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26日上午11點鐘，上海城隍廟西街口的三聲槍響打破了平靜的市民生活，人們隻來得及看到一路西向的輕騎殘影和一具倒地而亡的屍體。“真奇怪，怎麼共産黨的消息這麼快呢？”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科長的徐恩曾，發出這樣的疑問。
原來中槍身亡的是黃第洪，黃埔軍校的第一批學員。畢業後，黃第洪更是同其餘五人被送往蘇聯學習，而當天卻是他企圖幫助國民黨抓捕周恩來的日子。
欲探究槍聲背後的故事，一切還要回到1924年的夏天。
1924年5月一個瘦削的流浪青年輕朋友介紹來到廣州，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彼時的黃埔，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在政治部擔任上司職務。黃第洪作為其中的優秀青年，與周恩來熟識。從蘇聯留學回國後更是直接與周恩來對接，受其安排。
當時的蘇聯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勞工勞動競賽搞得轟轟烈烈，是共産主義發展的高潮。黃第洪學成歸來的1930年，國内卻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蔣介石、汪精衛發動的四·一二、七·一五事變，打着“清黨”、“分共”的旗号迫害共産黨人。事變發生得猝不及防，讓共産黨損失慘重，陳延年、趙世炎等無數優秀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喪身。
黃第洪在蘇聯享受優渥的教育環境，國外安逸享樂的留學氛圍消磨了他的意志。是以黃第洪參加完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得到前去蘇北（江蘇與山東交界處），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訓示後。
黃第洪不願意再去偏遠山區受苦，他以不耽誤同志工作為由，謝絕了護送，暗中偷偷傳回上海。
當時，黃第洪居住在姨母家。姨夫之前開典當鋪，家境殷實，死後，母女将店盤了出去，日子也算滋潤。
因為黃第洪接受過外國教育又是軍校出身，表妹如今也是亭亭玉立的姑娘。姨母有心讓二人發展，對黃第洪自然十分接納。黃第洪也借此胡吃海塞，過起了紙醉金迷的日子。
可好景不長，黃第洪沒有收入來源，身邊有一群酒肉朋友，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沒有錢卻還想繼續花天酒地，他自然隻能偷偷地存錢。
姨母哪裡想到“日防夜防，家賊難防”，逮到黃第洪偷取金條時，憤慨将其趕出。就此，黃第洪落了個灰頭土臉。
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當時在上海最快功成名就的方法就是出賣共産黨人。黃第洪想自己出身黃埔，與周恩來尚有來往，如果能幫助抓捕周恩來絕對大發一筆。
要知道，1927年南昌起義失利後，周恩來輾轉來到上海。作為駐紮在上海中央特科的直接上司人，周恩來自然是蔣介石的眼中釘。
為此，周恩來十分謹慎，經常變換姓名和住址，即便出去也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才回。他行蹤難定，是國民黨調查科的頭号頭疼對象。
于是，一方面黃第洪積極聯系周恩來，謊稱自己因身份暴露不得已傳回上海，請求周恩來在中央機關中為自己安排工作。顧慮到中共優秀黨員的流失與大缺口，周恩來回信願當面與他商讨。
另一方面他借由自己曾是黃埔軍校成員，共産黨重點培養對象的身份，聯系到蔣介石。“他直接寫信給蔣介石，表示願為其效勞，信中還聲稱他傳回上海後，直接與周恩來見過面。”在《關于中央特科》，
得到消息之後的蔣介石自然很是重視，當下派人聯系黃第洪。可信心滿滿的黃第洪緣何被槍殺在城隍廟西街口？這就要談到另一個人——黃第洪至死都沒有想到的接頭人，原是紅色特工！此人名叫楊登瀛，原名鮑君甫，别名劉君珊。
1919年回國後就參加五四運動并加入國民黨。可惜蔣介石之後公然背叛革命，讓楊登瀛對其産生懷疑，他曾同學生參與讨伐蔣介石的運動，被捕入獄後得蔡元培解救。
又在1925年的五卅時期常去上海總工會，也正是是以，楊登瀛既與一些共産黨員相熟又和同鄉楊劍虹關系密切。
楊登瀛能夠順利打入國民黨内部，可以說與這個好友密不可分。楊劍虹原是上海青幫負責人，在陳立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負責人）的拉攏以及張道藩（（國民黨黨務調查科主任））的動員下，成為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主要負責人。
他與楊登瀛初識于上海，兩人因為是同鄉，又經常一起出入酒局，一來二去，彼此比旁人更親近。此時上海國民黨偵查局尚不成熟，需要有能力的新鮮血液加入。為人圓滑機敏、心思活絡的同鄉楊登瀛，成為楊劍虹的首要人選。
1928年，楊劍虹向楊登瀛投出橄榄枝。撇開同鄉之誼，就張道潘而言，他們私交甚密，經常一起吃飯喝酒。
1928年楊登瀛還曾幫張道藩接一個法國女人到上海，并代理張道藩辦理結婚事宜。得知張道藩官場受阻，楊登瀛更是主動幫張道藩解決政敵。這一系列刻意拉攏讓兩人推心置腹。是以，進入上海國民黨圈子對楊登瀛來說毫不費力。
楊登瀛因為精通日語與日本文化，有了與陳養山熟悉的契機。陳養山當時表面是國民黨中央宣傳員，實際為中共特科精英，手裡掌握着國共雙方最新的刊物思想。一位學習日語主動結交，另一位周圓玲珑，一拍即合。
此前楊登瀛在留學時就接觸過馬克思主義書籍。而這段時間，楊登瀛有機會接觸到更為深刻的共産主義思想。是以在收到楊劍虹的邀約時，楊登瀛當即聯系陳養山，并由陳赓聯系得到中央訓示，成為了共産黨發展的紅色特工。
在上海這樣一座風雲變幻的城市，楊登瀛能夠同時深入國共兩方，并取得卓越成績。自身的眼見學識密不可分，更脫離不了當時共産黨的鼎力相助。
要想獲得最新的國民黨情報資訊，在之後中共特科的行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楊登瀛就必須在兩方面打入敵人的偵探機關：一個是國民黨警、憲機關和市黨部，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在租界裡面設立的巡捕房。
在打入市黨部時，陳立夫曾說“首先要聯系所有各種社會團體、機關和學校等，搜集各種情報材料。”
是以同情報科建立活動的初期，楊登瀛一方面積極拉攏楊劍虹、張道潘等人，借由他們認識到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錢大約。
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國民黨對楊登瀛的信任，陳赓主動送去一些共産黨的檔案，比如黨的宣言、傳單和公開刊物如《紅旗》、《布爾什維克》等，還有一些真真假假的活動情報。借此幫助楊登瀛作出成績。
在資金方面，共産黨更是毫不吝啬，楊登瀛周旋于各種應酬的開銷、後來的洋車以及專門的辦公處都有其手筆。這一切讓楊登瀛一躍而起，在國民黨内部小有聲名。他也有機會與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打上關系。
巡捕房是直接關押共産黨人的第一場所，更是各種行動指令最直接的接受方。楊登瀛與巡捕房交好，受益無窮。
當時英國人蘭普遜任巡捕房長，彼時想在中國立足，蘭普遜就要與國民黨聯絡密切。他得知楊登瀛很受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看重，一直對其高看一等。與此同時，日本企圖以虹口為據點，大肆張揚其在上海的勢力。這一行為顯然對英美利益産生了威脅。他們急需一個精通日本文化、制度的人。
蘭普遜有意與楊登瀛交好，而楊登瀛本就存着心思打入巡捕房。面對日本事宜，楊登瀛多次幫助蘭普遜出面折沖，這讓蘭普遜不禁感歎“巡捕房不希望同楊以外的人接觸”，并給了楊登瀛在租界相對的自由，甚至推薦他成為法租界的顧問。
同時，在租界得到的特權與信任，進一步讓國民黨看到了楊登瀛在政界的實力與才華，對其更是委以重任。楊登瀛很快成為國民黨情報局在上海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是以在1930年楊劍虹因青幫内部鬥争自殺身亡後，徐恩曾遂任命楊登瀛，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蔣介石在委任狀上還注明“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其地位可見一斑。
當然，中共對楊登瀛扶植力度也更是加大，這堅定了其為中共服務的決心。
黃第洪寫信想通過周恩來向蔣介石表忠心時，當時的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第一時間将具體工作交給了駐滬特派員——楊登瀛。
1930年7月14日上午10點，隻見上海南京路車水馬龍，摩肩接踵。有一位西裝革履，手拎皮包，拿着《上海日報》的男子，在郵局附近踱步。此人，正是前來與黃第洪接頭的楊登瀛。隻是可惜，在郵局待了近半個小時，楊登瀛也沒有等來黃第洪。
三天以後，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暗号，黃第洪還是失約了。原來當時中共特科行事果決，已在共産黨内部極有威名。黃第洪此人對身關性命之事極為謹慎，是以他一直試探，自己是否暴露。經過兩次的觀察，又是三天，楊登瀛終于成功與黃第洪接頭。
在這次接頭中，楊登瀛表明自己特派員的身份，安撫黃第洪，同時向黃第洪提出質疑，“你怎樣向我們證明，自己的自首是真的？”榮華富貴在前，黃第洪為示決心，供出了與周恩來會面的時間、地點。并提出，下次見面他會把周恩來的親筆信一并帶來。
這下更是落實了黃第洪叛變的消息，楊登瀛迅速報告給了當時與自己接頭的劉鼎同志。周恩來同志立馬發出訓示：密切監視黃第洪的行動，深入調查核實其叛變自首的情節，一經認定，立即秘密處決。
得到消息之後的中共内部，也正在加緊對黃第洪的排查。原來國民黨慣于魚目混珠，攪亂時局，他們常假意公示叛徒名單，混淆視聽。如果不仔細審查，可能會誤傷同志。
畢竟混亂時期，人才缺失的共産黨員對于這樣一位教育背景優越的人才，還是十分重視，處理态度也極為謹慎。
直到情報科拿到了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投誠信，并向錢壯飛等人确認，中共内部這才做出部署。
張國焘在回憶錄中也提到過此事“周恩來見我難過，又向我補充說，黃警魂（即黃第洪)有一親筆信，向蔣校長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并曾當面承認信是他寫的，經過再三勸說，（他)仍倔強的堅持原意。至此周恩來認為證據确鑿，時機緊迫，乃斷然處置”。
對黃第洪，中央稱得上仁至義盡，可惜黃第洪沒有幡然醒悟。其實黃第洪的叛變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對黃第洪評價中就可窺見一二，時評：與同志間的關系有時尖銳、不講情面，性格孤僻。政治方面“及格” 但強調此人“尚不能獨立從事上司組織的工作。”
由于黃第洪不講情面的性格、絕對的利己主義，他後來革命意志瓦解，貪圖上海紙醉金迷的生活也自然可以合理推論。害人終害己，黃第洪因為出賣黨，企圖殘害同志，終嘗惡果。這也回到了故事的開頭。楊登瀛得到訓示後，與黃第洪約定7月26日在城隍廟西街口會面。
黃第洪興緻勃勃在樹下等候，誰知，等來的是中央特科幾位輕騎人員的子彈。城隍廟的三聲槍響，更是狠狠打了國民黨調查科的臉。
徐恩曾也不得不感歎共産黨除叛計劃的周密嚴謹，讓人實在難以提防，“那些曾在共産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産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從國民黨特務首領的這些話，亦可見中共中央反叛活動之威力。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在彌留之際對羅青長提及楊登瀛并囑咐說，“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這也是中央對秘密工作者的尊重與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