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舊日的夢想， 眼前的人世太紛雜， 想依附着鵬鳥飛翔 去和甯靜的星辰談話。 ——《十四行集》其八（節選）
1941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幾近不惑的馮至在昆明山城的小路上迤迤而行。那時，他已唱完了昨日之歌，也告别了北遊歲月，抒情的詩筆在桌案上空擱了十來年。當他擡頭望見幾架在天空裡飛翔的銀色飛機時，蓦然想起了古人鵩鳥的夢，于是随着腳步的節奏，信口說出幾句有韻的詩，回家寫在紙上，竟是一首變體的十四行詩。
這首詩後來雖排為《十四行集》的第八首，但它無疑是引導馮至登上其詩歌創作巅峰的第一束天光。《十四行集》是中國現代新詩史的一個奇迹，但這個奇迹永遠地落在了40年代被詩人的腳步所來回輕踏的山城小路上。後來，無論是50年代在西郊為社會主義唱頌歌，還是80年代立盡斜陽沉思往事，《十四行集》都成為了馮至又一個高遠的“舊日的夢想”。
魯迅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編選的《小說二集》序言中稱：馮至是“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
這一評價可謂極高，特别是出自魯迅這樣的文學巨擘之口，其分量亦是極重，乃至現今所有的現代文學史在論述馮至時必引此語。然而有趣的是，真正奠定馮至大師地位的《十四行集》當時尚未出世，更有趣的是，《十四行集》中的馮至已不再是舊日的抒情詩人。
我們不知：是不幸的童年造就了敏感的詩人，還是敏感的詩人總要遇上不幸的童年。
總之，缪斯女神的周圍似乎總是一片不幸的沼澤，挨近她的人從不曾在臉上挂着笑顔。傾巢之下無完卵，頹敗的國勢之下是傳統家族的沒落。與魯迅一樣，馮至也出身于一個家道中落的大家族。其父是個讀書人，生性淡泊，向來不與族人争家産，隻靠在機關或學校做點文牍工作養家糊口。
晚清婦女嚴格秉持着“相夫教子”的傳統，照顧子女的大半責任仍落到了馮至母親的身上。馮至的母親生性剛毅，盡管家庭經濟困難，還是堅持送馮至上國小，為他親手縫制書包，張羅書寫用具。可惜她不幸身患肺病，在給予了她所能給予的所有母愛後，終究在馮至九歲時撒手西去。雖然之後又有一個關心疼愛他的繼母，然而這個繼母卻又在馮至中學畢業時病逝。
馮至年輕時的脆弱與敏感，有一部分就來自于生母與繼母的兩度離去。他在詩集《昨日之歌》中的一首《最後之歌》中深切地寫道，“母親把她的歌聲/真切地留在兒子的心中”。同時，對母親回憶與依戀以及現實的缺失，在成年後的馮至心中如一圈圈漣漪般擴大為對異性的朦胧的幻想——這種幻想揉合着親情的真摯與愛情的熾烈。
馮至肖像
馮至所接受的最早的詩歌啟蒙來自郭沫若、宗白華、田漢三人的通信集——《三葉集》。
郭沫若曾在其中談到：“詩不是‘做’出來的，詩是寫出來的。”即是說，詩歌不是矯揉造作地寫出來的，而是對自身情感的自然而然地捕捉，是一種自我表現。之後，郭沫若的《女神》更是強烈地震撼了馮至，讓他感受到“自我表現”炫目的爆炸力。最終，《三葉集》的理論，《女神》的實踐，敏感的心性，協力把20年代的馮至推向了浪漫主義的陣營。
馮至雖受了郭沫若的詩歌啟蒙，但這并不意味着他就亦步亦趨地走郭沫若走過的路。若是如此，成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的也就應當是郭沫若，而非馮至。
馮至内心敏感，但也有些怯弱，這使得他的詩歌不可能像郭沫若那般通行狂叫，他的詩歌仍有含蓄蘊藉的因子。此外，他早年所吟誦的古典詩詞，也不時地遁入他的筆下，使他的詩歌除了郭沫若所倡導的内在的情緒節奏外，也有古典詩詞音節上的韻律美。
魯迅曾因“那時詩壇寂寞，是以敲敲邊鼓，湊寫熱鬧”，在《新青年》上發表過幾首新詩，此後便“獨上小樓成一統”，仍做起舊體詩來。不過，他仍時常關注着詩壇的發展。
在《詩歌之敵》一文中，他認為“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發迄即罷”，抒情性在詩歌中居第一位。在1919年時，他就批評詩壇“寫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但等郭沫若一批浪漫自由派興起之後，他又感歎“造語還需曲折”；再等李金發一批象征派興起之後，他又反對為求含蓄導緻的費解難懂……
總之，在一系列的不滿之後，馮至适時地出現在了魯迅的面前。馮至早期詩歌的抒情性、含蓄性、音樂性，都準确地投在了魯迅懷抱的詩歌之壺中。
馮至究竟能否承受起“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的桂冠？這一點我們姑且不論。但我們可以明确的是：魯迅對青年的愛，對于那個“深深地在人海的底裡寂寞地鳴動”（魯迅《一覺》）的《沉鐘》的守護。
馮至與好友創辦了刊物《沉鐘》
1929年，馮至在整理完第二本詩集——《北遊及其他》之後，于次年前往德國，開始了近六年的留學生涯。回國後任教于同濟大學，但因遭逢日本侵華戰争，不久便随校内遷，後輾轉任教于昆明西南聯大。
在整個三十年代，馮至幾乎沒寫過什麼新詩，是一個創作的空檔期。但在這個表面的空白之下，馮至的人生觀與詩學觀卻在悄然演變着，一個屬于《十四行集》的馮至在逐漸凝聚，凝聚成屹然不動的形體。
在留學德國的海德貝爾大學期間，馮至曾師從存在主義大師雅斯貝爾斯。當時的存在主義哲學風頭正健，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存在主義鼻祖克爾恺廓爾曾把哲學家分為兩類：一是抽象的哲學家，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搭建一座宮殿，而自己卻不居住其中，黑格爾即是；二是存在的哲學家，他從自己最内在的困境出發思考哲學問題，哲學是對自身問題的解答，尼采即是。
留學之時，馮至未及而立，無論是對混亂的國家還是颠沛的個人，都有諸多的困惑。顯然，在此境況下，存在主義的哲學更是适合将其引渡到彼岸。
存在主義哲學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極端體驗，譬如死亡、恐懼、戰栗等，借此達到對生存的更深刻的體驗與領悟。尼采提出要拼命地感受生命，以賦予生命更高的目的與意義。雅斯貝爾斯也認為，隻有通過“邊緣狀态”才能領悟到對人生的責任感，激發出最大的勤勉并實作真正的存在。這些都使得馮至開始擺脫之前的小情緒，不再陷入情緒化的不安與焦慮，而是借此反觀人生，進行更深入的哲學思考。
如果說雅斯貝爾斯、克爾恺廓爾等存在主義哲學家撬開了馮至封閉心房，讓自然的清新空氣吹拂其間；那麼裡爾克這位存在主義詩人則為他打開了通往詩歌王國的另一扇大門。
早在國内之時，馮至便從研究美學的叔父馮文潛那裡了解到裡爾克的一些情況，并對他的詩歌産生了一些興趣。在留學期間，他結合學校的課程得以深入地研讀裡爾克的作品，并認真地翻譯了裡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
玻璃櫥窗中的《十四行集》
馮至在《十四行集》中所采用的十四行體，本身就受到裡爾克《緻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的影響。
十四行詩原本是意大利與法國交接的普羅旺斯地區的民間詩體，後因彼得拉克與莎士比亞兩人的創作嘗試，分化出彼得拉克體與莎士比亞體兩種體式。但馮至所仿效的是裡爾克的變體，在韻律上并沒有那麼嚴格，主要是保留了四四三三的段落分行與句末的韻律。
馮至之是以采用十四行體，除了裡爾克的影響之外，還有形式的鐐铐所帶來的奇特作用：“把我的思想接過來，給一個适當的安排”。裡爾克曾說：
“詩并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是情感（情感人們已很夠），詩是經驗。”
這句話對馮至抒情詩人身份的轉換影響甚大。其實，裡爾克早期的詩歌與馮至相似，也帶有一抹浪漫主義的色彩，但在接觸了存在主義哲學，并随米開朗琪羅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開始重視對周圍事物的觀察，用理智牽引情感的絲線并将注入實體的世界，進而創作了一系列的“靜物詩”。
馮至的《十四行集》中也同樣存在着大量描繪周遭事物及親友故舊的詩篇，如《有加利樹》、《鼠曲草》、《蔡元培》、《魯迅》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貼着物或人寫的作品，并不是一種力求逼真的現實主義素描，而是将一種具體的形象投影到廣袤的宇宙中，在細微處見出宇宙的恒常。比如《有加利樹》中，“你無時不脫你的軀殼/凋零裡隻看着你生長”，在“凋零”中“生長”，這正演繹着生命的生死輪回。
《十四行集》在微末中見春秋，有詩的大象，更有詩心的大象，恰如其中一首詩中所說：
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校門口
文/未名
圖/網絡
作者簡介：
未名，浙東人士，自由寫作者，緻力于經典文藝作品的閱讀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