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 萍
馮至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他1905年生于河北涿州，1925年與友人創辦沉鐘社，1927年出版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1929年出版詩集《北遊及其他》。他創作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将十四行體這一西方詩體完美内化，成為“五四”以來新格律詩的典範。馮至還是德國文學翻譯與研究的先驅，歌德、海涅、裡爾克等人的諸多名篇都由他翻譯，他對德國文學的研究也啟迪了無數學子。馮至不僅在國内留名史冊，其學者和詩人的雙重身份在德國也獲得了極高認可與推崇。
《太陽城劄記：1919-1984年的中國現代詩歌》
《十四行集》
德國文學的“導遊”
1985年，德國的蘇坎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德國漢學家顧彬主編的文集《中國當代文學》，顧彬在前言中指出：在德國，人們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少之又少。特别是現當代文學，哪怕在學術界都鮮有研究。好在随着1972年10月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交以及二者日益頻繁的經濟文化往來，越來越多的德國學者開始把目光聚焦到中國現當代文學上。
相比之下，德國文學在中國卻是家喻戶曉，歌德、席勒、海涅、裡爾克等詩人、作家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等作品，深刻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究其原因，這與中國作家和學者的大力譯介分不開，馮至正是名副其實的先行者之一。
馮至與德國文學的淵源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初。1987年，馮至曾回憶自己與德國文學最初的緣分：“我懷着巨大的熱情閱讀了郭沫若翻譯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他是中國新詩的奠基者之一。”1923至1927年，馮至在北京大學德文系學習。1928年，由其翻譯的德國詩人海涅的《哈爾茨山遊記》出版。自1930年起，馮至先後在德國海德堡、柏林求學，研究日耳曼文學、哲學和藝術史，并于1935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的幾十年間，馮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德國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中。1938年，他翻譯出版了裡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1956年翻譯出版了《海涅詩選》，1958年他主編的《德國文學簡史》問世，1978年翻譯出版了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1986年出版了學術專著《論歌德》。
2020年，《馮至譯文全集》由世紀文景出版，完整收錄了馮至的翻譯成果，其中包括歌德、荷爾德林、海涅、尼采、格奧爾格、裡爾克、布萊希特等詩人的詩作以及《審美教育書簡》《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歌德年譜》《遠方的歌聲》等作品。這部四冊譯文集，是馮至留給世人的一份珍貴禮物。
除了翻譯研究外，馮至還在德國文學教學與中德文化交流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自上世紀30年代從海德堡歸國後，馮至先後在同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及北京大學任教，把德國文化播撒給更多青年學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期間，他多次參與在國外舉行的學術和文化交流活動。
馮至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向中國本土文學投射了一抹異域光彩，德國學界與讀者也通過他的詩歌，得以一窺中國新詩的風貌。
自由體詩“最優秀的代表”
在德國，馮至的翻譯家和學者身份是如此耀眼，以至于有時遮蔽了他作為詩人的光芒。海外研究者不止一次感慨，相較于數量繁多的文學研究和翻譯成果，作為詩人的馮至，文學創作似乎要少很多。然而，他留下的詩歌雖不多，卻俱為佳作，特别是《十四行集》。由于《十四行集》的母題多與歌德、裡爾克等詩人的作品産生呼應——比如對死亡與新生轉化的探讨，德國學者和普通讀者更容易産生共鳴，是以德國對馮至詩歌的譯介，也以《十四行集》為焦點。
1985年，顧彬出版了翻譯詩集《太陽城劄記：1919-1984年的中國現代詩歌》，裡面收錄了包括馮至在内的16位中國現代詩人的作品。詩集選譯了馮至《十四行集》中的18篇作品，這是筆者所見馮至詩歌最早的德語翻譯。其中，《十四行集》第13首直接以《歌德》為題，以“萬物都在享用你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結尾，這是德國讀者熟悉的話題。
海外研究者強調，馮至的十四行詩堪稱“西化體”（借助西方體式）格律詩最完善的例子。《中國當代文學》序言中，也對馮至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提到：“五四”初期白話文創作的最大挑戰來自詩歌，特别是在格律詩方面，甚至可以說是成果寥寥。如果說徐志摩和聞一多賦予自由體以新的形式，那麼，1911年到1949年之間，這種形式的最優秀的代表就是馮至的十四行詩。20年後，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第7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慕尼黑K.G.紹爾出版公司）一書中，顧彬仍堅持同樣的觀點。
1987年，馮至獲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之後，蘇坎普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的《十四行集》，題名《馮至：十四行集》，除了27首德語翻譯外，還附有中文原文。目前該譯本被德國多所大學及州立圖書館收藏，如慕尼黑大學中心圖書館、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柏林自由大學圖書館、柏林州立圖書館、漢堡大學圖書館以及位于萊比錫的德國國家圖書館等。
由于馮至《十四行集》在形式上采用了十四行體，國内及歐美很多學者都強調了裡爾克十四行詩對其的影響。但來自海德堡的漢學家Goatkoei Lang-Tan卻點明了歌德對這組詩在内容上的影響。其在《中國格律詩的傳統結構及東西碰撞》（《亞洲》，1986年第20期）一文中指出，歌德詩歌中死與變（Stirb und Werde）的思想，死亡以及由死亡幻化而出的新生，幾乎貫穿了整個《十四行集》的主題。與此同時，馮至對歌德“死亡與變化”的了解中還融合了道家以及禅宗等中國傳統哲學的哲思，進而賦予詩歌以濃烈的隐喻色彩。
《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馮至的十四行詩》和《哲學的路：馮至的十四行詩》兩篇文章，是顧彬對馮至《十四行集》的闡釋與評價。除了歌德對馮至的影響外，顧彬還引用了捷克漢學家Márian Gálik的觀點，即馮至的十四行詩也反射出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交往理論的影子。馮至在海德堡求學時，曾聆聽過雅思貝爾斯的課。當然，文章最重要的一點是顧彬自己的看法：魯迅也是影響馮至十四行詩創作的重要因素。以“路”為題眼，顧彬列舉了《十四行集》中的第17首《原野的小路》，詩中“是多少無名行人的步履/踏出來這些活潑的道路”兩句，讓人聯想到魯迅散文《故鄉》中的那句名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顧彬指出，魯迅在這裡把“希望”這一概念和路的形成結合在了一起，而馮至在第一小節中将重心稍作偏移，将關注點從路的形成轉移到路上生命的出現。
除最負盛名的《十四行集》，馮至的《北遊及其他》組詩（1929年沉鐘社）也被翻譯成德語，發表在《東方》雜志（Orientierung）1990年第1期上。對于這一組馮至早期詩歌，譯者Barbara Hoster注意到其中顯露的現代意識，尤其是自我的表達主體以及對城市經驗的抒寫：在城市不斷現代化的同時，人在其中随之産生的漫無目的、郁悶以及無助，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學中不曾出現的經驗。可以說，馮至的創作，拓寬了中國文學經驗的表達。
因文化交流的貢獻屢獲殊榮
馮至對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他也是以屢次得到德國不同學術組織及政府嘉獎，為人們所崇敬。
1983年，馮至被授予歌德獎章。1985年，馮至獲得“格林兄弟文學獎”。1987年，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将本年度藝術獎授予馮至，獎勵他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貢獻，馮至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人。授獎詞中說：“作為歌德研究者和海涅、裡爾克以及尼采的譯者，他讓德國經典在中國被熟知；德國思想史在中國能夠被了解和接受，馮至為此作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中德之間由數代人搭建起的文化橋梁，正是通過他的文學工作得以鞏固。”同年12月，時任德國駐華大使韓培德以德國聯邦總統理查德·魏茨澤克的名義，将“大十字勳章”授予馮至，以表彰其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功績，展現了德國政府對馮至貢獻的肯定。
馮至還于1988年獲得了“弗裡德裡希·宮爾多夫外國日耳曼學獎”，以表彰他為推動中國高校德國文學教學以及為深化中德文學聯系作出的貢獻。漢學家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在授獎詞中回顧了馮至各個時期的研究和創作。他指出，歌德為處于新舊文學“文以載道和自我表達”這一沖突中的馮至提供了一種和解的可能性；而裡爾克的“詩歌作為經驗”使他對文學創作有了更深的了解，更遑論其十四行詩對馮至詩歌創作的影響。另外，陶德文也注意到，馮至并沒有讓自己完全脫離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他的《杜甫傳》就是對自己文學之根的重申。
一方面，作為德國文學在中國譯介的先驅，馮至以其傑出貢獻受到德國學界及政府的尊敬。另一方面，由于其對中西文化的獨特了解和精妙結合，《十四行集》成為中國現代格律詩的出色代表，引起德國漢學家的深入分析與讨論。總而言之，學者與詩人是馮至的兩重身份，其所煥發出的光芒，閃耀在歌德的故鄉。
（作者系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博士生）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