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冉
《石濤自畫像》。石濤（1642—1708），明代宗室，僧人畫家，後退佛入道，晚年安居揚州，與
康熙二十六年（1687）石濤人生中第一次來到揚州，準備借道運河，乘舟北上，似乎是因為水路不暢，“北遊不果”，隻能往返于揚州與南京之間。“昔日王孫親捧硯，袈裟常在諸侯先。而今寂寞守荒亭，孤燈吟老寒無馔。”這是摯友杜乘對滞留揚州時期石濤窘迫生活的描述，不僅在生活上貧窮，精神上也孤獨落寞。
這一年的陽春三月，石濤初涉揚州的人脈圈，參加春江詩社的活動，結識了幾位重要人物。第一個就是春江詩社的創辦人、徽商吳氏家族的吳绮。吳绮曾任湖州知府，晚年退居揚州，同時也是詩人和劇作家。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有一封石濤寫給吳绮的信函，信中石濤稱對方為“次翁知己”，表示要送一幅小畫過去，雖是“無所用之物”，也能幫個“小忙”。當時的石濤窮困潦倒，“出入無路，如堕井底”，他奔赴揚州，是在為北上燕京做些物質準備，主動送去墨寶，試圖與資助人建立友好關系，态度恭敬而客氣。
《杜甫詩意冊》十開，清，石濤，設色紙本，張學良舊藏，錦套為其夫人趙一荻親手縫制，現為美籍華人收藏
四月，石濤在揚州幸會戲劇家孔尚任，并懷抱極大希望參加了後者發起的秘園雅集。孔尚任比石濤小8歲，曆任國子監博士、戶部主事、廣東司外郎。當時，孔尚任奉命協助工部右侍郎孫在豐，在淮陽一帶疏浚淮河海口，公務之餘居住在揚州，與諸多江東名士結交唱和。多數人熟悉孔尚任，是因為他寫下以明末衰亡時期為大背景的愛情絕唱《桃花扇》，也是因為這部劇作，他後來被罷官賦閑。
孔尚任在《胡海集》中詳細形容過秘園雅集熱鬧嘈雜的場面。這應算是一場大型雅集，有姓名可考的四方名流就多達30餘人，包括畫家龔賢、查士标、吳绮、石濤等，石濤是其中唯一的僧人。“北廓名園水次開，酒籌茶具亂蒼苔。客催白舫争先到，花近紅橋睹勝栽。”詩中還透露，舉辦雅集的地方位于揚州城的北面城廂一帶，是當時有名的富人區。這是清代揚州曆史上最後由文人官員獨立承辦的大規模雅集，此後活躍于揚州詩會舞台的幕後金主和發起者，基本都是富甲一方而“附庸風雅”的徽商群體了。
整個活動中，石濤的表現并不算搶眼，甚至沒有留下詩詞片言，但雅集過後，孔尚任卻對石濤念念不忘，寫信給共同好友卓子任，煩對方到石濤處求一畫冊，信中評價“石濤上人，道味孤高，詩畫皆如其人。社集一晤，可望難即”。因為雅集上他已經得到了一幅石濤贈送的墨寶，并得意地向好友展示過，衆人皆歎“筆筆入悟，字字不凡”。
《大滌子自寫睡牛圖》局部，清，石濤，紙本墨筆，縱23 厘米，橫47.2 厘米，現藏上海博物館。
康熙二十八年（1689），石濤依然在揚州徘徊，因囊中羞澀無法北上，一個揚名的機會卻送到了他的眼前。這一年春天，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于三月初駐跸揚州，石濤被列入召見名單。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石濤在南京長幹寺曾有幸得見皇帝，時隔5年，康熙帝在人群中一眼認出石濤，并當衆叫出他的名字，這讓石濤受寵若驚，激動之餘提筆寫下《客廣陵平山道上見駕恭紀》，賦中盡是頌揚得意之情：“聖聰忽睹呼名字，草野重檐萬歲前。”“兩代蒙恩慈氏遠，人間天上悉知還。”“自愧羚羊無挂角，那能音吼說真傳。”石濤感懷自己的師父、僧人旅庵本月曾受到順治帝厚待，自己現在又受康熙皇帝恩遇，可惜自己沒有師父那樣的禅學修養，無法在康熙帝面前奏對機緣，弘揚佛法。
這次召見堅定了石濤北上闖蕩的決心，從揚州出發之前，他寫下一首《生平行》回顧自己被迫出家，雲遊訪道，寄居南京長幹寺等坎坷波折的前半生，言辭中卻沒有仇怨，隻用“一與離亂後，超然遂吾真”一筆帶過。因為此時的他，對未來充滿希冀，抱着“尋遠遊以成賦，将擴志于八纮”的堅定信心，踏上燕京之行。
石濤對新朝的追捧毫不遮掩，在宣州司馬鄭瑚山的授意下，他揮毫繪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圖》，款署為“臣僧元濟九頓首”，自诩為新朝署臣。此時的石濤頻頻流露積極的态度，“欲向皇家問賞心，好從寶繪論知遇”。遺憾的是這幅石濤下大力氣完成的丘壑山林，并沒有如願成為敲門磚，卻成了後世評論家為其劃上“變節”标簽的理由。客觀講，一個孩童時期就成長于新世界的人，又談何背叛。
石濤本質上不是一個自絕于塵世的出家人，他在京津兩地周旋于豪門顯貴之間，以書畫交友，以佛法言志，混沌四年，最終一無所獲，達官貴人們不過覺得他是個會畫畫的和尚罷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冬，石濤買舟南下，一路曆盡艱辛抵達揚州，結束了冰冷的北漂生涯。對于燕京之行，他已經有了一個很清醒的認識，自己不過是“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獨往，一身禅病冷于冰”。他晚年之是以選擇揚州，絕不是一時腦熱，而是經過實地考量和深思熟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