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詩人、詩歌評論家、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鄭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作為“九葉詩派”的最後一葉，鄭敏通過百年人生淬煉和持續深邃地寫作，成長為是中國詩壇的“常青樹”。“無論是作為一位思想活躍、特立獨行的女詩人、一名中西比較詩學的研究學者與英美現代詩的翻譯家，還是作為曆經百年滄桑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鄭敏的寫作曆程、個人生活經驗與創作碩果，都已成為這個風雨變幻、動蕩不安的 20 世紀的鮮活見證。”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劉燕曾評價道。
鄭敏 圖檔來源：北京日報微網誌
西南聯大詩人中的明星
鄭敏于1920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閩侯，本姓王。祖父王允皙，是福州很有名氣的詞人，生父曾留學法國和比利時，專攻數學，生母念過私塾，喜歡詩詞。鄭敏繼承了家族中文學的一脈。
一歲半時，鄭敏得了腦膜炎，幾乎要死了。後來就被過繼給生父留法時期的把兄弟鄭禮明，改姓鄭。鄭禮明是一位工程師，後加入同盟會。他以那個時代所可能達到的最開明的思想撫育鄭敏，總是鼓勵她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問題。是以鄭敏的童年和少年極少封建色彩，成長為一個重視獨立思考的人。
1939年，鄭敏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開始接觸聞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廢名等人的新詩，并且在二年級時被配置設定到馮至的德文班上，迷上了馮至的詩。下課後，鄭敏老是跑去馮至家中“傻坐”，聽馮至和夫人，和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論。對她來說，馮家就像圖書館，像智慧的展廳。她不發言，就是吸收。
一年後，一次在德文課後，鄭敏将一本抄有自己詩作的紙本遞給馮至，請他指教。馮至說：“這裡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是一條很寂寞的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鄭敏曾回憶道。
1942年，鄭敏在昆明當地的報紙上了發表了第一組作品。次年，她從西南聯大畢業，在馮至的推薦下，又在《明日文藝》上發表了九首作品，其中就包括後來改名為《金黃的稻束》的代表作。
“（鄭敏的詩）能叫人看出一個豐盈的生命裡所積蓄的智慧，人間極平常的現象，到她的筆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蘊。” 1948年，陳敬容在《詩創造》上發表了《真誠的聲音——略論鄭敏、穆旦、杜運燮》，裡面這樣評價鄭敏的詩歌。袁可嘉則在《詩的新生代》一文中說：“她詩中的力不是通常意義上重量級拳擊手所代表的力，卻來自沉潛，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自此，鄭敏和穆旦、杜運燮一起被譽為“西南聯大詩人中的三星”。
1948年冬，鄭敏前往美國布朗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期間，她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由巴金親自編輯出版。這本彙集了鄭敏是早期詩歌的作品集，注重場景和氣氛的渲染，韻律感強，加之哲學思考的引入，使得整部作品集具有相當的現代性和穿透力。可以說，鄭敏詩歌的藝術起點很高，然而随着回國後的一系列曆史變動，她不得不中斷了自己的創作。
20世紀80年代初，部分九葉詩人合影，從左往右：陳敬容、杜運燮、曹辛之、鄭敏、袁可嘉、唐祈
以“九葉詩派”之名再次出發
1956年，鄭敏回國，先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英國文學，1960年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授。
她一踏上祖國的土地，接踵而來的是一陣緊似一陣的曆史狂風和時代暴雨。鄭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靜地、真誠地看待這一切。随後有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經受考驗，雖幾經摧折，總還算平平安安地過來了。
直到改革開放後，鄭敏才又重拾了詩歌。1979年的某天，曹辛之邀請包括鄭敏在内八位40年代詩友到家中會面，商讨出版詩歌合集。這次會面讓鄭敏十分激動，在汽車裡寫下《詩啊，我又找到了你！》。
詩歌合集最後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為《九葉集——四十年代九人詩選》，包括曹辛之、辛笛、陳敬容、鄭敏、唐祈、唐湜、杜運燮、穆旦和袁可嘉，“九葉詩人”“九葉詩派”也是由此而來。
不過，鄭敏後來曾多次表示，自己并不認同“九葉詩派”是一個文學流派的提法。在她的了解裡，這隻是幾個知識分子正好湊到一塊，大家有共同的文學背景，對現代派詩歌有共同的感覺，沒有抽象系統的理念和理論，彼此私下也很少聯系。
但是文學史有時候并一定與作家個人的初衷或想法重合，“九葉詩派”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以詩歌流派形式出來的詩群，其内涵和邊界恐怕早就超出了當年那次會面。
這一點鄭敏也不得不承認：“九葉派”總結了二戰後中國新詩的氛圍，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特征，那種“希望和憂慮交織，痛苦和興奮并存，人類又逃過一劫，但明天應當是什麼樣的呢？”的迷茫。從風格上講，“九葉派”的詩歌語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語大白話，開始用文學語言承載他們複雜的現代思想感情。而且“九葉派”把中國和世界攪到一塊兒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帶入中國，把艾略特、奧登及德國的裡爾克的詩，把後現代氣氛引入中國。使得中國新詩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萊般浪漫階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舊的文雅。中國新詩放棄掉閨秀感情，“九葉”是第一個波瀾。
比如，1980年2月，一些當時寫着“朦胧詩”的青年詩人拜訪鄭敏。這批年輕人讀到了“九葉詩派”的詩歌時大吃一驚，說：“我們想做的事，40年代的詩人已經做了。”
自80年代以來，鄭敏先後出版了詩集《尋覓集》《心象》《早晨，我在雨裡采花》《鄭敏》《鄭敏詩集：1979-1999》，且每年都會在《人民文學》或《詩刊》上推出新作。
據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吳思敬觀察，從踏上詩壇的那天起，鄭敏就顯示了與同代詩人的不同，她的詩歌充滿哲學的沉思和人文的氣質。她先是深受馮至影響，又從馮至那延伸到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華茲華斯和裡爾克，在新時期她又得以接觸德裡達等當代西方思潮，對漢語詩歌和中國傳統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
在其百歲壽誕之時，鄭敏曾回憶其一生的脈絡，說“自己總是能夠把一個東西搞完之後，立刻就看見另一個東西在那”，這種态度使得她後期的詩歌很好地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找到了平衡點，融哲思于形象，智性和感性兼得，平易中富有内涵。比如晚年所寫的《詩人與死》和《最後的誕生》，正是這種詩歌理念下的佳作。
詩人、批評家、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桃洲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對于鄭敏前後時期的創作，有不同，也有承續和發展，而他更加注重其中的關聯性。
“鄭敏早期詩歌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詞是‘寂寞’，也就是一種非常沉靜、平和、充滿哲思化的寫作方式，在80年代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得到了延續，是到了一種‘成熟的寂寞’。”在張桃洲看來，80年代以後，鄭敏的詩歌在延續中進行着深化，更加注重心智上的表達，“越寫越好。我覺得，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創作是她最好的作品，《詩人與死》可以說是其創作的巅峰”，“想想看，當時她已經是一個70歲左右的老人了。”
鄭敏 圖檔來源：橙柿互動用戶端
回溯傳統、重建新詩的思考
鄭敏在不斷探索個人詩歌寫作的同時，也一直在思考中國新詩問題和未來，充滿憂慮。上世紀90年代，她發表了一系列反思文章，包括《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的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代》《語言觀念必須變革》等。她對新文化運動中過于否定傳統，否定文言，視為中國新詩發展先天不足的症結所在：新詩的語言深受“我手寫我口”的觀念影響，以緻新詩的辭藻缺乏漢國文學語言所特有的形象美與深厚的境界内涵。
這些思考引起了學界聲勢頗大的辯論，鄭敏也被視為90年代文化守成主義的代表之一。然而回溯、重拾傳統，并不等于複古、守舊。鄭敏在強調新詩應該從古典中汲取養分的同時，也認為新詩不能脫離世界潮流，“我們既要了解自己的傳統，也要了解西方的傳統。”
“鄭敏一方面是在反思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另一方面，她更加重視的是對漢語新詩的重建立設。”張桃洲看到，鄭敏對古典傳統的呼喚，與對外來文化資源的使用，是并行不悖的。
對于中國新詩的未來，鄭敏認為，新詩迫切需要尋找到具有自己漢語語言特性的當代詩歌藝術，建立自己的新詩詩學，隻有這樣，才有可能與世界的當代詩并駕齊驅。而對于九十年代以來，當代詩出現的反崇高、反審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義、反主題等等傾向，希望以此達到“先鋒”，鄭敏并不認同，“詩歌需要詩人對生命真誠地揭示。真誠是詩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鬧都是對詩的亵渎。”
“對于9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的種種狀況，鄭敏可以說是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批評。在她看來，當時中國詩歌受商業主義、大衆文化的影響太大，是誤入歧途，是以提出了一種中和路線。”這些批評，張桃洲認為有其過于激烈之處，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其中合理的部分越來越凸顯，其中一些建設性的方案對今天的啟發依然很大，特别值得重新思考。
人生路走完，典範意義永存
青年詩人、複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王子瓜曾集中系統閱讀研究中國新詩早期詩人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鄭敏，在他看來，無論是作為詩歌寫作者還是學術研究者，鄭敏在兩方面都能給現在年輕人以啟迪。
“本來隻是知道她40年代的作品，讀了全集才發現，鄭敏80年代以後還寫那麼多那麼好的作品，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可以說是新穎。之前我們可能有一種誤解，認為很多早期新詩詩人在年輕時寫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到中年或晚年時，要麼是沒有新作，要麼就是沒有進步，甚至不退步就已經很罕見了。”王子瓜對澎湃新聞表示，鄭敏是其中非常難得的“異類”，在六七十歲高齡的時候，又開出了新葉。
在王子瓜看來，中國當代詩歌有一種奇怪的現象，無論是詩歌界還是讀者，都有一種過于趨新的心理，對于“老詩人”的東西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但是國外詩人，比如奧登、艾略特，他們對于自己的傳統是非常了解的。中國詩人往往是過于‘當代性’了，而不能或不願意去設身處地了解和體察新詩是如何從無到有，經過一代代人的努力如何枝繁葉茂的。”就鄭敏來說，王子瓜認為，她有很多作品依然能帶給他新鮮的刺激，比如《新婚》《最後一種》就充滿了鮮活的表達方式。另外，詩人處理她當時面對的現實生活，如何将它們轉化為詩歌，依然充滿了典範性意義。
不僅如此，張桃洲認為，鄭敏的意義還在于她“重塑了詩人的形象”。此前，中國詩人常以一種先知、預言家或者是代言人、宣講者的形象示人，“鄭敏從創作之始，就保持着非常個體的形象，是非常寂寞的獨行者形象，她不是在喧嘩的鬧市進行宣講，也不是像先知一樣高蹈地預言世界的未來。”
《詩刊》社主編李少君在鄭敏百歲壽誕時曾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對鄭敏給予了高度的贊揚：鄭敏先生早年是新詩的積極的探索者，開放性地吸納各種資源，她曾對百年新詩當頭棒喝，讓人清醒，也讓人重新認識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鄭敏先生代表着當代詩歌中理性的建設性的聲音，現在看來，這樣的力量是最具持續性，也最有生命力的。
這種聲音，在海外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作為承接40年代與80年代兩個時期的詩人，鄭敏詩歌在海外的譯介與傳播經曆了六十餘年的時間跨度，經曆了從最初的零星譯介到各類文學史的積極評價，從默默無聞到進入教科書或文集的被經典化的過程。其詩歌地位逐漸得到認可與鞏固，其代表作逐漸翻譯成以英語為主的多語種（也包括法語、日語、韓語、瑞典語等），選入海外重要的中國現代詩歌合集、中國女性詩集或中國文學 作品選集，并出版了英漢雙語本、日語單行本。鄭敏的名字出現在各種中國現代詩歌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論著中，得到了恰當而積極的評價，其詩歌地位得到提升。
2020年7月18日，鄭敏百歲壽誕當天，詩人、鄭敏女兒童蔚幫她錄制了一段視訊。視訊裡，她說，自己100歲了，“但是每天都覺得，我還沒走完呢！”
如今，她人世間的路已走完，但其作品和思考，依然将持續地給予我們安慰和提醒，滋養中國新詩繼續開出新葉。
（本文參考了深圳特區報陸雲紅、北京日報周南焱、文藝報章燕等人報道，以及吳思敬《中國當代詩人論》、劉燕《鄭敏詩歌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研究》，特緻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