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曆到康熙：一次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書是朱永嘉先生繼《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之後又一部明史研究專著。
本書從明代後期财政問題及社會演變講起，叙述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的經過，以及清初鞏固統治、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的具體情況，重點在于總結明亡清興的曆史經驗教訓。從明朝的萬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王朝興衰周期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也是本書命名之由來。作者藉此提出探索并走出一條跳出周期率的新路的見解。
文 ／ 朱永嘉
礦監稅使的問題，反映的是在财政問題上明代宮廷政治與明代中央和地方官僚政治間沖突的一個側面，我們還得分析一下，那時整個官僚機構繼續運作的狀況。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都察院的吏科給事中翁憲祥上疏：
言‘撫、按官解任，不宜聽其自去。’是時官方多滞，撫、按官候代，或十餘年不歸，部郎俸深，多借差以出。會有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艱告歸，薦陸長庚、王佐自代，不複俟命，解組而去。憲祥因言：‘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今皆反之，宜申明舊制。’疏入，不報。時大僚多缺，憲祥以為有傷國體，因複陳補阙官，起遺佚數事，報聞而已。（《明通鑒》卷七十三“萬曆三十五年”）
撫、按是指地方行省的巡撫和巡按，地方長官遇到守艱、守制要開缺回籍，任期滿了要有人取代，考成法松弛了，那地方官任期到了也沒有人去取代，故令十年不歸。
為什麼說不歸？因明代回避制度，本地人不能做本地的官，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任期滿了，要回籍候補，許弘綱等不到代他的人，自動離職了。官僚機器的運轉就停滞不前了。部郎是指六部的侍郎，按明代的制度，隻有都察院的禦史可以出巡，侍郎是不能出巡的，由于侍郎的俸祿低，他們便找借口出差，因為到地方上有額外的收入。明清二代地方官的待遇比京官要高，地方官有火耗、鼠雀耗這類額外的收入。俗話說甯為雞口，毋為牛尾，地方官在地方上可以獨霸一方，小京官則隻能到處尾随人後，做了幾年京官都想去地方做官。
在萬曆中後期，官員缺而不能及時補任變成常事了。《明史·翁憲祥傳》雲：
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疴不出。戶、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
不僅地方行政長官可以自動離職，而且中央的部門長官，人死了沒有人去補缺，最緊要的吏部尚書沒有人擔任，兵部尚書養病不出，官僚機構長期處于如此殘缺不全的狀态，一旦有了大事，誰來處置？萬曆中晚期官僚機構長期處于如此狀态，問題的關鍵是萬曆自己怠于政事，忙于在宮廷的遊戲娛樂。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明通鑒》卷七十四“萬曆三十八年”載：
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言：“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請煩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囚米日增，皆責鋪戶包賠。竊惟重罪固不足惜，而輕罪亦自可憐。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今日，勢難再緩。臣之是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為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疏入，不報。
當時是以工部侍郎劉元霖兼署刑工二部事，刑部沒有人主持日常工作，刑獄的案件沒有人審理判決，犯人積壓愈多，囚糧也發生問題。後來戶部的掌印官也空缺了，那帶來的問題便更麻煩了。
八月，葉向高再請戶、禮二部掌印，揭言：
“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饷，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為困急。而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将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滞，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匮乏，而複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亦不報。（《明通鑒》卷七十四“萬曆三十八年”）
葉向高這兩份揭帖所載的奏疏都屬于各部日常工作的範疇，如果把整個國家機構比作人體，那戶部屬于飲食出納的系統，各個系統的活動要靠它提供能量，這個系統停擺的話，那麼整個人體也會停擺，進而陷入僵硬停滞的狀态。而萬曆對這一切依然是無動于衷，這兩份奏疏照例還是留中，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到了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葉向高再次上疏言：
今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明通鑒》卷七十四“萬曆三十九年”）
葉向高說的“一發不可收”，這個預言到1644年便應驗了。在這種情況下，内閣隻有葉向高一個人在位，他的奏本，萬曆總是沒有反應，他也隻能請辭求去了。那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葉向高上疏請留，也不報，于是葉向高也引疾求去，其雲：
臣屢求去，辄蒙恩谕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餘幸矣。（《明史·葉向高傳》）
萬曆還是沒有反應，後來葉向高生病了，“章奏就其家拟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卧益久，即家拟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胪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明史·葉向高傳》）
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他才以年邁緻仕退下來，這就是萬曆的所謂“垂拱而治”的實際狀況。
（本文摘編自朱永嘉所著《從萬曆到康熙：一次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一書，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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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曆到康熙：一次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
朱永嘉 著
李春博 整理
山東人民出版社
胡楊文化
2023年3月
朱永嘉（1931—2023），曆史學者，原上海市委常委。早年師從陳守實、周予同、譚其骧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複旦大學曆史系。後從事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内幕》《論李贽》《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劉邦與項羽》《論曹操》《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讀史求是》等。
朱永嘉先生曾曆經宦海沉浮，此書反思過往，聯系目前，其中關于明末黨争與明清易代之際政治鬥争的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編輯 |珠 蘭
主編 |張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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