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美國人離開後，海外還有人能将中國史研究得如此透徹嗎？

文·俞耕耘

随着蜚聲海内外的著名史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離世，美國“漢學三傑”的時代正式落下帷幕。

享年85歲的史景遷，曾與孔飛力、魏斐德，被視為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界代表人物，有“美國漢學三傑”的美譽。如今“三傑”均已故去，不禁令學界怅然。

1936年，史景遷生于倫敦，後求學于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1960年代，他于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其間遇到人生最重要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費正清的高徒芮瑪麗，另一位則是明清史學家房兆楹。“史景遷”這一富于古典美感的名字，正是房兆楹所起，意為“學習曆史、景仰司馬遷”。

史景遷沒有辜負老師的熱望，他一生的研究，都在追慕太史公的偉大志業。甚至，他對人物研究的熱愛，也像承襲司馬遷的紀傳傳統。其著作文筆優美，叙事曉暢，尤為看重曆史個體的生命情感。即使是非虛構文學作品，也未必有如此藝術美感。他的寫作常從細節、情境、場景出發，摒棄了理論先行、宏觀設計的刻意。

史景遷

史景遷最大限度拉近了學術研究與普通讀者的心理距離，在曆史書寫中實踐着中國古代史家“文質合一”的理想。

史景遷與“曆史的技藝”

學界一些學者對史景遷著作，頗有“微辭”，如認為其淺顯碎片，好講故事，且時而想象。在筆者看來，這也完全可視為優長，轉換成另一種評價——曉暢的語言，微觀的視野，曆史的抒情，人文的同情，它是基于研究之上的“曆史書寫”。恰恰是大量曆史學者并不具備書寫的能力，他們隻甘于充當文獻材料的考證者。

這些批評往往源于啟蒙的單一線性史觀，政治-經濟架構下的精英史視角，以及理論對研究的首要性。事實上，這些前提大多隻是一種可能範式，它不應排異其他書寫的可能。

史景遷的作品讓人反思，曆史研究終究還是為書寫曆史而奠基，不應隻是為研究而研究。“書寫性”是其本質要求。描述性、叙事性與傳記性，原本就是曆史的核心技藝。那些認為其作故事性強，傳記性重的批評，常常經不起推敲。

縱觀中國史學傳統，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都圍繞人物、事件原始展開。在西方，無論修昔底德，還是吉本，也都以講好故事為本分。史景遷更懂史傳傳統對書寫意味着什麼，那就是從個體生命體驗出發，揣度社會群體，制度結構層面的動能影響。他時刻警惕各種理論對曆史研究的淩駕。“他們希望我能對林林總總的現代西方理論多加留意，例如後現代主義、底層研究或其他各種貼上後馬克思主義标簽的流派。在上述諸方面，我還是保持‘食古不化’吧。”

為何史景遷選擇遠離理論？他有自己的考量，“至于在内容選擇或組織方面采用更有力的理論架構，這樣做可能會符合部分讀者的需要，但對于其他人來說，反而會造成疑惑，甚至令人生畏。再者，就當下西方文化世界的本性而言，無論我選擇什麼理論，它都會迅速被淘汰掉。”這一回應發人深思，理論本身是有烙印的，能保鮮的隻是叙事。

以《曹寅與康熙》為例，側重一種特殊性書寫，它尤為重視例外與彈性，對中國官僚傳統到底意味着什麼？曹寅不是封疆大吏，不是康熙重臣，但他與康熙的關系卻獨特私密，在清史中難以歸類。

孔飛力

史景遷将曹寅視為反常異例，去檢視那個社會所運作的制度架構、官僚體制的性質。“皇上通過曹寅可以遂行财政控制大權。這種皇家私人的臣屬，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體系的行政流程，而這群人是可以被明确界定的，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

這是方法論的逆推，它從特殊出發探讨範式、預期與常态。曹寅被授權做了很多超出職責的工作，康熙利用南巡親自查訪，發展了密折制度。這君臣二人都在實踐律令外的制度彈性，它擴充到對康熙時代通權應變的描繪。

在政治經濟生活的表象下，史景遷總能看到文學藝術、精神意識的同構與共振。“1600年之後，上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這些面向皆可以不同的形式看到。在藝術與文學領域中的美學志趣和語言創新，行政結構和流程的巨細靡遺，均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至今猶存。”

史景遷的難得，在于一種淺顯的深刻。在我看來，他抵達到曆史的心性、美感與生命體驗。“若能綜合制度、文學、政治種種文獻，整體觀之，曹寅個性自然躍然紙上……曹寅飽滿的美學品味，同時取悅了滿人和漢人。”

無論是對康熙、曹寅、洪秀全，還是晚明文人張岱，他都有以意逆志、共情還原的細膩揣度。可以說，在表層書寫背後，都是人物“心靈史”的映射。

《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内心世界》尤為突出。這部作品以聖谕诏書為素材，通過“移情”，模拟第一人稱叙事，堪稱奇作。他用遊、治、思、壽、阿哥五個範疇，通過康熙自白來裁剪素材，描摹隐秘情感，以自我凝視通往曆史沉思。在筆者看來，這部書的獨特在于發現了“國王的身體”：一個肉身的康熙。“壽與病”的身體焦慮，時刻影響着他的心神、治理與決策。

正如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所言，人文學科對想象力的普遍蔑視，是極大的危險。曆史著作能否有想象因素，能否以文學材料參與分析，是很大的争論點。事實上，史景遷很謹嚴，他會明确告訴讀者材料來源。

《王氏之死》中對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利用，原本不應诟病。他借用文學還原的是年代、情境這種大語境、大氛圍。而蒲松齡的生活軌迹和年代，恰好與那個山東鄉村有所交集。生存狀态、情感邏輯，是文學能夠提供的文獻價值，它可以彌合一種匮乏與斷裂。作為社會史、地方生活史，文學的細節是曆史的佐證與遺迹。

“漢學三傑”并稱背後的邏輯

史景遷與孔飛力、魏斐德并稱“美國漢學三傑”。這原本并非謹嚴的評價，隻不過說多了，也就約定俗成了。正如江湖上喜歡并稱南北，号曰雙雄。三人也恰好代表了哈佛、耶魯與伯克利鼎足的中國研究。

作比，是一種思維模式，它反映出讀者對三人成就的歸類、比較與估價。那麼，三人在治史上并稱，到底有何内在邏輯？在書寫政策上，是否又有互通？我想，其本質或許在于目光、視野與方法。

總體上看，他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種社會學轉向的可能。他們的學術興趣、研究領域的疊合相近(如地方社會、基層治理、社群分析、民間結社與叛亂等)，自然會引發比較讨論。

魏斐德

以往我們更多強調三人各自的治學風格與路徑。如孔飛力更加厚重，偏向傳統，是标準的學院派研究，且著作極少，更像“苦吟派”；史景遷更偏重叙事藝術，其作品強大的共情能力，人文關懷與生命感覺，賦予曆史研究一種溫度、蘊藉和悟性，如“遊吟詩人”；魏斐德則呈現精深廣博的氣象，不僅領域所涉極廣，理論方法也深受歐洲年鑒史學影響。

然而，他們在書寫政策上又有類似處。如以事件出發探尋制度結構，以地方研究探讨世界史的視野，以自下而上、不同社群階層分析，發現曆史研究的社會學次元。

孔飛力與魏斐德都側重分析地方士紳，與帝國控制治理的某種協調。《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與《叫魂》，都以“事件”或“奇案”為切口，進行微觀分析。“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麼程度。”兩者都指向被遮蔽的失語世界，或是“流言滋繁，充斥各種奇談異志”，迂腐蒙昧，或是妖術盛行。

從《大門口的陌生人》到“上海三部曲”，魏斐德都延續了地方研究的志趣，史景遷《王氏之死》也選擇一個山東偏遠鄉村——郯城，作為研究區域。

除此之外，更深的相通則在于史觀。史景遷與魏斐德，出現了幾種偶合，他們都選擇晚明清初作為研究的源點，又看重太平天國這一事件對中華帝國的轉折意義。因為，這兩個曆史時期，都暗含着主動性、适應性與變革的内源性。

《追尋現代中國》的叙事起自1600年，因為“唯有從這個時間點起始，才能認清中國目前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人該憑恃何種知識、經濟、情感來解決這些問題。”魏斐德《洪業》則試圖分析明清過渡程序埋藏的新危機，它内在性植入了帝國的衰落因素。

“三傑”都關注制度危機、重建秩序和變革适應的循環與交替。清朝開國就是理順官僚機制，強化防務與鞏固政治合理性的過程。第二個偶合，則是利用清朝經驗的特殊性，透視中國社會，打破關于中國經驗的“本質主義”。清朝并非諸多王朝更疊的簡單循環重演，它應對了全新的危機：如在滿漢架構内如何協調，重建國家制度；滿族屬性如何調和儒家理念，儒家傳統成為建構滿漢共同身份認同的關鍵。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則用“地方軍事化”的思路，闡釋地方團練武裝對社會政治結構轉變的深刻影響。地方軍事化或許能克服危機，幫助王朝繼續生存，但勢必會造成中央權力的持續縮小，名流士紳勢力不斷擴張，緻使社會政治結構再也無法以傳統老模式維系重組。

在史觀上，他們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架構，那種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論。這種體系預設了一大前提——西方的興起與中國的停滞。

正如列文森所倡導的“在中國發現曆史”，“三傑”也有共通的理論基點：即中華帝國的晚期轉折，要找尋内源性因素，不應簡單把近代轉變都歸因于鴉片戰争。他們從中國内部引起的社會構造變化，發現中國近代的開始。

這也有力回應了費正清等上一代漢學家提出的“西方沖擊-中國反應”論。“三傑”依托強烈問題意識，看重危機嬗變、調和與轉化的過程；在中心與精英之外，發現微觀和底層、能動與關聯所蘊藏的内源力。這或許是對國内史學研究的重要啟發。

海外漢學研究，可貴在于“異質目光”

美國漢學研究，有其漫長的發展曆程，其間或有政治的考量，亦有冷戰的痕迹。從早期傳教士群體的大量業餘研究，到二戰後各東亞研究中心的專業研究；從歐洲傳統漢學重古典與考證，到美國以“中國研究”為特色的跨學科綜合，我們發現了一種趨向與未來。那就是各學科對曆史學的“分有”與“綜合”。原有堅固的、封閉性的史學研究，越發向總體的人文學科不斷敞開。

“漢學三傑”的研究，正代表了這種趨向性。海外研究者愈發感受到，對話交往、文獻共享、優勢互補才是漢學研究的未來。

如今，漢學在美國催生出更多細分“顯學”，如魏斐德之後的“上海研究”。漢學的屬性，決定了海外學者不具備地利優勢。隻有依托中國文獻，與國内學者開展學術交流，才能享有“人和”的要素。

“漢學三傑”的成就，與此密不可分，他們多次來華尋訪、交流演講，與國内學術同仁保持密切聯系。而這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内，都難以實作。那時的他們，既不像費正清在戰前就有居于大陸的經驗，也不具備造訪大陸，深入研究的條件。他們大多隻能依賴當時的台灣地區這一視窗，研習語言，獲得材料。這或許是頗為尴尬、苦悶的處境。

更有意味的是，無論魏斐德、孔飛力還是史景遷，他們大多于上世紀90年代以前就完成了代表性著作。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新版序言(寫于2001年）中，孔飛力寫道：“我在幾乎40年前完成了對本書的研究，而在當時還沒有掌握清代的原始檔案。此後，研究的機會大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寫本書，料想它的内容會相當不同。”

這也說明，他們的學術創造力，常常在材料并不充分、條件相對匮乏的時期迸發。曆史研究縱然建立在大量史實、謹嚴考證之上，但材料的斷裂，也會激發大膽的立論、富于創見的推論。曆史研究不是去想象發生了什麼，而是要想象曆史的發生邏輯。

如今，漢學研究顯然更具環境與時代的優越性。一方面，國内有更多赴于海外的通路學者，另一面，國外的研究中心也樂意吸納更多華裔學者，他們在語言文化上更具研究優勢。這在客觀上造成漢學研究的現狀——更多的吸收與互通，更加的趨同與合流。

有理由設想，漢學研究的未來，是學術全球化的未來，它意味着他者的目光在不斷弱化，更多研究可能會像文化的挪用與“位移”(或許有更多國内學者，後來以華裔身份，在國外研究中國）。上世紀末，漢學家與國内學者在觀點、方法與理論上的陌生、殊異與遭遇感，很難再有。

不過，今天漢學研究首先要回應的，依然是“為誰而研究”的意圖問題。它決定了研究的屬性與品質。孔飛力的《叫魂》之是以在中國引發強烈反響，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寫作動機。他曾說，這本書是為當代中國人而寫，希望作品對于中國人而言，也有獨創啟發。

如今的漢學研究，也時而面臨囿于特定學術圈，自我生産的危險。或是主動放棄啟發中國學界的雄心壯志，隻滿足于向西方複述、轉譯一種“中國常識”；或是自我降格，追求把學術包裝成暢銷作品的趣味。海外漢學的終極價值，是堅持保有異質性、外位性和對話性。這三者就像靈魂，如生機的灌注。它的意義在于，永遠向中國學界展示，研究的各種副本、異文與闡釋可能。作為參考的坐标系，海外漢學會繼續在勾勒中國研究的疆域延伸，最終，将中國作為一種觀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