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是陶淵明《飲酒》裡面的一句詩。正如詩句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陶淵明屹然成為了一名隐士。
但是這樣一名隐士，其實最開始的時候也是一名積極入世的士子，可惜社會的黑暗讓他抛棄了世俗，甘當一名隐士。
陶淵明出生于一個沒落的庶族地主家庭，自幼生活在浔陽柴桑。此地山高氣清、民風淳樸，故鄉的山水對陶淵明性格的陶冶有着深刻的影響。少年時期的陶淵明雖然家境不佳，但他學習勤奮，史載："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出身地主家庭的陶淵明不可避免的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從他早年積極入仕就不難看出。三十而立的陶淵明進入了官場"起為州祭酒"，雖然官職卑微，但是同樣充滿了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腐朽作風。這點從他《飲酒》當中那句"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将養不得節，凍綏固纏己。是時而立年，志意多所恥"不難看出來。
即便如此，此時依舊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陶淵明依舊選擇了為官，其後又擔任了任鎮軍、建威參軍等職。最後一次當官是為彭澤令，可惜為官80餘天，便終以" 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裡小兒"解緩去職，即便是辭官的理由也充滿了儒家思想的色彩。
正是受到了儒家當中"立德"、"立言"、"立功"的入世思想而出仕，但等待他的卻是東晉士族門閥制度的殘酷現實。在這種現實的重壓之下，陶淵明追求理想、匡時濟世的大志、"兼濟天下"的熱情都煙消雲散，儒家思想在陶淵明身上的印記也開始慢慢消融。
黑暗的社會，讓陶淵明的思想也發生了改變，儒學的影響慢慢消融，玄學跟佛學的影響在陶淵明身上愈發明顯。其實古代的文人思想上除了儒學之後，也會受到佛、道兩家的影響。東晉時期，玄學（打着老莊道家的旗号）思想盛行，其中玄學裡面就有一派是傾向于服膺自然。它們反對人為的思想，旨在用自然來反對名教。比如稽康就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命題，借此來反對統治者的虛僞禮教，并且主張順任自然。
陶淵明受到這種玄學的影響，變得人格高尚、志趣高潔、崇尚自然，由此對喪失自我、心為形役的宦途産生了極度的厭倦，這正是他内心深處"自然"、戰勝"名教"在行動上的表現，也隻有這樣，才與他一生格守的真善合一的道德規範不相違背。
另一方面佛教在東晉得到很大發展，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會上遁世超俗、出家為僧的現象也非常普遍。東晉中後期，佛教更是興盛，已由依附玄學進而取得自立的地位。陶淵明受到佛教影響，這是當時社會對他影響的必然趨勢，同樣也是他在政治理想破滅後需要得到解脫的心靈需求。從陶淵明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佛教對他思想産生的影響。
比如說陶淵明的舊宅曾遇火焚毀，當即寫下了"一宅不遺宇"，此時他"中宵伫遙念，一盼周九夭"，思緒目光神遊周流于遼闊的宇宙空間，得到了某種人生領悟與解脫。再說一下那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是陶淵明陶醉于自然景物中間，達到心物交遊、物我為一境地時吟詠的佳作。
佛教當中的生死觀對陶淵明也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陶淵明對生死産生了一種達觀超然的态度。
在他的《形影神》一詩當中，表現出了他内心當中委順天命的思想：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他對生死的态度極其曠達、樂觀。"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等等詩句都表現出他樂天安命、萬法皆空的佛教思想。
實際上陶淵明身上的佛學思想，更多的是與他的人生經曆有關。一生的坎坷多變，政治理想的破滅，失敗後回歸田野，享受田園甯靜安馨的生活。經曆了人間百态，最終逐漸形成了對待人生的冷靜、豁達的态度。這期間的種種都在他思想中形成了樂天安命，而這一切相當大的程度上都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