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張進
那是在1950年的12月，在斯德哥爾摩，福克納在女兒吉爾的陪伴下領取了1949年份的諾獎。他期間的表現說不上差，卻也實在說不上好，他雖沒用威士忌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也到了精神渙散的地步。他無法控制不喝酒，即便在這種場合，即便他在出發前和妻子達成了不喝酒協定，而酗酒也成為福克納日後健康日益惡化，并最終去世的重要原因。
威廉·福克納
（willian faulkner l897～1962）
美國小說家。1925年後專門從事創作，被西方文學界視作“現代的經典作家”。共寫有19部長篇小說和70多篇短篇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故事發生在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被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圖為福克納與他的馬。
被寫作折磨得精疲力竭
瑞典文學院授予福克納這一獎項可謂恰得其時。不是說福克納需要什麼獎項，他對此向來冷淡，這在後來他對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态度即可得知，而是因為在那個時期，福克納确已寫出他最重要的東西，而這也暗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他的才華——即便不是全部，也是絕大部分——已被耗盡。對任何一位作家來說，這一必将來臨的苦澀境遇無疑會讓人意志消沉。三十到四十歲那段時間，福克納的才華猶如大團篝火燃得正旺，事實上，他筆下的不少故事正是打獵時圍着篝火從别人那裡聽來的，可如今，這團篝火的火勢正不可避免地萎縮，不久就将熄滅。對未來創作的焦慮，加重了他本因醉酒和感冒導緻的糟糕身體狀況。
這時候，他已不用再為家庭債務惴惴不安；他一直努力試圖恢複的福克納家族的古老榮譽，也在獲得諾獎這一國際性事件中實作。現在他唯一想做的，也許就是要證明自己還能寫，像多年以來所做的那樣，坐在位于奧克斯福名為“山楸橡樹”的家中，用鐵的意志把自己按在書桌前，一天七八個小時，用他特有的迷人腔調講一個故事、一段傳奇或一首寓言，你怎麼定義都行。曾經，這是他過了那段波希米亞式的放浪生活後最大的願望，也是避免與同樣酗酒的妻子埃斯特爾争吵的最好方式，當然，也是他除了偶爾去好萊塢寫劇本外掙錢的唯一手段。
從斯德哥爾摩回家後，福克納開始着手寫作具有戲劇意味的《修女安魂曲》。1951年元旦到6月，他被痛苦和汗水折磨得精疲力竭，但他撐了下來。至于這本書得到的評價，委婉地說，不溫不火。到1952年年初，他又規定自己必須開始寫《寓言》，一部帶有野心的反思一戰的作品。直到1953年的11月，這本書終于在其情人瓊·威廉斯的幫助下結稿。寫作的過程異常艱難，和之前的寫作經曆相比，簡直就是受罪。瓊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福克納“看上去有一點無助”。對于一個寫出了《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的人來說，這種無助無論如何會帶有一種讓人不禁心生憐憫的色彩，但我想，如果真的有人把這種情緒表達給福克納，他一定會不屑一顧地轉身走掉。這種艱難，以及面對這種艱難時絕對堅持的堅韌與勇氣，甚至于固執，是作為藝術家（福克納常用的詞）的一種特殊權利。沒錯，他是以受苦，但也是以成為他希望自己是的那個人。
《寓言》，作者：（美）威廉·福克納，譯者：林斌，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年11月
很難說《寓言》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尤其對福克納來說。也許作品成不成功對他來說已不那麼重要，至少他還在寫，重要的是，他的健康在多次酒精中毒和墜馬中被嚴重損壞，不過從他本人的應對來看，這一點也實在談不上多麼重要。1952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他被一匹馬狠狠摔在地上，背後嚴重受傷；不久後，在巴黎舉辦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期間，他再一次墜馬；1958年到1959年，福克納又多次從馬上摔下來，被送往療養所。醫生的叮囑總是兩點，不要喝酒，不要騎馬。而幾乎病情稍有好轉，福克納就再次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再次牽出他心愛的馬。
接受“文化名人”的角色
1954年，美國國務院邀請福克納前往巴西參加世界作家大會，出乎意料的，福克納對此感到興奮。經曆了連續兩部作品的艱苦創作，以及得到的負面評價，他需要的可能正是這樣一個出口。就這樣，福克納開始了南美之旅。他先到秘魯的利馬參加研讨會和記者招待會，疲憊和緊張使他喝了太多白蘭地，是以到達巴西時，他不得不接受封閉治療，但整體來說，福克納表現得溫和、謙遜、優雅，秘魯人和巴西人也對福克納的到來給予了極大熱情。或許福克納在這次出行中受到了另一種方式的鼓舞，而不必為将要寫下的東西而苦悶，他主動寫信給美國國務院，“要求以後參加更多類似的文化使團”。
接下來幾年，福克納似乎接受并享受着“文化名人”這樣一個新角色。此外他還越來越關心政治問題，開始接受各個大學的演講邀請。在此之前，福克納從來沒有對上述行為表現出哪怕一丁點興趣，甚至公開講話都感到為難。長久以來，他生活在密閉的私人世界和對小說的想象中，而人生到了這個階段，他似乎第一次看見了外面的世界，而且他正有些思想要宣講。
1955年8月，福克納抵達日本，被蜂擁而至的記者和閃光燈團團圍住，而會議上竟有五十多位日本文學教授出席。福克納的到來成為日本的一件文化盛事。日本之行的空前成功讓福克納漸漸積累着應對外部世界的經驗，獲得了回答問題的模式和技巧，當他随後去往馬尼拉、羅馬、那不勒斯、米蘭、倫敦、雷克雅未克時，他已在此類場合中如魚得水：舉止優雅，回答得當。
拒絕放棄騎馬
幸運或不幸的是，這很快讓福克納感到了厭倦。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個知識分子，并不适合解答來自世界各地的問題。1957年的一場雞尾酒會上，他回答記者提問時稱自己“隻是一個從密西西比來的鄉下人”，某種意義上，這并非僅僅是謙虛。這個“鄉下人”對世界的觀察和想象極為在行，而讓他回答那麼多人的困惑，他顯然不是最好的人選。即便如此，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功成名就的福克納能做的事應該有很多，如果能就此擱筆，也不是壞事，就像他在《記舍伍德·安德森》中對年近五十的安德森說的，“他已經到了應該擱筆的階段”。況且，對于一個已在美國、法國、意大利和拉美成為文學偶像的人來說，你實在不能對他有更多索求，除了他自己。
到了這個時候，他應該感覺得到，自己創作的那團篝火隻剩下一點小火苗，但他不想就此結束，哪怕他能做的隻是就着這點小火苗再講上幾句。他開始寫“斯諾普斯三部曲”的第二部《小鎮》，而第一部《村子》是在近20年前寫的。再一次，他坐在“山楸橡樹”中的書桌前。結果同《寓言》一樣，《小鎮》沒受到多少好評。但三部曲就是三部曲，他必須再寫一部。如果他之前定下的目标是十部曲，我想他也會不惜一切去嘗試完成。到了1957年11月，福克納開始寫《大宅》。
兩本書的間歇，福克納接受了弗吉尼亞大學的邀請，成為“駐校作家”。空閑時他就和新結交的朋友外出騎馬打獵，這是他一直以來真正喜歡的事情，也是他不斷書寫的那個老南方的傳統；在精神上，福克納一直保持着與那片土地的緊密聯結，那裡是他生活和寫作的出發點，也是他寫作的依歸。福克納對待打獵極為認真，以至于讓人覺得有些過頭。每次打獵，他都盛裝登場，“平日裡則精心保養他的騎士裝、打獵用的外衣和裝備”。他用的那把槍的槍柄上刻着他姓名的縮寫。但多次墜馬造成的傷病折磨着福克納，他卻把各種抗生素和威士忌一起服用，直到1960年初再次住進療養院。
《掠奪者》，作者：（美）威廉·福克納，譯者：楊穎、王菁，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0年6月
1961年7月2日，福克納得知海明威的死訊，第一反應就是海明威一定是自殺。兩人之間有些嫌隙，沒見過面，但福克納太了解海明威，那種同為偉大作家的惺惺相惜，後者和自己一樣長期忍受着酒精、背傷和寫作能力退化的煎熬。很難說兩人在面對類似人生境遇時誰的選擇更明智。
海明威選擇了死亡，而福克納用最後的熱情，也許是借着那團篝火馬上熄滅時飛出的點點火星，投入到最後一部作品《掠奪者》的寫作。這本書出版于1962年6月，福克納去世的一個月前。在這段時間，六十多歲的福克納又有幾次摔下馬背，一次比一次嚴重，這讓他遍體鱗傷，甚至短暫失憶，但就像他決不放棄寫作一樣，他拒絕放棄騎馬。當我們用後來者的眼光看去，“上馬-墜馬-上馬”對福克納的晚年生活來說已足以成為一種鮮明象征：一次次失敗，又再一次無畏地嘗試。他似乎在用自己的行動，踐行他在諾獎演說辭中提及的人類那幾種高貴品質中的“勇敢”，哪怕為此付出昂貴代價，包括生命，也在所不惜。（
注：本文參考書目為傑伊·帕裡尼《福克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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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進
編輯：餘雅琴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