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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人為何能夠将胡吃海喝達到巅峰?今人當自愧不如

撰文|趙立波

題記:飲食文化一直伴随着人類曆史的發展,然而,當文人與這一文化深度發生關聯後,便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極緻。明清時代的吃喝,讓人看到不一樣的場面和另一番解讀。

江南的煙雨,無論是何時總都是好的。尤其是在明清之後,社會上逐漸出現遂情達欲的人生理念,張揚個性的生活方式,清雅的生活情趣,一時之間,文人的生活方式讓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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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張岱的愛好很能說明這一問題。他在自己的作品娓娓道來:“少為纨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醒來一場空,但是依舊前仆後繼,确實堪稱一個曆史上大多數人難以逾越的夢想。張岱在描述友人所開茶館時形容說:“崇祯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亦時有天合之者,餘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并解釋說所謂“露兄”,是取自米芾“茶甘露有兄”的句子。您看,光是吃茶就能做到如此極緻,其他方面自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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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明代的文人張岱最會吃喝玩樂外,那那麼清朝的袁枚在這件事上堪稱與之比肩,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縱情享樂方面,當時的東南士林的文壇領袖袁枚當仁不讓,不但在思想和著作上進行大肆渲染,而且自己也是在身體力行,将吃喝玩樂進行到底。他縱竭口度之欲,在修建随園時極盡奢糜之能事,“崇飾池館,高高下下,絢爛岩谷。蓄珍禽奇善,張燈聳動遊人”。

袁枚在乾嘉土林中,還有“風流放誕"之名,所謂“人不風流空富貴,兩行紅燭狀元家”。此外他不怕世俗流言與傳統的诘責,公開招收大量女弟子學習作詩,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随園轶事)作者蔣敦複對袁枚的性情進行了頗為生動的描述:“先生(袁枚)愛花,一生不倦”,“至年近古稀猶日以尋春為事”,其姬妾中僅“斑斑可考”者,就達十人之多。袁枚的好友趙翼曾戲作“控詞",嘲諷其人品和生活方式,結語是“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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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似乎于文人無傷大雅之事,明清的文人日常生活大部分時期是“一壺揮塵,用暢清談。半塌焚香,共期白醉。”是以又清又雅成了文人的追求生活上的審美方式。茶與酒都是文人的嗜好,甚至是不可或缺。但與飲茶的清雅想必,飲酒就頗有些放縱的涵義。從魏晉開始,文人的放誕不羁往往需要在酒的助推下才好展現出“魏晉風度”,有時還要加上一些五石散,是以魯迅先生還為此專門寫過論述。此外唐宋的文人大多也在酒氣中浸泡,李白、蘇轼都是飲酒的大家,是以文化史上的一流詩詞往往伴随着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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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文人張潮對于酒是相當恐懼的,是以他說:“脫略形骸,高談雄辯,嬉笑怒罵者,酒人也;峨冠博帶,口說手寫,違心屈志,救過不暇者,官人也。斯二者,其道相反,故居官者必不可以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以為官。”這話說的确實極具哲學思辨的水準,但是聽得進去的文人們卻沒有幾位。

說了這些,且進入正題,看清代的張岱如何過精緻的文人生活。

袁枚在江甯的小倉山修建随園,開始過上了“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加之文才出衆,經常組織各種文藝沙龍,成了東南一代讀書人的老大。那麼他怎麼潇灑的享清福呢?他的《随園食單》種就是在幾十年的享受上積累而成。在序言中寫道:“餘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飽,必使廚往彼竈斛,執弟子之禮。四十餘年,頗集衆美。”在哪裡吃到美味,必然拜對方廚子為師,幾十年下來自己就集合了天下的多種烹饪方法,袁枚确實比較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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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并指出所謂“味欲其鮮,趣欲其真”的道理,最終認為“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資禀。”食材如果不好,多高明的廚師都難以做成美味。于是總結:“擅長做菜的人,需要多準備各種烹饪工具,鍋、竈、盂、缽之類。”最終是一種食材一種烹饪的鍋竈,一碗各成一位。堪稱專業精良。

此外,袁枚對茶酒也頗為專業,在他的《随園食單》中總結“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一”,其次“莫如龍井”。此外在住的地方,這些文人們也很有講究,蘇轼早就說過“甯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一要求在明清之際被執行得更為全面而專業。明代的文震亨在其筆記中對居住的“室廬”這樣記述:“居山水間為上,寸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混迹塵世,要須門庭雅潔白,室内清靓。”其實這種打算在明代畫家的身上多有展現,如黃公望躲在富春山裡,倪瓒躲在他的竹林中,其他文人墨客大多遠離塵世,喜歡獨處,甚至有了許多一生難以改變的潔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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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清的文人閑情雅趣還多在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之外,也有收藏古董,金石等等不一而足。當時的文人諷刺的描述說:“近日缙紳先生又有三好,曰,好烹饪,狹優伶,談古董,三者精,可以抵公卿矣。”具備了這三點就可以算上層社會了。總結來看是經濟進入繁榮時期讓一些文人生活更為精緻。豐厚的社會财力支援,崇尚者靡的社會氛圍,成為文人士大夫滋生遂情達欲觀念的溫床,但是對物質享受的過變追求,也導緻他們個人生活中出現了明顯的縱欲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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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學者錢泳對這一問題作了總結:“時際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甯則泰淮河上,在蘇州則虎丘山塘,在揚州則天甯門外之平山堂,西船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于一藝者,如琵琶、鼓闆、昆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現在看來這算是另外一種比較深刻的總結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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