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寶玉和“真事欲顯，假事将盡”

有人說，《紅樓夢》中的所謂“真事隐去”，其實就是文學的典型化創作方法。這話對不對呢？

我想，有一半是對的。

比如賈寶玉這一形象，脂硯齋等有時把他當成作者，有時又從中看到自己，有時則根本不承認實有其人，他說：“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庚辰本第十九回評）這些從典型化創造人物形象的角度去看，都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紅樓夢》的寫法上也有不少用典型化理論所無法解說的現象。比如曹雪芹在塑造賈寶玉形象之外，又寫了一個與他同名、同相貌、同性情，甚至處境都非常相似的甄寶玉。如果按一般典型化的創作規律，他們是完全應該綜合成一個人的，因為，典型應該是所謂“這一個”。但《紅樓夢》卻偏偏寫成了“這兩個”，這是為什麼呢？這樣寫，究竟有什麼必要？

甄寶玉在八十回中，雖通過賈雨村和甄家來京的女人之口提到過，賈寶玉也因為聽到了甄家人所說的話而夢見過一位與自己同名的、一模一樣的人物（第二回和第五十六回），但真人卻未曾出場。那麼，在曹雪芹八十回後的佚稿中，這位甄寶玉是不是也不出場呢？

續書是這樣寫的：甄家的仆人包勇來賈府說，甄寶玉自從一次大病中夢見自己到了一個有牌坊的廟裡，見櫃子裡有冊子，又見無數女子變成鬼怪、骷髅（這是從第五回來的），病愈後，便改邪歸正，成了君子賢人，“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而且還“能夠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第九十三回）。後來還寫到他成親、中舉。

看來，甄寶玉與賈寶玉的差别是一個“改了脾氣了”，一個還沒有改。

續作者大概想說，知錯能改的才是真寶玉。其實，依我們看來，續書中的賈寶玉，脾氣也改得差不多了：他不是也開始用功讀書，準備“博得一第”，“不枉天恩祖德”了嗎？（第一百十八回）

最早批評續書與甄寶玉不符作者原意的是裕瑞。他在《棗窗閑筆》中說：

觀前五十六回中，寫甄家來京四個女人見賈母，言甄寶玉情性并其家事，隐約異同，是一是二，令人真假難分，斯為妙文。後寶玉對鏡作夢雲雲，明言真甄假賈，仿佛鏡中現影者。讵意僞續四十回家，不解其旨，呆呆造出甄、賈兩玉，相貌相同情性各異，且與李绮結婚，則同賈府俨成二家，嚼蠟無味，将雪芹含蓄雙關極妙之意荼毒盡矣。

籲！雪芹用意，豈惟至五十六回而始發哉？其于第二回賈雨村與冷子興言，其在金陵甄家處館時，見甄寶玉受責呼姐妹止痛，及惟憐愛女兒情性等語，已先為賈寶玉寫照矣。僞續之徒，豈得夢見！

裕瑞批評續作者不解曹雪芹用意，寫甄寶玉筆墨大殺風景，是很有藝術鑒賞眼力的。但他自己對曹雪芹寫甄寶玉的用意也隻看出了一半，那就是“真甄假賈，仿佛鏡中現影者”。

可是，作者又為什麼要這樣寫呢？難道僅僅是因為要取得“含蓄雙關”或“先為賈寶玉寫照”的藝術效果嗎？

我想不是的，冷子興在演說榮國府時，已把賈寶玉“憐愛女兒情性等語”先向賈雨村介紹了一番，這不是“先為賈寶玉寫照”嗎？何必非待雨村說出甄寶玉才算是寫照呢？

至于“真甄假賈”的“含蓄雙關”其用意何在，正是需要加以揭示的。

比如後四十回續書以能改邪歸正者為真（甄）寶，有毛病不改者為假（賈）寶，這也是一種用意。曹雪芹的用意當不是如此吧！

《紅樓夢》中以“甄賈”諧“真假”，是作者在全局構思中為解決既要“追蹤蹑迹”地“實錄”真事，又因有所避忌而必須将“真事隐去”這一沖突所采用的一種特殊的藝術手法。

真事，當然主要是指曹家“離合悲歡，興衰遭遇”的實事。“隐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實錄才是目的。

為此，作者就得用各種辦法将生活原貌加以變形（不僅僅是一般文藝作品提煉生活素材，使之典型化所需要的變形），使讀者一眼看去撲朔迷離，真假難分，認不出它的原貌來。

但作者又不願使人終于“認不出”，是以又要留下一些可以從中窺見真事的隙縫，讓人有蛛絲馬迹可尋，這就像作者遵長輩親友之命，隐去初稿中“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情節而将秦氏改寫為病死，卻又在薄命司的冊子中故意留下她懸梁自盡的圖畫和判詞一樣（這并非曹雪芹改寫中的疏忽）。

曹雪芹是将自己曹家的真事分拆作金陵甄府和都中賈府兩處來寫的。

曹家破敗之前，地位是煊赫的，真事多為同時人所知。是以在前八十回中，用變形的辦法，大寫賈府之事，以所謂假象幻相示人。

當然，假中有真。通過人物對話偶爾提到的，仿佛是賈府的影子的甄府，其作用就是在大關節處透露這種真事的資訊。

但真中也有假。如果第一回回目如甲戌本《凡例》第五條（即他本開卷第一段）所揭示的，作者意在隐寓此書用“假語村言”将“真事隐去”的話，那麼，第二回既寫冷子興說賈府，又寫賈雨村說甄府，作者的用意，則是讓讀者從兩府的隐約異同中，領悟到甄與賈，原非俨然二家。

為此，作者才寫“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系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甄家不但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寶玉，而且“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還有一個“溺愛不明”的祖母，居然也常常“因孫辱師責子”等等。

這固然可以說是用甄府為賈府寫照，但也未始不可反過來說，寫賈府是為了寫甄府。

如果從“假賈真甄”去了解的話。脂硯齋等人批“甄家”時就是說：“又一個真正之家，持與假家遙對，故寫假則知真。”

總之，是暗示甄與賈所寫是同一個對象——曹家。

是以列舉金陵“大族名宦之家”的“護官符”上，有了賈家，就不列甄家，甄已被包括在“賈不假（不假即真也）”之中了。

賈府在都中，甄府在金陵。以盛時的曹家說，都中是假，是“變形”；金陵是真，隻暗點。稱賈府門第為“甯、榮二公之後”，既有“變形”，不妨說是假，但不太令人注目處，卻又用真。

寫冷子興說到“皇上因恤先臣……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時，脂評就指出：“嫡真實事，非妄拟也。”我們知道，曹寅死後，康熙甚憐恤曹家，曹除承父職掌江甯織造外，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職銜”（《江甯織造曹奏謝繼承父職折》）。後來，曹也承此職。這些被寫在賈政身上了。

但如曹寅所任通政使、兼巡視兩淮鹽漕監察禦史、督江甯織造顯職，是不能在寫賈府中明言的。于是就借甄家來透露其真，說甄家是“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攝通政使、出為監察禦史和掌織造關防，都是“欽差”；“體仁”，即所謂“仰體皇仁”，是對皇帝常用的感恩頌聖的話；曹家祖孫三代四人，蒙康熙特加恩私，任江甯織造半個多世紀，是以虛構此銜。

脂評說：“此銜無考，亦因寓懷而設，置而勿論。”顯然是明知而不肯道破。可見，說真時，也要用點假。

康熙南巡，以江甯織造署為行宮，曹寅曾四次接駕。其中康熙四十四年的一次南巡，曹寅除在南京接駕外，又以巡鹽禦史身份趕到揚州接駕，在蘇州還得到禦賜手書對聯等禮物。康熙因曹寅預備行宮勤勞誠敬，命授以通政使之銜。

如此種種是曹家門中引為極大榮耀的盛事，雖後生小輩如鳳姐所說未早生二三十年，不及親見大世面，也早聽長輩不知說過多少遍了。

是以，在小說中不寫昔日繁華盛況則已，要寫則非得寫南巡接駕不可。但這樣的盛事又不能明寫，否則《紅樓夢》一抄傳，作者圈子外的人也都知道小說是寫曹寅家的事了。

是以，就構思了元妃省親、建造大觀園等經過變形的人物、地點、事件、情節來曲折地加以反映。這就是脂評向我們揭示的作者意圖：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甲戌本第十六回總批）

康熙南巡，豪華奢靡，在作為行宮的江甯織造府署中進宴演戲，君臣賦詩，分賜禮物等等，史料記載甚多（參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

在小說中，無非是變成了賈府内的家宴演戲，元春姊妹間的賦詩饋禮而已。是以那些分詠大觀園的詩，雖出諸閨閣，卻一律都是應制詩。而君臣間的尊卑禮數，森嚴等級，也通過描寫賈政父女之間颠倒可笑的關系而表現得淋漓盡緻。

但曹雪芹還惟恐這樣隐去真事的變形寫法，或許會最終導緻真事湮沒無考，是以又特地從省親一事引出婦人家閑談大世面的話，從中洩漏一點天機。這樣，就有趙嬷嬷說“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一段文字。

她說：“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隻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如上所述，康熙四十四年春夏間的那一次南巡，曹寅确曾前往蘇、揚接駕，而且就在三個月前，他上過奏折說：“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内河船隻，預備年内竣工。”可見，“監造海舫”雲雲，亦非無本。

但這些當年的詳情，局外人或不至于都記得起、想得到，是以不妨說出是賈府。唯有名聲最大的在江甯四次接駕事，作者不敢直接與小說主要描寫的賈府連在一起，于是又歸之于賈府的“影子”——甄府，說：

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嗳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别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庚辰本第十六回）

這就是曹雪芹借省親情節而要出脫的真正心事。

是以脂評提醒讀者：“甄家正是大關鍵、大過節，切勿作泛泛口頭語看！”

又批“接駕四次”曰：“點正題正文。”

意思說，這是作者是以要寫省親故事的本心真意。

探春興利除弊的治家，能使人聯想到執政者在某些經濟問題上的改良措施。我疑惑這也是曹家真事的變形寫法。

比如大觀園管理實行包幹責任制，衆人反映說：“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寶钗說：“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便算算，就省下多少來？”等等，極似曹寅等人分别為朝廷包幹承辦銅節省銀兩開支等事；

諸如下面這些話，在曹寅和有關奏折中比比皆是：

蒙主人鴻恩，将浒墅等十四關銅，分為三份，賞給奴才等承辦以來，我等每年将節省銀俱已如數交納内庫。……今若将浒墅等十四關應付我等之銅價銀一錢，腳費銀五分，停止向關監督領取，改由附近江蘇藩庫支付，則……船夫雇價及各地雜用等項，即可節省銀一萬兩。是以，比我等以前節省之十四萬兩，又可增加節省銀一萬兩。……若能施行，則我等可免大江行船之苦，而亦有益于錢糧……（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折）

小說以假寫真，以小寓大，恐讀者忘卻興利除弊中假賈真甄的關系，特在管園衆人向主子謝恩，說出“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之後，立即插入家人忽報“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等語，将此事打斷，暗示的痕迹十分明顯。

曹家被朝廷治罪的真事，亦如南巡接駕事一樣，在小說中是既不能不寫，又不能如實明寫的。

脂評提到過八十回後賈府的“抄沒”，若全是正面落筆地明寫，恐難以隐去真事而又達到實錄目的。

我想，作者也許會使用一些側筆暗寫的辦法來補足這件事，而其中有一些情景、細節，則很可能事先已化入了變形的“惑奸讒抄檢大觀園”回中了。

當然，抄檢大觀園隻是一個家庭内部的“自殺自滅”，但雍正奪嫡，黨同伐異，殺戮锢廢諸王子、宗室大臣，又何嘗不是同室操戈呢？

作者仿佛忙中偷閑，特意讓探春流着眼淚說到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又在下一回讓尤氏補充說：“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等等，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這與作者寫元春省親而特意讓趙嬷嬷提到南巡和甄家接駕事，何其相似！

曹雪芹不是簡單地用小說情節隐寫政治曆史，也不會以某一小說人物呆呆地影射某一真人，否則，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生命力。他隻是發現了封建宗法制大家庭與封建宗法制王朝之間所固有的許多相似之處，于是以其特殊的敏感，出于特殊的需要，有意識地用不同尋常的典型化方法，将兩者的某些特征綜合起來，溝通起來，雖表面隻寫一個家庭内部之事，其中或以小寓大，或借題發揮，或指東說西，人物形象、事件，既有其本身獨立存在的價值和真實性，而認識意義又不局限于其本身。

就用這個辦法，曹雪芹才以“兒女筆墨”的形式，寫出了一部十分深刻的“怨時罵世”的小說。

太虛幻境石牌坊上的對聯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對聯于第一回與第五回兩次出現，是作者着意強調。）

我以為這是作者在提請讀者注意小說的寫法：人物與故事都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甄府與賈府正為表現這種關系而設。用假的敷衍，用真的點醒，它們是互為補足的。不要把假的當作真的，真的倒當成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