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以天才之敏悟，一方面大力應和歐梅所提倡并實踐之的平淡風格的創造，另一方面他也及時察覺到了問題之所在，并标舉起“自然”審美風格之大旗以補救平淡美風格之流弊。其實在北宋中後期，伴随着平淡審美風格逐漸成為當時藝術審美主流風尚，“自然”的審美風格也得到了近乎同樣的重視。如果說平淡美風格是“宋調”确立的主要标志，是宋代文學由摸索到最終成熟的關鍵一環，那麼自然美風格的确是在這種漸為成熟的文藝觀的背景中，對平淡美的進一步豐富與補充。
蘇轼的詩文藝術理論頗能把人引向一種形而上的領域。他對平淡美的追求，除了直接受到時代風氣以及兩位前輩歐梅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凡是推崇平淡美者，大都推崇陶淵明，而蘇轼對于陶淵明，很像一位隔代的知音。他曾明确表示：“淵明吾所師”《陶骥子駿佚老堂》，并盡和陶詩，以實際行動将陶淵明推上千古文人第一的位置。
蘇轼欣賞陶淵明詩歌的平淡美；同時，他又說：“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陶淵明之為人為何？蘇轼雲：“古今賢人，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後》詩的風格即人格之展現。陶淵明詩歌所展現出來的平淡之風，也就是他的人格之展現。這種平淡即“真”字，真即自然、真實，而又能享受個性化的生命體驗。
陶淵明的一生并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建功立業，相對來說是非常平淡的一生。然而其内在生命的深度卻是演繹的如詩如畫，用蘇轼的話即是“高風絕塵”“超然”。由此人格生發出來的詩風、文風才同時具備了一種超越性與自然色彩。蘇轼所推崇的陶淵明的“真”，是一種不為世俗所累，不願心為物役，剝除了矯情的自然的生命之情，而這種生命之情不是以絢爛峥嵘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是寓以平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蘇轼的藝術觀是其人生觀之必然反映。是以這種“無心而一”的人生哲學，也即水的哲學反映到文藝創作上來，就是“随物賦形”論。于此相一緻的還有“身與竹化”的思想。“身與竹化”就是創作主體與所描繪的對象生動地結合在一起，與自然合一，要摒棄掉自身的功利性、知識性的成見，泯滅掉物與我的界限，從生命的深處與自然融為一體即“嗒然遺其身”，這是“無”的過程。
為什麼要“身與竹化”呢？蘇轼曾經批評了與之恰好相反的創作手法：“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複有竹乎？”《文與可畫賞筜谷偃竹記》這是将竹子看做是與自身對立的外物，還沒有真正進入竹子本身原有的生命中去把握竹子的特征。畫竹子就要“身與竹化”，相應地，畫其他任何物，都要與物同化，這樣便會“無窮出清新”，達到“文理自然，姿态橫生”。這是由無入有的過程。由此可見，“身與竹化”思想與“随物賦形”論是相通的。
随物能否賦形？這還涉及“道”與“藝”的關系，是以蘇轼說“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于心，不形于手”《書李伯時山莊圖後》“道”與“藝”在真正自由的藝術創作中必然渾然一體，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如他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智與百工通。”蘇轼非常欣賞文與可畫竹時那種得心應手的境界：“與可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是以然。夫既心識其是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
蘇轼說“與山石曲折，随物賦形，不可知也”，又說“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這說明“随物賦形”實際上一種“無法”，它沒有固定的模式可尋，毋甯說這樣的方法需要藝術主體調動内心的能量去體悟。而蘇轼又說“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這又指明無法之中也有定法，在藝術創作的具體過程中，還是有規律可遵循的。是以，“随物賦形”的藝術創作觀，是有法與無法、道與藝的辯證結合。
作為宋代文人藝術家的代表，蘇轼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問題有關注，并發表了不少重要的觀點。秦觀曾評價：蘇轼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性命自得，這是對蘇轼人生哲學的精煉概括，也是其審美與休閑人生的寫照。蘇轼的審美與休閑思想有它的哲學基礎，這便是以情的本體、樂的工夫以及無心而一的境界構成的情本論哲學。蘇轼休閑美學思想的構成也從本體、工夫、境界三個層次展開。
表面看來，蘇轼一生有歸隐之志卻終未歸隐，有人便評論說其仍然有眷戀仕宦之情，這其實是不能真正了解蘇轼的。雖然看似蘇轼始終在公共的仕宦空間優遊徘徊，但他的個體精神已經完全回歸到更為自由超越的“私人領域”。
正如李澤厚所言：“蘇一生并未退隐，也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隐歸田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轼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隐心結，已不隻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對社會的退避并不等于對“公共空間”的退避，而是一種更為根本意義上人生的退避，也就是向“私人領域”的回歸。
衣食住行皆極為簡單，娛樂者也是簡單，交遊簡單。“謝世路”的目的即是過一種簡單的生活。生活越是簡單，似乎越是能展現士人的自由人格。在他看來，微物屬于自己能把握的私人領域，更能展現士人的自主自由的主體意識；而宏大之物不是人所能控制了的，且容易将人異化于其中。
蘇轼并不是沒有外向空間的拓取，他“中甲科，登金門，上玉堂”，官至翰林學士便是明證。然而外向空間的這種營構，在佛印看來，此乃客觀之命運，這并不是其所求而得，也非其生命旨趣所在。而且，所謂的名位加身，因不在自己生命所控制範圍内，是以便顯得虛幻而不實。況且，名與位更是蘇轼一生命運坎坷、人生飄離的罪魁禍首。是以，在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環境下，傳統士人對于外向空間的營構積極性已經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對自我生命領域的享受與體驗。而休閑正是士人寄托這種個體性命情懷的最主要的實踐活動(“坐茂樹以終日”)。
如果說在以前，休閑僅僅是士人在忙碌的生活之餘得以休養生息的活動，或者是達官貴人揮霍金錢炫耀名位的手段，而在蘇轼所生活的宋代，休閑則成為了士人性命之所在，是個體生命的追求。能夠得閑，能夠休閑并能夠享受這閑暇，常常被認為是通達的象征。
休閑能讓人不朽，何必去汲汲于名利事業之間呢？再說對于本真之自我來說，什麼是真正的事業？“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此時蘇轼認為士人之人生之價值取向已經不再是為了功名事業之進取，而已經轉向了休閑，即“醉飽高眠”。人生之真味并不在忙忙碌碌之中，而是在“三餘”之時。蘇轼認為“餘事”乃人生之真味，是最值得人去追求去享受的。
晚年流放海南，是蘇轼休閑人生觀的成形期，此時他的生活更是充滿了閑情。他能從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尋找到樂趣與美意。在一種閑情雅緻之中，理發、午休、洗腳這樣瑣碎的日常生活之事都能成為其詩意生活的靈感來源。因閑情而能關注并享受這些生活之餘事的快樂，這是休閑生活的重要特征。蘇轼常能注詩意于生活之微觀領域中，以閑者的姿态去觀察生活、體驗生活。
李澤厚曾深刻指出蘇轼人生美學的意義：
【蘇轼一生并未退隐，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隐”、“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轼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隐”心緒，已不隻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競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
有學者更進一步地總結到：“蘇轼之‘深于性命自得’的意義，就在于由對外在的社會功業的追求轉化為對内在心靈世界的挖掘，把禅宗的生死、萬物無所住心與儒家、道家執着于現實人生及個體人格理想的實作聯系起來，使個體生命價值最終實作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成為後世追求個體人格美的典範”蘇轼的人文審美精神無疑是豐滿而深刻的，這是其熔鑄道禅而歸儒自作一家的結果。同時他代表了宋代藝術家美學的最高境界。
作者：曾裕耿
來源：宋人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