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至 選自《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
1926年的秋天，我第一次知道裡爾克的名字，讀到他早期的作品《旗手》（cornett）。這篇現在已有兩種中文譯本的散文詩，在我那時是一種意外的、奇異的得獲。色彩的絢爛、音調的铿锵，從頭到尾被一種幽郁而神秘的情調支配着，像一陣深山中的驟雨，又像—片秋夜裡的鐵馬風聲：這是一部神助的作品，我當時想；但哪裡知道，它是在一個風吹雲湧的夜間，那青年詩人倚着窗，凝神望着夜的變化，一氣呵成的呢？
随後我再也無緣讀到裡爾克其他的作品，隻以為他不過是一個新浪漫派的、充滿了北方氣味的神秘詩人；卻不知他在那時已經觀察遍世上的真實，體味盡人與物的悲歡，後來竟達到了與天地精靈相往還的境地，而于當年除夕的前兩天逝世了。
至于讀到他的《祈禱書》（1905年）、他的《新詩》（1907年）、他的《布裡格随筆》（1910年）、他晚年的《杜伊諾哀歌》（1923年）和十四行詩，還有那寫不盡也讀不完的娓娓動人的書簡，卻是最近五年的事。在《祈禱書》裡處處洋溢着北歐人的宗教情緒，那是無窮的音樂，那是永久的感情泛濫。在這無窮的音樂與永久的感情泛濫中德國十八世紀末期的浪漫派詩人們（他們撇開了歌德）已經演了一番無可奈何的悲劇。他們隻有青春，并沒有成年，更不用說白發的完成了。但是裡爾克并不如此，他内心裡雖然也遭逢過那樣的命運，可是他克制了它。在諾瓦利斯死去、荷爾德林漸趨于瘋狂的年齡，也就是在從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裡爾克卻有一種新的意志産生。他使音樂的變為雕刻的，流動的變為結晶的，從浩無涯涘的海洋轉向凝重的山嶽。他到了巴黎，從他傾心崇拜的大師羅丹那裡學會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
他開始觀看，他懷着純潔的愛觀看宇宙間的萬物。他觀看玫瑰花瓣、罂粟花；豹、犀、天鵝、紅鶴、黑貓；他觀看囚犯、病後的與成熟的婦女、娼妓、瘋人、乞與、老婦、盲人；他觀看鏡、美麗的花邊、女子的命運、童年。他虛心伺奉他們，靜聽他們的有聲或無語，分擔他們人們都漠然視之的運命。一件件的事物在他周圍，都像剛剛從上帝手裡做成；他呢，赤裸裸地脫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來觀看。這時他深深感到，人類有史以來幾千年是過于浪費了，他這樣問：“我們到底是發現了些什麼呢？圍繞我們的一切不都幾乎像是不曾說過，多半甚至于不曾見過嗎？對于每個我們真實觀看的物體，我們不是第一個人嗎？”直到他的晚年，還寫過這樣的詩句：
苦難沒有認清，
愛也沒有學成，
遠遠在死鄉的事物
沒有揭開了面目。
裡爾克就這樣小心翼翼地發現許多物體的靈魂，見到許多物體的姿态；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這一些自有生以來、從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裡表現出來，文字對于他，也就成為不是過于雕琢，便是從來還沒有雕琢過的石與玉了。
羅丹怎樣從生硬的石中雕琢出他生動的雕像，裡爾克便怎樣從文字中鍛煉他的《新詩》裡邊的詩。我每逢展開這本《新詩》，便想到巴黎的羅丹博物館。這集子裡多半是詠物詩，其中再也看不見詩人在叙說他自己，抒寫個人的哀愁；隻見萬物各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共同組成一個真實、嚴肅、生存着的共和國。
美和醜、善和惡、貴和賤已經不是他取材的标準；他唯一的标準卻是：真實與虛僞、生存與遊離、嚴肅與滑稽。他在他的《布裡格随筆》裡提到波特萊爾的《腐屍》：“你記得波特萊爾的那首不可思議的詩《腐屍》嗎？那是可能的，我現在了解它了。……那是他的使命，在這種恐怖的、表面上隻是引人反感的事物裡看出存在者，它生存在一切存在者的中間。沒有選擇和拒絕。……我時常驚訝，我是怎樣情願為了實物放棄我所期待的一切，縱使那實物是惡的。”
“選擇和拒絕”是許多詩人的态度，我們常聽人說，這不是詩的材料，這不能入詩，但是裡爾克回答，沒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詩，隻要它是真實的存在者；一般人說，詩需要的是情感，但是裡爾克說，情感是我們早已有了的，我們需要的是經驗：這樣的經驗，像是佛家弟子，化身萬物，嘗遍衆生的苦惱一般。
他在《随筆》裡說：
“我們必須觀看許多城市，觀看人和物，我們必須認識動物，我們必須去感覺鳥怎樣飛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開放時的姿态。
我們必須能夠回想：異鄉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漸臨近的别離；——回想那還不清楚的童年的歲月；……想到兒童的疾病……想到寂靜、沉悶的小屋内的白晝和海濱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許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這些夜裡萬籁齊鳴，群星飛舞——可是這還不夠，如果這一切都能想得到。
我們必須回憶許多愛情的夜，一夜與一夜不同，要記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輕輕睡眠着、翕止了的白衣産婦。但是我們還要陪伴過臨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邊，在窗子開着的小屋裡有些突如其來的聲息。……等到它們成為我們身内的血、我們的目光和姿态，無名地和我們自己再也不能區分，那才能以實作，在一個很稀有的時刻有一行詩的第一個字在它們的中心形成，脫穎而出。”
這是裡爾克的詩的自白，同時他也這樣生活着。
關于《布裡格随筆》那部奇書的内容，我不能在這裡叙述（我希望将來能有另一個機會來講它）。在《新詩》前後兩集相繼出版、《随筆》告成了以後，整整十幾年，裡爾克陷入一種停滞、枯澀、沒有創造的狀态中，這中間他忍受了那他不能擔當的、殘酷的滅絕人性的世界大戰。
經過長時期的沉默，忽然靈感充溢，于1922年在幾日之内，在瑞士西南部一座從十三世紀遺留下來的古宮中（那古舊的宮牆裡隻種着玫瑰），一氣完成在戰前已經開端、經過長期停頓的十首長篇的《杜伊諾哀歌》，同時還附帶着寫出幾十首十四行詩。這時，那《新詩》中一座座的石刻又融彙成汪洋的大海，詩人好似海夜的歌人，獨自望着萬象的變化，對着無窮無盡的生命之流，發出沉毅的歌聲：贊美，贊美，贊美……
這樣他完成了他的使命。
就他晚年的詩歌看來，他是可以和遼遠的古希臘的賓達列在一起的。但若是讀起最近出版的他的書簡，我們會感到他和我們比任何一個最親切的朋友還要親切。我們會跟随着他到俄國去拜訪托爾斯泰，到巴黎谒見羅丹，經過丹麥懷念雅各布孫和基爾克郭爾，在羅馬欣賞米霞盎基羅設計的噴水池，随後到埃及和西班牙旅行……最後是在哀歌和十四行詩完成後，他在夜半向他的遠方友人發出幸福的高歌。
裡爾克是一個稀有的書簡家，他一生在行旅中、在寂寞中，無時不和他的朋友們講着最親密的話——不但是和他的朋友們，和許多青年：年輕的母親、失業的勞工、試筆的作家、監獄裡的革命者，都愛把他們無處申訴的痛苦寫給他，他都誠懇地答複。幾年來，這幾冊書簡每每是我最寂寞、最彷徨時候的伴侶。
193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