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美国人离开后，海外还有人能将中国史研究得如此透彻吗？

文·俞耕耘

随着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离世，美国“汉学三杰”的时代正式落下帷幕。

享年85岁的史景迁，曾与孔飞力、魏斐德，被视为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界代表人物，有“美国汉学三杰”的美誉。如今“三杰”均已故去，不禁令学界怅然。

1936年，史景迁生于伦敦，后求学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0年代，他于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其间遇到人生最重要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费正清的高徒芮玛丽，另一位则是明清史学家房兆楹。“史景迁”这一富于古典美感的名字，正是房兆楹所起，意为“学习历史、景仰司马迁”。

史景迁没有辜负老师的热望，他一生的研究，都在追慕太史公的伟大志业。甚至，他对人物研究的热爱，也像承袭司马迁的纪传传统。其著作文笔优美，叙事晓畅，尤为看重历史个体的生命情感。即使是非虚构文学作品，也未必有如此艺术美感。他的写作常从细节、情境、场景出发，摒弃了理论先行、宏观设计的刻意。

史景迁

史景迁最大限度拉近了学术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心理距离，在历史书写中实践着中国古代史家“文质合一”的理想。

史景迁与“历史的技艺”

学界一些学者对史景迁著作，颇有“微辞”，如认为其浅显碎片，好讲故事，且时而想象。在笔者看来，这也完全可视为优长，转换成另一种评价——晓畅的语言，微观的视野，历史的抒情，人文的同情，它是基于研究之上的“历史书写”。恰恰是大量历史学者并不具备书写的能力，他们只甘于充当文献材料的考证者。

这些批评往往源于启蒙的单一线性史观，政治-经济框架下的精英史视角，以及理论对研究的首要性。事实上，这些前提大多只是一种可能范式，它不应排异其他书写的可能。

史景迁的作品让人反思，历史研究终究还是为书写历史而奠基，不应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书写性”是其本质要求。描述性、叙事性与传记性，原本就是历史的核心技艺。那些认为其作故事性强，传记性重的批评，常常经不起推敲。

纵观中国史学传统，纪传、编年、纪事本末，都围绕人物、事件原始展开。在西方，无论修昔底德，还是吉本，也都以讲好故事为本分。史景迁更懂史传传统对书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揣度社会群体，制度结构层面的动能影响。他时刻警惕各种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凌驾。“他们希望我能对林林总总的现代西方理论多加留意，例如后现代主义、底层研究或其他各种贴上后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流派。在上述诸方面，我还是保持‘食古不化’吧。”

为何史景迁选择远离理论？他有自己的考量，“至于在内容选择或组织方面采用更有力的理论框架，这样做可能会符合部分读者的需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反而会造成疑惑，甚至令人生畏。再者，就当下西方文化世界的本性而言，无论我选择什么理论，它都会迅速被淘汰掉。”这一回应发人深思，理论本身是有烙印的，能保鲜的只是叙事。

以《曹寅与康熙》为例，侧重一种特殊性书写，它尤为重视例外与弹性，对中国官僚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曹寅不是封疆大吏，不是康熙重臣，但他与康熙的关系却独特私密，在清史中难以归类。

孔飞力

史景迁将曹寅视为反常异例，去检视那个社会所运作的制度架构、官僚体制的性质。“皇上通过曹寅可以遂行财政控制大权。这种皇家私人的臣属，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体系的行政流程，而这群人是可以被明确界定的，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

这是方法论的逆推，它从特殊出发探讨范式、预期与常态。曹寅被授权做了很多超出职责的工作，康熙利用南巡亲自查访，发展了密折制度。这君臣二人都在实践律令外的制度弹性，它扩展到对康熙时代通权应变的描绘。

在政治经济生活的表象下，史景迁总能看到文学艺术、精神意识的同构与共振。“1600年之后，上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这些面向皆可以不同的形式看到。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中的美学志趣和语言创新，行政结构和流程的巨细靡遗，均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至今犹存。”

史景迁的难得，在于一种浅显的深刻。在我看来，他抵达到历史的心性、美感与生命体验。“若能综合制度、文学、政治种种文献，整体观之，曹寅个性自然跃然纸上……曹寅饱满的美学品味，同时取悦了满人和汉人。”

无论是对康熙、曹寅、洪秀全，还是晚明文人张岱，他都有以意逆志、共情还原的细腻揣度。可以说，在表层书写背后，都是人物“心灵史”的映射。

《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尤为突出。这部作品以圣谕诏书为素材，通过“移情”，模拟第一人称叙事，堪称奇作。他用游、治、思、寿、阿哥五个范畴，通过康熙自白来裁剪素材，描摹隐秘情感，以自我凝视通往历史沉思。在笔者看来，这部书的独特在于发现了“国王的身体”：一个肉身的康熙。“寿与病”的身体焦虑，时刻影响着他的心神、治理与决策。

正如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言，人文学科对想象力的普遍蔑视，是极大的危险。历史著作能否有想象因素，能否以文学材料参与分析，是很大的争论点。事实上，史景迁很谨严，他会明确告诉读者材料来源。

《王氏之死》中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利用，原本不应诟病。他借用文学还原的是年代、情境这种大语境、大氛围。而蒲松龄的生活轨迹和年代，恰好与那个山东乡村有所交集。生存状态、情感逻辑，是文学能够提供的文献价值，它可以弥合一种匮乏与断裂。作为社会史、地方生活史，文学的细节是历史的佐证与遗迹。

“汉学三杰”并称背后的逻辑

史景迁与孔飞力、魏斐德并称“美国汉学三杰”。这原本并非谨严的评价，只不过说多了，也就约定俗成了。正如江湖上喜欢并称南北，号曰双雄。三人也恰好代表了哈佛、耶鲁与伯克利鼎足的中国研究。

作比，是一种思维模式，它反映出读者对三人成就的归类、比较与估价。那么，三人在治史上并称，到底有何内在逻辑？在书写策略上，是否又有互通？我想，其本质或许在于目光、视野与方法。

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社会学转向的可能。他们的学术兴趣、研究领域的叠合相近(如地方社会、基层治理、社群分析、民间结社与叛乱等)，自然会引发比较讨论。

魏斐德

以往我们更多强调三人各自的治学风格与路径。如孔飞力更加厚重，偏向传统，是标准的学院派研究，且著作极少，更像“苦吟派”；史景迁更偏重叙事艺术，其作品强大的共情能力，人文关怀与生命感知，赋予历史研究一种温度、蕴藉和悟性，如“游吟诗人”；魏斐德则呈现精深广博的气象，不仅领域所涉极广，理论方法也深受欧洲年鉴史学影响。

然而，他们在书写策略上又有类似处。如以事件出发探寻制度结构，以地方研究探讨世界史的视野，以自下而上、不同社群阶层分析，发现历史研究的社会学维度。

孔飞力与魏斐德都侧重分析地方士绅，与帝国控制治理的某种协调。《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与《叫魂》，都以“事件”或“奇案”为切口，进行微观分析。“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两者都指向被遮蔽的失语世界，或是“流言滋繁，充斥各种奇谈异志”，迂腐蒙昧，或是妖术盛行。

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到“上海三部曲”，魏斐德都延续了地方研究的志趣，史景迁《王氏之死》也选择一个山东偏远乡村——郯城，作为研究区域。

除此之外，更深的相通则在于史观。史景迁与魏斐德，出现了几种偶合，他们都选择晚明清初作为研究的源点，又看重太平天国这一事件对中华帝国的转折意义。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暗含着主动性、适应性与变革的内源性。

《追寻现代中国》的叙事起自1600年，因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起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魏斐德《洪业》则试图分析明清过渡进程埋藏的新危机，它内在性植入了帝国的衰落因素。

“三杰”都关注制度危机、重建秩序和变革适应的循环与交替。清朝开国就是理顺官僚机制，强化防务与巩固政治合理性的过程。第二个偶合，则是利用清朝经验的特殊性，透视中国社会，打破关于中国经验的“本质主义”。清朝并非诸多王朝更迭的简单循环重演，它应对了全新的危机：如在满汉框架内如何协调，重建国家制度；满族属性如何调和儒家理念，儒家传统成为构建满汉共同身份认同的关键。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则用“地方军事化”的思路，阐释地方团练武装对社会政治结构转变的深刻影响。地方军事化或许能克服危机，帮助王朝继续生存，但势必会造成中央权力的持续缩小，名流士绅势力不断扩张，致使社会政治结构再也无法以传统老模式维系重组。

在史观上，他们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这种体系预设了一大前提——西方的兴起与中国的停滞。

正如列文森所倡导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三杰”也有共通的理论基点：即中华帝国的晚期转折，要找寻内源性因素，不应简单把近代转变都归因于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内部引起的社会构造变化，发现中国近代的开始。

这也有力回应了费正清等上一代汉学家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三杰”依托强烈问题意识，看重危机嬗变、调和与转化的过程；在中心与精英之外，发现微观和底层、能动与联动所蕴藏的内源力。这或许是对国内史学研究的重要启发。

海外汉学研究，可贵在于“异质目光”

美国汉学研究，有其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或有政治的考量，亦有冷战的痕迹。从早期传教士群体的大量业余研究，到二战后各东亚研究中心的专业研究；从欧洲传统汉学重古典与考证，到美国以“中国研究”为特色的跨学科综合，我们发现了一种趋向与未来。那就是各学科对历史学的“分有”与“综合”。原有坚固的、封闭性的史学研究，越发向总体的人文学科不断敞开。

“汉学三杰”的研究，正代表了这种趋向性。海外研究者愈发感受到，对话交往、文献共享、优势互补才是汉学研究的未来。

如今，汉学在美国催生出更多细分“显学”，如魏斐德之后的“上海研究”。汉学的属性，决定了海外学者不具备地利优势。只有依托中国文献，与国内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才能享有“人和”的要素。

“汉学三杰”的成就，与此密不可分，他们多次来华寻访、交流演讲，与国内学术同仁保持密切联系。而这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实现。那时的他们，既不像费正清在战前就有居于大陆的经验，也不具备造访大陆，深入研究的条件。他们大多只能依赖当时的台湾地区这一窗口，研习语言，获得材料。这或许是颇为尴尬、苦闷的处境。

更有意味的是，无论魏斐德、孔飞力还是史景迁，他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就完成了代表性著作。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新版序言(写于2001年）中，孔飞力写道：“我在几乎40年前完成了对本书的研究，而在当时还没有掌握清代的原始档案。此后，研究的机会大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写本书，料想它的内容会相当不同。”

这也说明，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常常在材料并不充分、条件相对匮乏的时期迸发。历史研究纵然建立在大量史实、谨严考证之上，但材料的断裂，也会激发大胆的立论、富于创见的推论。历史研究不是去想象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想象历史的发生逻辑。

如今，汉学研究显然更具环境与时代的优越性。一方面，国内有更多赴于海外的访问学者，另一面，国外的研究中心也乐意吸纳更多华裔学者，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更具研究优势。这在客观上造成汉学研究的现状——更多的吸收与互通，更加的趋同与合流。

有理由设想，汉学研究的未来，是学术全球化的未来，它意味着他者的目光在不断弱化，更多研究可能会像文化的挪用与“位移”(或许有更多国内学者，后来以华裔身份，在国外研究中国）。上世纪末，汉学家与国内学者在观点、方法与理论上的陌生、殊异与遭遇感，很难再有。

不过，今天汉学研究首先要回应的，依然是“为谁而研究”的意图问题。它决定了研究的属性与品质。孔飞力的《叫魂》之所以在中国引发强烈反响，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写作动机。他曾说，这本书是为当代中国人而写，希望作品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有独创启发。

如今的汉学研究，也时而面临囿于特定学术圈，自我生产的危险。或是主动放弃启发中国学界的雄心壮志，只满足于向西方复述、转译一种“中国常识”；或是自我降格，追求把学术包装成畅销作品的趣味。海外汉学的终极价值，是坚持保有异质性、外位性和对话性。这三者就像灵魂，如生机的灌注。它的意义在于，永远向中国学界展示，研究的各种副本、异文与阐释可能。作为参考的坐标系，海外汉学会继续在勾勒中国研究的疆域延伸，最终，将中国作为一种观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