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憶》卷三的《包涵所》與卷二的《朱雲崃女戲》有些相似，都是寫老不要臉而冬行春令的，但寫法卻有些不同。朱雲崃是閹黨馀孽，張岱可以直斥其為“無知老賤”；包應登就不一樣了，他是張岱祖父的老朋友，為尊為親都應該有所忌諱的。但寫“家傳”都用史筆的張岱，對此老的名聲并無顧惜，隻不過字裡行間皮裡陽秋，用了“春秋筆法”。
這位包應登是從福建按察使司副使任上“退”下來的。此老在官時是一省的紀檢大員，退下來時，他的宦囊真不羞澀，在西湖南北連造了兩處名噪一時的别墅。一處是雷峰塔下的“南莊”，另一處是張岱在《岣嵝山房》中提到的離靈隐不遠的“包園”。“倚蓮花峰，跨靈隐澗，深岩峭壁，蘿徑松門，饒樸野之趣。而其中崇台傑閣，曲房洞戶，入者迷不得出”。這北莊是包應登藏嬌的金屋所在，從“八卦房”一節可以看出，前紀檢官員穩據中帳，轉匝八床，可想此老起碼要有八位如夫人才能讓八卦房物盡其用。張岱二十八歲時讀書于岣嵝山房，離包園很近，也曾到那裡串過門，那時張岱祖父尚在世，包應登如果活着，當不吝面皮，會把八卦房當成自己的“巧思傑作”向孫兒輩的張岱炫耀吧。張岱對此的評價是“窮奢極欲”，窮盡奢侈以供色欲，當然不是什麼好話，而一句“金谷、郿塢，着一毫寒儉不得”，就把包應登跻身于石崇和董卓之倫了。金谷綠珠，郿塢貂蟬，張岱用典雖然是隻取“藏嬌”一節，但以這兩個不得好死的惡人相比拟，九泉之下的包老爺終當恨恨不已的。
張岱對這位祖父朋友品格的評價，除了把他與董卓、石崇排成一隊之外，還有一處，就是又拉來了一個宋子京與其類比。我覺得這卻有些不大妥當，試着舉出來與大家探讨。
除了兩座别墅之外，包應登還有另一個創舉，就是造了大中小三艘樓船，載了一群家養的歌妓，滿湖山轉悠，事見原文，不叙。其中談到此老認為“聲伎非侍妾比，仿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是以他家的後房編制是兩部分，侍妾是藏起來不見人的，另有聲妓一群，可在客人面前獻歌獻舞。石季倫即金谷園的主人石崇，史稱其“後房百數，皆曳纨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備有歌妓，用以侍客”。這些歌妓不僅獻歌獻舞，還要像當今“紅樓”一樣用來陪客人睡覺的，這些當然不是自己的妻妾。但石崇也未必不以侍妾見客，像他那位美而豔的寵姬綠珠，如果深鎖金閨，怎麼會讓政治暴發戶孫秀知其豔名而挾勢橫索，以緻石崇身遭非命呢？
而宋子京呢，恕我孤陋，從所讀的書中尚未找到宋子京以聲伎見客的記載。而宋子京以文才驟顯，雖然官至尚書，就是拼命搜刮，其“後房”儲備也達不到石崇輩立此“家法”的資格。
宋子京就是宋祁，與兄宋庠（即宋郊）同年舉進士。子京本為第一，而其兄宋庠第三，隻是皇太後覺得弟弟不能壓哥哥一頭，才把二人的名次調換了。二宋家本貧寒，發達之後，大宋已經位居樞要了，上元夜尚且在書院讀《周易》，而小宋則點華燈擁歌妓醉飲。大宋聞知，令人傳話給小宋：“請問學士：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在某州州學内吃鹹菜稀飯時否？”小宋笑答：“請問相公：不知當年吃鹹菜稀飯為的是什麼？”由此可見二宋優劣。
宋子京晚年多蓄姬妾，雖以十數，但與石季倫那樣世代公卿加上劫殺商旅的豪門遠不能相比。《曲洧舊聞》曾記宋子京一事：他的姬侍中有一從某宗室家散出者，一日大雪，子京燃如椽巨燭而修《唐書》，問此婢道：“你家主人遇此天氣，當複如何？”此婢道：“隻是擁爐命歌舞，引滿大醉而已。”于是宋子京哈哈大笑，并當做笑談，逢人便講。
這故事與陶谷學士買得黨太尉家婢事相似而異趣，陶谷之婢答以“太尉粗人，但能于銷金暖帳中淺斟低唱，吃羊羔兒酒而已”之後，陶谷遂默然而慚了。這故事的用意是，文人寒酸，得志之後，沾沾自喜，關上門顧盼自雄，或在朋友圈中曬曬菜盤子均不妨，如果想和甲第連雲、後房百數，連門房馬崽都家擁萬貫的軍閥财閥較勁，那就隻有像陶學士一樣默然而慚了。至于小宋學士一時文章風雅，再加上有一群紅袖夾侍秉燭，便以為可以視豪門如土鼈，那也不過是“自我視之”。在對方看來，宋學士隻是窮酸文人在冷闆凳上加了幾層棉墊：收斂了一群我們不要的丫頭，便以為豔福，不過是抱着黃臉婆自稱好色罷了。總之我的看法是，盡管宋學士“後庭曳绮羅者甚衆”，也不能證明他立了見妓于客的“家法”，而且他有沒有“内寵”以外的“聲伎”編制都難落實。
或者有讀者要問：官至尚書級的宋子京養不起兩套編制，難道包應登就養得起麼？明末是個很不正常的時期，是一個幾乎無官不貪，而且貪欲膨脹到不顧死活的時期。張岱雖然數代仕宦，但在官場上都不是順風順水，尚且在會稽和杭州有多處園林，還養了幾個戲班子。他們哪裡來的那麼多錢？不可問也不必問，大約隻是在“合理腐敗”度内，是以還沒有背上“貪穢”的惡聲。但在那個時期，張家也遠遠算不上“豪門”，不要說牛首山一獵，張岱便看出官宦（巨貪除外）與豪門貴族之間的懸殊，就是和包應登相比，張岱也要自視“寒儉”的。至于包應登的錢是哪兒來的？張岱當然明白。《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下雲：
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官。素行不謹，副使包應登等；貪，知府盧泮等；才力不及，布政使沈修等；浮躁，副使郭光複等；年老，運使伍士望等；及府州縣官雜職若幹員，得旨革職、閑住、緻仕、降調俱如例。
所謂“素行不謹”，聽起來輕飄飄的，好像隻是忘記了孔夫子的教誨，辜負了萬歲爺的信任，放松了個人的修身齊家似的，說穿了，其實就是貪贓枉法、荒淫無恥！其惡在“貪”之上，并不是說他不貪，而是因為“貪”已經成了此類高官的基本素質，沒有貪贓枉法，哪有錢荒淫無恥？第二天，大學士沈一貫請求萬曆皇帝升朝面賜處分。我們且不管沈一貫為人如何，但這個建議是希望借此整肅一下官風的，但皇上理也不理。可以想到的是，包應登名列“素行不謹”之“榜首”，除了罷官之外沒有任何處分，是以他才能宦囊充盈地回到西湖繼續“素行不謹”下去，而且隻有令人豔羨，絕對無人舉報。不要命地搜刮，不要命地揮霍，成了整個統治階層的癌症，最後是精盡人亡——民氣盡而國亡。話扯遠了，還說宋子京。
《宋稗類鈔》卷七有雲：“宋子京好客。嘗于廣廈中外設重幕，内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這裡說的“歌舞俳優”固然有女子，卻未必就是宋子京自家養的歌妓。估計這是宋子京在成都做府尹的事，宋代教坊官妓本來就有赴長官宴席獻歌獻舞的服務。
如此看來，張宗子的“仿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一句是很不可靠了。但張岱為什麼會讓宋子京給石季倫陪綁呢？我想，張岱有可能把另一件與宋子京相關的“出妓見客”的事記混了。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卷十記有曾布所述一事：
昔晏元獻公（晏殊）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啟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诋斥，至有“廣營産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
晏殊十四歲中進士，是有名的神童，官至宰相，一生以養育人才為己任，是以見了宋子京這才子自然格外垂愛，才有設宴出妓之事。隻是出妓見客的是晏殊，宋子京隻是那個“客”。可惜宋才子涼薄于德，頭天晚上喝了恩主的酒，第二天帶着酒勁就在草詞中對晏殊極盡诋斥。張岱肯定是看過《東軒筆錄》的，隻是年長日久，記不大清，把晏殊的出妓見客誤記成宋子京也不是沒有可能。此外張岱還可能還夾雜着個人的感情因素，就是他對宋子京是鄙其為人，是以把他與石崇并提，就此也惡心了包應登一把。晏殊史稱賢相，如果張岱把此事記憶無誤，他也不會寫“仿石季倫、晏元獻家法”的。
順便說一下，用錯事典，這不是《夢憶》中唯一的一例，卷四《張氏聲伎》中把宋武帝劉裕的事誤記為東晉謝安，比此篇中的錯誤更嚴重。錯當然不好，但也不足以為宗子文章大病。張岱文章寫得好，史學也能在當時獨樹一幟，但他不是泛濫群書、長于記誦的“學問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不是那種“兩腳書櫥”。雖然他編過一本《夜航船》，幾百年後被人稱為“百科全書”了，但與同時或之前的諸多類書相比，實在也算不上傑構。所謂“夜航船”中的學問，正如葉盛在《水東日記》中所說：“其破碎摘裂之學，隻足供談笑也。”其閱讀對象本來就是鄉間百姓，記住一些典故，隻不過讓牛氣轟轟的草包秀才縮縮腳而已。至于草包秀才見了《夜航船》而驚為“天書”，由此虛心向學，不要到處伸腳，也是此書的一個功德。
為了替張岱的誤記辯護，這裡再拉出同時二人為擋箭牌。顧亭林以博聞強記知名于世，王士祯一日偶會顧氏于邸舍，謂之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蛱蜨行》一過，當拜服。”顧即琅琅背誦，不失一字，其辭曰：“蛱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傅欂栌間。雀來燕，燕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但即便如此，顧亭林經營半世、反複審校的《日知錄》，還難免被晚輩找出一些誤記誤用之處。而另一位更年輕的吳任臣，連顧亭林都稱贊說“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可是他的《山海經廣注》也同樣能找出一堆錯誤。張岱的博聞和強記當然比不了以上二位，是以也就不必苛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