，就是各自生命的此消彼长。
图 | 黄似兰
那一年各地战事吃紧，黄似兰被母亲托亲戚照顾，先行乘坐太平轮送去台北。她的行李箱塞满了漂亮的衣裤、毛衣、鞋子，母亲告诉她，“每个小公主的行李箱都是沉甸甸的。”
到了台北，黄似兰入住信义路一带阿姨、姨丈家里，念东门国小，虽寄人篱下，倒也亲如一家。
1949年，抵近大年夜，姨丈告诉她，“妈妈要坐妹妹坐过的太平轮过来了，你母女俩很快就要吃团圆饭喽”。
黄似兰听到这个消息，欢天喜地，她小小年纪竟激动得失眠。也难怪，望穿秋水等了又盼，快一年了，哪个小女孩能忍受这般漫长的惆怅分离。
岂料，接船那一天，姨丈回来时，手上既没行李，身旁也不见妈妈。
黄似兰满怀期待地问：“妈妈呢？”
姨丈阴沉着脸：“你妈妈的船永远都靠不了岸了”。
黄似兰听不出这简单的弦外之音是在表达一个噩耗，只知道不久，她就被带到一间庙里，去寻找母亲的牌位。
“好多层牌位，我们一层一层地找”，找了好久，黄似兰找到了母亲的名字，但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还很懵懂，不清楚“死亡、离开”的字眼代表什么？
慢慢地，她才明白，在1949年1月27日深夜，载着妈妈的太平轮沉了。
再慢慢地，她又再明白，妈妈死了的意思就是，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人逼她穿厚绒棉裤、不会有人不允准她吃刨冰，不会有人亲她的脸颊......
母亲去世后，姨丈一家的待客之道画风突变。
姨丈要求黄似兰每天下课回家得照顾初生的表妹、洗尿片、做大大小小的家务。黄似兰懂事，白吃人家的白住人家的，帮忙做些劳务，再苛刻也合情合理。
但姨丈冷不丁地又告知她：“以后你的房间要腾出来了。”
黄似兰怯弱地问：“姨丈，屋子那么小，那我还能睡哪儿？”
姨丈指了指客厅的走廊，“风凉水冷，你打个铺盖比街口的乞丐都舒服。”
就连忍气吞声的那一口气也没有，黄似兰默默照做了。
尖酸刻薄、势利欺人只是姨丈的一面，姨丈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另一面，他把一个男人的暴虐、无能、烦躁，都发泄在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身心肉体上。黄似兰每天早上去上学，都习惯性地检查手臂、小腿，小心翼翼地把那青一块、紫一块遮掩好，如果有一两道破了的，血红还鲜的伤痕，只能磨擦着衣服忍疼。
打骂虐待，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回，黄似兰正在吃饭，突然姨丈无来由一巴掌打过来，她口中的米饭喷撒了一地，连人带碗扑在地上，一阵嗡嗡的耳鸣充斥着整个脑门，说不出话来，口水涎着嘴角垂滴，良久的一声强烈咳呛，才让失声的声带带出哭来。
看着她嘴边堆挂着的米饭，姨丈厉声呵斥：“把饭吞回去。”
这猝不及防的一巴掌，把黄似兰彻底打蒙了，她整个人干愣着哇哇大哭，哪还管得着把饭吞回去。
姨丈血气上涌，抓起地上的一把饭就往她嘴里塞，“一粒米比你的命还贵，你敢浪费老子的米。”巨大的力量压制了娇弱的躯体，黄似兰闭着眼睛，任他塞，“吃！吃！给老子吃回去。”
这种极端的虐待不是偶发，阿姨也会跟着姨丈学得有模有样，有时嫌尿布没洗干净，照样会冷不防一巴掌扇过来。挨了打，大冷天下，黄似兰被罚跪在屋外，冰冷从膝盖传导到全身，没有一寸皮肉不在瑟瑟发抖。
深夜十二点，阿姨才骂骂咧咧地开门，“死剩种，进来吧。”
黄似兰想站起来，身体却已经僵住了，还是匍匐着爬进屋的。
此后种种，不胜枚举。
“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
黄似兰说：“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
母亲在世时，她何曾受过这样的苦。不要说打她，她那吹弹可破的皮肤连碰都要小心。每当她枕边落泪时，脑海就会浮现往昔的画面：
“母亲每天弹着钢琴陪我入眠......穿着母亲亲手针织的毛衣，身着美丽的蓬蓬裙、烫着卷卷的时髦长发，在母亲工作的地方像个公主一样被大家抢着抱抱，手心里攥满大家塞的糖果......”
这一切都只成追忆，没妈的孩子像棵草。
图 | 黄似兰的母亲
二
从宾至如归到狠毒相加，姨丈一家的性情大变不是毫无缘由。
黄似兰的母亲叫陆淑影，在家族中不是简单的人物，她是出色的女性事业者，东南贸易公司负责人，同时高就上海议员一公职，在上海马当路上，还有属于自己的百货行。
无论私产还是收入，陆淑影都属于上流佼佼者。出于这一层面的攀高结贵，她在生时，姨丈一家要好生对待黄似兰。但陆淑影一死，巴结的愿望落空，黄似兰就不再是寄居的贵客，而是一条寄生虫。姨丈一家无需再徒劳献殷勤，态度立马一落千丈反转，丢掉伪装，恢复了原本的真面目。
黄似兰唯一逃出生天的机会，就是寄希望于父亲。
父亲带着哥哥黄心坦在台湾南部另组了家庭，一个月会来台北看她一次。
每逢父女见面，就是姨丈、阿姨神色最紧张的时刻，他们的目光像针，像剑，像刺，盯着黄似兰，暗示她不要胡说八道。
父亲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有没有察觉出异样？——女儿那张阴郁的脸，没有光的眸，话语间的局促不安......
如果可以，黄似兰渴望爸爸带她出去玩，她就可以大哭一场，讲出所有委屈，但爸爸怎么也不带她出去，父女间永远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窝在家里，当着姨丈一家的面，黄似兰什么也不敢说。
有一回父亲来之前，黄似兰听到姨丈和阿姨在说悄悄话：“收了个赔钱货，不回本不罢休。”
得知黄似兰要回大陆的消息，父亲匆匆赶来见她一面。
“妹妹，要不要跟爸爸留在台湾？”父亲沉重的手搭在她的肩上，黄似兰沉默了。
事前姨丈恶狠狠地吩咐说：“爸爸来了，不准跟他回家，要说想回外公家。”阿姨也交代说：“爸爸要是问了，你就说是自己自愿回大陆的。”
黄似兰犹豫着，斜睨的目光被姨丈阿姨狠狠杀了一眼，她到底是害怕了。年幼的她，胆小的，无知的，糊涂的，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
“我想外公外婆了，我想回去。”
图 | 年幼的黄似兰
1950年，以继承母亲在上海的遗产为借口，黄似兰被送回了大陆。但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拿到，遗产落入了哄骗她回来的亲人手里，更为不知所措的是，人来了就回不去了。
两岸不能通关，黄似兰被丢在了广州外公外婆家。
外婆缠着小脚，不待见女娃。
外公很老了，老到爱他自己都有气无力。
母亲曾是娘家的一张长期饭票，现在留下了一个长期饭桶。
外公家并不太欢迎黄似兰的到来，在临近饥荒的年岁，多一张嘴吃饭，都有可能是压垮这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富裕的外公家，就依靠着舅舅在山区火车站卖票那微薄的二十九元人民币支撑着。
舅舅负责养家，黄似兰也学着挑起了家中重担。她每天都要准时去江边挑水，到小山冈捡柴，然后再回家烧饭。长大后她总说童年是一场历险记，许多危险不自知，有几次挑水她差点命丧江边。
面对家里繁重的家务，年幼的黄似兰大都做不完或者做不好，总挨了不少外婆的呵斥。
外婆晚年得了子宫癌，小小的黄似兰照顾了这位没有给予她太多温暖的外婆，给她洗衣穿衣净身，外婆一身血的时候，也只有她细心拾掇。
生命弥留之际，平素森冷惯的外婆竟生涩客气地对她说“谢谢”，这让黄似兰很惊讶。有时候她会想，如果妈妈还在世，外婆没有历经丧女之痛，那么她们婆孙俩会不会相处得亲切愉快一些。
外婆过世后，黄似兰穿着她的旧衣服上学，舅舅说：“要穿鞋就不上学”，黄似兰选择了不穿鞋打赤脚。
还能读书是黄似兰唯一庆幸安慰的事情。她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彻底忘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死死记住“人民当家作主”。
由于短时间内的意识形态转换困难，黄似兰刚来时考插班落榜了，复习思想到第二年才考上了二年级。不过因为父兄在台湾的缘故，黄似兰仍是个异类，她所承受的欺凌、霸凌，无休止地贯穿了整个读书生涯。同学们极尽所能侮辱她，无所不用其极地往她身上贴各种标签，她形容这是一个悲惨世界。
三
母亲去世后，黄似兰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常想死是什么滋味？停止呼吸的刹那，妈妈在想什么？我一手捏着鼻子一面想。
出于这个好奇，中学毕业后，黄似兰选择了念护理学校。这是她主观上给出的理由，实则与其说她想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不如说她想用救死扶伤来扼止这种滋味。
毕业后，她分配到了广东佛山医院工作，领着三十六元人民币的薪资，交往了一个医生，二十四岁早早结了婚，从此离开了外公家，落脚在工作单位。她长年与丈夫分隔两地，一年才难得见上一次面，谈不上温馨甜蜜。
那个年月没有打仗，病人却多得叫人窒息。成批成批的病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医院，有不远千里坐火车来的，有长途颠簸坐汽车来的，病人和家属席地而坐，半夜三四点就守在医院门口等挂号。
每天门诊要超负荷地接诊上千人次的病患，单单分到黄似兰和另一位同事头上需要打针的病患就有七百多人，一天工作下来，黄似兰人是瘫软的，打针的手指近乎麻痹。
重压之下，不单止黄似兰一个人叫苦不迭，但大家都没有剔除工作之外的精神食粮，仍愿意高度自律地清晨五点早起上军训课，晚上热情高涨地手抄毛选。
黄似兰说：“每天都休息不够，也不知怎么过来的。”但她从未对任何人吐露过一句怨言，她有自知之明，她不想倒霉，但再谨小慎微，也抵不过处心积虑。
她的名字被一张大横幅从医院四楼挂到一楼，迎风吹拂，阳光打在了满壁墙上，竖直的横幅处，独独留黑。
1979年，历史翻开了另一页，改革开放要来了。迈过沧桑的黄似兰申请离开大陆，来到了中国澳门。
初来乍到，黄似兰一无所有，只带了两件衣服，三十元港币。
一个弱小无依的女人，义无反顾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从哪里开始都是一个低点。
为了先站住脚跟，黄似兰选择了最底层的劳动，到渔夫家打杂、洗衣做饭、搞卫生。大热天里，她闷在狭小逼仄的浴室里搓衣服，这儿没有透风的窗户，汗水泻了一地，她干脆像男人一样，光着身子，洗好衣服再把汗擦干穿上。
这样的日子，她坚持到丈夫和儿子的一同到来。经过努力，她和丈夫重新拿到了医生和护士的执照，在澳门正式执业，双双获得优渥的薪水。后来夫妇二人还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开中药行，儿子又成为了杰出的医生，娶了一位做营养师的媳妇，一家人算是同出一门，归宗一派。
图 | 黄似兰与医生丈夫在六十年代的结婚照
离开大陆的三十年来，黄似兰无时不刻都在为“活着出人头地”而舔着伤口向前，往事都藏在了上锁的抽屉里，即使苦尽甘来也鲜少打开，鲜少讲讲那些风吹雨打的岁月，只有一次在路过婚纱店时，看见那些拍卖的礼服，才无意间勾起了她对动荡岁月的回望，对昔日年轻芳华的怀恋。
她注视着那些璀璨夺目的礼服，喃喃道：“我本是一朵姹紫嫣红的鲜花，却无奈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凋零颓唐，现在我决定在美人迟暮的年纪神采飞扬。”
她一口气买了三十件，逐件逐件在镜子前试穿，乐不可支，嘴里情不自禁地感慨：“没办法相信，我曾是那样的年轻。”
1986年，黄似兰回到台湾看望父亲和大哥。
黄似兰是带着恨意来的，但父女一场，见面时终究没能忍住两眼汪汪。
“你好吗？”
“好呢爸爸。”
三十多年不见，简单生疏的一句问候，打开了话匣子。
父亲已经很老很老了，但头脑还很清醒。黄似兰和父亲寒暄着，讲的都是近来，现在，之后，父亲静静听着，也找了很多话说，但就是不提当初，过去，那时。
这对一同老去的父女是那样的有默契，生怕三十多年前的交集触及彼此隐隐作痛的脆弱神经。
不提，就是最好的和解。
黄似兰心想，如果当初离开台湾前，至少前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也这么有默契会是多好。
走的时候，黄似兰没看见父亲，只有大哥一路相送，就在兄妹话别的时候，黄似兰看见远远地，一个佝偻的身影踉踉跄跄追了出来。
“似兰——等会儿。”
是父亲。他浑浊的声音高喊着她的名字。
“爸爸，你怎么跟出来了。”黄似兰赶忙迎了上去扶着。
“爸爸没什么给你，都是些带不进棺材的东西。”父亲塞给她一大笔钱。黄似兰抵触地推开，“爸爸你干什么呀，我不要，我自己有，你留着吧。”
父亲不顾她的阻挠，往她的裤兜、衣袋、手提包，一张一张地塞......终于绷不住，伏在了她的肩上哭。
“如果当初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现在就不会那么内疚，是爸爸亏欠了你的幸福。”
黄似兰轻轻拍着父亲的背，啜泣道：“爸爸，都过去了。”
“是不是还恨爸爸，如果恨爸爸会舒服一些，爸爸宁愿你永远不要原谅。”
恨一个人怎么会舒服？这么多年，黄似兰对这种感觉再清楚不过。父亲和她都老了，来日不再方长，再见又是何年何月？留下释然，不要再恨了。
黄似兰拭去父亲眼角的泪，“爸爸，我不恨你，从看见你第一眼我就不恨了，恨不出来...”
1990年，父亲长眠了。
黄似兰接到大哥的电话，说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父亲一直珍藏着母亲的家书，还有一张母亲年轻时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照片。
图 | 母亲陆淑影
收到这张照片时，凝视着母亲的英姿飒爽，黄似兰又梦回了一九四八年那个春天，踏上太平轮前，母亲的再三叮咛，母亲的亲吻相拥，那些挥别的泪，口口声声说的再见，遥遥无期的团聚......
不忘记一个人，就是不接受一个人的离开。
每每追思，每每剧痛，无从释怀。
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伤口。
循循渗血，永不结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