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炜：現代人羨慕陶淵明的自由，卻不願正視他的焦慮
作為一個網絡時代和物質主義時代的人，常常處于一種空前被侵犯被騷擾的狀态，也就對陶淵明這種恬淡的田園生活，對他拂袖而去的幹淨利落，對這樣一個生活标本倍加向往。這種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們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們不同程度的誤解。時至今日，我們這些“現代人”尤其難以了解一個糾纏、自足、豐腴、活潑，同時又是痛楚猶豫的陶淵明。我們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風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個人閑适的田園窪地裡去。
我們最願意把他推到那片“桃花源”裡，極不願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個出口，隻想讓他一直待在裡面，而完全忘記了這隻是詩人的一種假設，一種幻想和向往。這是詩人内心深處的一片燦爛，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居所。我們現代人羨慕陶淵明，是羨慕那種富足、自由和清閑的生活，卻從不願正視和面對他的萬般焦慮和饑腸辘辘。
[宋]李唐《歸去來兮圖》（傳），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實際上，是過一種富足生活還是過沒有羁絆的生活，二者常常不能兼得。面對實際生活中的陶淵明，面對他在貧困中的掙紮，我們就會覺得他是那樣得不自由，那樣得沒尊嚴。于是我們也會忘記陶淵明在官場裡的那些狼狽，四進四出的艱澀和猶豫。這些猶豫正表現出掙脫之難，因為詩人還抱有現實的希望：試圖緩解經濟上的拮據，能夠活得“體面”。然而，以前官場上的“體面生活”卻給他帶來了更大的痛苦，這種痛苦比較後來的乞讨哪個更大？究竟是陶淵明自願走到了一種苦境中難以回返，還是他實在覺得後者的痛苦比較起來更能夠忍受？我們需要對此做出回答。
詩人到了特别困難的時候，還有好幾次應召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這一切顯然是關乎自由和尊嚴，關系到生命深層的痛苦記憶。沒有這些記憶作為參照，在物質極其匮乏的生活中，陶淵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堅持下去的。那種痛苦到底有多深，一個永遠在功名利祿中混迹，或從未混迹過的人，大概是無法了解的。
尊嚴感越強，精神的潔癖越重，越是意味着他在總結自己的時候，将發現更多的瑕疵和污迹。因為他對自己的标準很高。古人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箕山洗耳”的故事了，它講的是上古堯帝派使者來箕山見許由，想把帝位讓給他，許由聽後覺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就跑到颍水裡洗耳朵。巢父正巧牽牛過來飲水，得知緣由後，就怪許由招搖惹事，把水弄髒了，髒了他的牛嘴。如果把标準提到類似的高度，陶淵明會是很苦的，他在回顧總結自己的時候，一定會發現自己的瑕疵實在是太多了。
陶淵明并不是回來種地就割斷了以往，沒有那麼簡單。當他深夜無眠的時候，肯定會想起許多令自己愧疚的關節，很多讓自己驚訝不已的事情，為何要忍受那麼久那麼多？他會後悔沒有更早地離開那裡，這從《歸去來兮辭》和其他詩篇中都能看到。
《趙孟頫書歸去來辭》
陶淵明的那些田園詩把個人生活審美化了，這一點特别了不起。這樣的一個人，把歉收與勞累，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都能夠審美化。一般農民是不會用那種口氣談論“草盛豆苗稀”的，可就因為陶淵明是非同一般的農耕者，他才擁有了這樣的審美力與特别心。“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五首·其三》）田間勞作的辛苦在詩中盡是一種恬美、自傲和滿足。
把苦難或平凡的生活審美化，主要還不是一種高超的寫作能力，而更多是表現了一種人生的境界，也表現出一種人格的尊嚴。一個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又怨又怒，無法超越苦難，就會喪失全部審美的趣味。這樣的人終究是物質和世俗之人，一旦有了機會就會不停地訴說和渲染自己的苦難，甚至當成莫大的資本去誇耀，斷然不會有新鮮的創造力滋生出來。
《陶淵明集箋注（修訂本）》（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陶淵明這樣一個靈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樣的，他大多數時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敗來判斷事物，也就不會把官場的成功與否，把物質收獲的多寡作為自己的唯一衡量名額。他的内心深處，精神方面的需求更為強烈。當他覺得心中不可忍受，那種懊悔和委屈一旦滿漲起來，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無從談起了。
對比那些腰纏萬貫、權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陶淵明的尊嚴感極強也極真實。他無奢望，流汗水，不折腰，躲開危險，心懷藐視。我們會在這種參照下發現，那種物質和世俗層面上的所謂“成功”者，一生要折損多少個人尊嚴、埋沒多少精神覺醒。無數的委屈接受下來，漸漸就讓一個人精神麻木起來，讓他的尊嚴長期地睡去，怕是再也拍打不醒。
有的人隻是淺睡，是以總有一天還會醒來。醒來的頻率和時間也就決定了生命的品質。陶淵明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尊嚴常常是醒着的。
（選自張炜著《陶淵明的遺産》，原标題為《精神潔癖》，中華書局2016年1月出版）
《陶淵明的遺産》 978-7-101-11394-5 42.00元
《陶淵明的遺産》以對人性的深入思考、對現代和物質主義的反思、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為核心問題，受到讀者和文學評論界的持續關注。在他看來，陶淵明不僅是中國文化上的獨特精神符号，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醫治“現代病”的巨大能量。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