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冉
《石涛自画像》。石涛（1642—1708），明代宗室，僧人画家，后退佛入道，晚年安居扬州，与
康熙二十六年（1687）石涛人生中第一次来到扬州，准备借道运河，乘舟北上，似乎是因为水路不畅，“北游不果”，只能往返于扬州与南京之间。“昔日王孙亲捧砚，袈裟常在诸侯先。而今寂寞守荒亭，孤灯吟老寒无馔。”这是挚友杜乘对滞留扬州时期石涛窘迫生活的描述，不仅在生活上贫穷，精神上也孤独落寞。
这一年的阳春三月，石涛初涉扬州的人脉圈，参加春江诗社的活动，结识了几位重要人物。第一个就是春江诗社的创办人、徽商吴氏家族的吴绮。吴绮曾任湖州知府，晚年退居扬州，同时也是诗人和剧作家。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有一封石涛写给吴绮的信函，信中石涛称对方为“次翁知己”，表示要送一幅小画过去，虽是“无所用之物”，也能帮个“小忙”。当时的石涛穷困潦倒，“出入无路，如堕井底”，他奔赴扬州，是在为北上燕京做些物质准备，主动送去墨宝，试图与资助人建立友好关系，态度恭敬而客气。
《杜甫诗意册》十开，清，石涛，设色纸本，张学良旧藏，锦套为其夫人赵一荻亲手缝制，现为美籍华人收藏
四月，石涛在扬州幸会戏剧家孔尚任，并怀抱极大希望参加了后者发起的秘园雅集。孔尚任比石涛小8岁，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当时，孔尚任奉命协助工部右侍郎孙在丰，在淮阳一带疏浚淮河海口，公务之余居住在扬州，与诸多江东名士结交唱和。多数人熟悉孔尚任，是因为他写下以明末衰亡时期为大背景的爱情绝唱《桃花扇》，也是因为这部剧作，他后来被罢官赋闲。
孔尚任在《胡海集》中详细形容过秘园雅集热闹嘈杂的场面。这应算是一场大型雅集，有姓名可考的四方名流就多达30余人，包括画家龚贤、查士标、吴绮、石涛等，石涛是其中唯一的僧人。“北廓名园水次开，酒筹茶具乱苍苔。客催白舫争先到，花近红桥睹胜栽。”诗中还透露，举办雅集的地方位于扬州城的北面城厢一带，是当时有名的富人区。这是清代扬州历史上最后由文人官员独立承办的大规模雅集，此后活跃于扬州诗会舞台的幕后金主和发起者，基本都是富甲一方而“附庸风雅”的徽商群体了。
整个活动中，石涛的表现并不算抢眼，甚至没有留下诗词片言，但雅集过后，孔尚任却对石涛念念不忘，写信给共同好友卓子任，烦对方到石涛处求一画册，信中评价“石涛上人，道味孤高，诗画皆如其人。社集一晤，可望难即”。因为雅集上他已经得到了一幅石涛赠送的墨宝，并得意地向好友展示过，众人皆叹“笔笔入悟，字字不凡”。
《大涤子自写睡牛图》局部，清，石涛，纸本墨笔，纵23 厘米，横47.2 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康熙二十八年（1689），石涛依然在扬州徘徊，因囊中羞涩无法北上，一个扬名的机会却送到了他的眼前。这一年春天，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于三月初驻跸扬州，石涛被列入召见名单。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石涛在南京长干寺曾有幸得见皇帝，时隔5年，康熙帝在人群中一眼认出石涛，并当众叫出他的名字，这让石涛受宠若惊，激动之余提笔写下《客广陵平山道上见驾恭纪》，赋中尽是颂扬得意之情：“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檐万岁前。”“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石涛感怀自己的师父、僧人旅庵本月曾受到顺治帝厚待，自己现在又受康熙皇帝恩遇，可惜自己没有师父那样的禅学修养，无法在康熙帝面前奏对机缘，弘扬佛法。
这次召见坚定了石涛北上闯荡的决心，从扬州出发之前，他写下一首《生平行》回顾自己被迫出家，云游访道，寄居南京长干寺等坎坷波折的前半生，言辞中却没有仇怨，只用“一与离乱后，超然遂吾真”一笔带过。因为此时的他，对未来充满希冀，抱着“寻远游以成赋，将扩志于八纮”的坚定信心，踏上燕京之行。
石涛对新朝的追捧毫不遮掩，在宣州司马郑瑚山的授意下，他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款署为“臣僧元济九顿首”，自诩为新朝署臣。此时的石涛频频流露积极的态度，“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遗憾的是这幅石涛下大力气完成的丘壑山林，并没有如愿成为敲门砖，却成了后世评论家为其划上“变节”标签的理由。客观讲，一个孩童时期就成长于新世界的人，又谈何背叛。
石涛本质上不是一个自绝于尘世的出家人，他在京津两地周旋于豪门显贵之间，以书画交友，以佛法言志，混沌四年，最终一无所获，达官贵人们不过觉得他是个会画画的和尚罢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冬，石涛买舟南下，一路历尽艰辛抵达扬州，结束了冰冷的北漂生涯。对于燕京之行，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清醒的认识，自己不过是“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他晚年之所以选择扬州，绝不是一时脑热，而是经过实地考量和深思熟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