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和蕭紅是差不多同時代的人，兩人都出生于20世紀10年代，都是著名的文壇才女，都以女童的視角寫了一部童年回憶錄，前者叫做《城南舊事》，後者叫《呼蘭河傳》。
因而，在豆瓣會發現，在兩本書的陣地上分别有讀者在其中一個提到另一個。
然而，這兩本書真有那麼相似嗎？
昕玥正好在同一段時間看完了兩本書，多少有了點資格說說這回事。
兩本書都是以第一人稱編寫，而“我”都是不滿10歲的小姑娘，據各種版本的作品介紹說，書中所寫大多都是作者童年真實發生過之事，相當于作者的回憶錄。
兩位作者童年時所處的社會境況惡劣，人民都比較貧苦，而她們都恰巧是窮人堆裡物質生活比較充裕的人家。
其時的林海音（即書中的英子）家住北京，祖上有遺留資産，同時父親有公職，收入可觀，是以即便家中孩子甚多，依然能供得起仆人和資助得起落魄的大學生。
英子自幼無憂無慮，閑暇處就喜歡到處探奇和尋找小夥伴。
而《呼蘭河傳》的“我”家住呼蘭河北岸的小城，在當地是地主，家中前有院子後有花園，上有高樓下有地下室，還有很多空房子租給那些在城裡謀生活的落魄人家。
與英子一樣，“我”也很有童趣，總是喜歡去窺探别人的生活。
林海音主張寫文要純文學，盡量不涉及政治或者褒貶強烈的感情色彩，整本《城南舊事》基本上都是客觀地叙述，把褒貶判斷的空間留給讀者。
呼蘭河的“我”也一樣，無所謂愛與恨，全程以上帝的視角看待發生在身邊的所有事情。
純真、懵懂、好奇而又生活上沒有憂慮的小女孩，默默記住曾經出現在身邊的人和事，長大後翻出來說說，這就是兩部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最相似的東西。
然而，這都是“形”之相似，因為這種相似，人們總喜歡說，它們是同類作品。
一眼就能看到的不同是地域的不同，一個在中國的東北，一個在中國的中心。
但是這種不同并不是本質的不同，因為文化的根源相同，人們所處的社會狀态也是類似的，都是水深火熱的封建時代末期。
無論是《城南舊事》還是《呼蘭河傳》，故事的主角大都是在苦難中掙紮的勞動人民，如前者宋媽的家庭和後者的馮歪嘴子；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有愚昧和執迷的人，如前者的宋媽和後者的團圓媳婦婆家人。
在昕玥看來，兩本書最大的不同是兩個“我”通過書寫他人的文字透露出的各自人生價值觀的不同，或者也可以說是情感内涵的不同、作者内在意識的不同。
也就是“神”之不同。
《城南舊事》包含了5個故事，分别是幫助瘋子母親尋找被遺失女兒的故事、幫助盜竊養家的青年尋找心靈救贖的故事、撮合一對青年男女化解父母感情危機的故事、幫助保姆宋媽尋找遺失女兒的故事、父親彌留之際“我”快速成長的故事。
雖然，“我”隻是一個小孩，在所處的世界裡力量非常微弱，但是由始至終，“我”都非常積極地去參與、并盡力去主導每一件事的發展方向。
如《惠安館》，别人都知道秀貞的事，知道她因為被戀人抛棄和私生女被她媽丢棄而發瘋、知道她心心念念的是與戀人以及孩子團聚、知道年複一年地她的未來堪憂，有人可能心裡也同情過她，但是沒有人願意幫助她和安慰她，甚至連靠近都不願意，走路都繞過她家走。
别人也都知道妞兒身世可憐，經常被（養）父母打罵，還逼着去唱戲，但是沒有人同情和關愛她，有且僅有那些心地不良的街坊對她的嘲笑和調戲。
秀貞和妞兒相隔那麼近，卻一直不知道對方，苦苦地思念着卻沒能相見。
“我”是懵懂的，大人的褒貶意義并不了解，她對秀貞和妞兒的同情像是與生俱來似的，見了人心裡就有感應了，她靠近她們，憐憫、安慰、幫助她們。
“我”冒着生病高燒去促成兩人見面，偷出媽媽私藏的金手镯給秀貞當路費，為了一個happyending可謂盡心盡力。
《城南舊事》裡的每一個故事，都有“我”的主觀能動性，事情多多少少都向着她預想的方向靠近着。
但是《呼蘭河傳》卻是沒有的，文中的“我”非常本分地做着局外人，完全不幹擾當事人既定的發展路線。
無論是跳大神家的團圓媳婦被虐待死，還是馮歪嘴子媳婦兒子被驅趕、被嘲笑、凍死、餓死，“我”和小城裡所有的人一樣，都是懷着看熱鬧的心情去觀摩。
看到馮歪嘴子媳婦生孩子的那段時，昕玥心裡極度不适應。
其時是寒冬臘月，馮歪嘴子家裡沒有任何衣物或柴火可以禦寒，隻能把面粉袋疊起來蓋在初生嬰兒身上，沒想到，就這幾個破袋子還被磨坊老闆惡狠狠地上門收走了，最後嬰兒一絲不挂地躺在稻草堆裡，凄厲地哭着。
我讀到這裡，心裡就一直期待着，“我”應該會到家裡的倉庫裡偷點衣物出來，去給那個可憐的寶寶蓋一蓋吧。
畢竟，這個是她能夠辦到的，因為她說到她經常到倉庫偷東西出來玩，家裡人并沒有責備或在意，而那個倉庫裡是有布料的，二有伯偷酒壺的那個箱子裡就有許多放置不用的衣物。
但是很遺憾，直到書翻到最後一頁，昕玥都沒有在字裡行間找到“我”有諸如此類的舉動。
我相信，蕭紅能把這些事情揭露出來，她心中一定有恻隐之情吧？為何不能為自己的不安做點什麼呢？是沒有去做的習慣還是沒有做的勇氣？
許多人會說，馮歪嘴子的悲劇是社會使然、時代使然，作者作為一個稚氣未消的孩子不管做什麼都改變不了他們的命運，不可苛責。
但昕玥卻不苟同的。
在《城南舊事》裡，英子對每件事都做出了努力，試圖讓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大多數時候她也是失敗的，如秀貞母女雖然相聚了卻命喪鐵軌下、靠盜竊養家的青年雖然悔悟了但得身陷囹圄、宋媽知道了所有的真相但卻找不回自己的孩子、英子懂了父親對自己的愛和期待卻迎來了永别。
然而她所做的并非毫無意義，比如《蘭姨娘》，英子成功地撮合了兩個寄住在他們家的青年男女，化解了父母的情感危機，至少維護家庭某段時間的安好。
抑或說秀貞母女雖然死去了，但是終究她們體驗了親人相聚、失而複得的感覺，就算死也少了一個遺憾；而被警察抓走的良心尚存的盜賊，他的心靈也得到了救贖；宋媽找不回孩子了，但是她至少知道了所有真相，并帶着一個希望離開；英子的爸爸死了，她卻是以長大了，負擔起家庭的責任。
可以說，隻要行動起來，總是有收獲的，盡管收獲并不是顯而易見的金燦燦的麥穗，有可能是下一年好耕種的土壤。
非常神奇的是，兩本書暗藏的作者可能存在的個性和傾向，恰恰與她們本人後來真實的人生走向相一緻了。
寫《城南舊事》的林海音是一個正能量形象，12歲喪父，作為家中長女，下面有若幹兄弟姐妹，媽媽是足不出戶的封建婦女，林海音自覺地擔起了家庭的責任。
她一邊不放棄學習和進步，一邊撐起了整個家，通過不懈努力，終于事業有成，還找到了與之志同道合的男人，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成為佳話。
但是寫下《呼蘭河傳》的蕭紅卻是天壤之别，她中學沒念完，便跟家庭決裂，終點隻有31歲的人生裡，換了n多個男性伴侶。
不同于林海音的自強自立，有“民國四大才女”之稱的蕭紅直到死都沒有獨立的能力，她完全要依附男人過活。
她叛出家庭，為了生計去跟解除了婚約的前未婚夫同居，後來被抛棄，寫信去某編輯部求救，被派去照顧她的男人蕭軍成了第二個男友，供應她的生活，當兩人感情鬧掰了後，蕭紅又靠上了另一個男人端木蕻良，另外還有兩個在她生病時照顧她的男人，據說也是暧昧不清。
在最後重病的日子，蕭紅完全失去了主導自己去向的能力，别人把她送到哪個醫院就哪個醫院，有說誤診，有說治不了，反正不管怎樣她都沒法把自己安排在她可能想去的地方。
就像書中能讀到的性情，林海音是積極樂觀，凡事樂于主動解決和争取機會的，但是蕭紅卻喜歡站得高高地諷刺和嘲笑，顯露出一種不近人情的冷漠。
蕭紅在書裡說到的那個東街的水坑，年年月月淹人淹車淹禽畜，人人都知道它的危害，人人都說它的麻煩，卻就是沒有去填平它，其實她何曾不是她所嘲笑的那種人。
她什麼都知道，她的語言總能一針見血，但是她什麼都不做，她等着别人來改變。
如果說林海音的善終是有一定的幸運成分，那可以拿同樣在“民國四大才女”行列的張愛玲來參照，同樣是未滿二十歲叛出原生家庭，但是張愛玲靠自己獎學金和稿費完成了大學學業，而後也基本上沒有依靠任何人，談戀愛時胡蘭成還要她倒貼。
甚至到死，張愛玲都能從容不迫地安排自己最後的時光，優雅而體面，與蕭紅形成很鮮明的對比。
有多努力就有多幸運，從大機率來說，這話是對的。
主動與不動、有情感傾向和冷淡漠然，随着年歲積累，命運那條線的粗細明暗就會越來越明顯。
前者，知行合一，終于駕馭自己的人生；後者，有背離自己所厭倦之物的心但是始終沒有擺脫的力。
細品文章的不同，再看看兩位作者截然不同的人生，昕玥覺得，一個人的命運走向，其實真的是有迹可循的（文字就是痕迹之一），因果關系貫穿着人一生的前與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