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旧日的梦想， 眼前的人世太纷杂， 想依附着鹏鸟飞翔 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 ——《十四行集》其八（节选）
194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几近不惑的冯至在昆明山城的小路上迤迤而行。那时，他已唱完了昨日之歌，也告别了北游岁月，抒情的诗笔在桌案上空搁了十来年。当他抬头望见几架在天空里飞翔的银色飞机时，蓦然想起了古人鵩鸟的梦，于是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几句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竟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诗。
这首诗后来虽排为《十四行集》的第八首，但它无疑是引导冯至登上其诗歌创作巅峰的第一束天光。《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新诗史的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永远地落在了40年代被诗人的脚步所来回轻踏的山城小路上。后来，无论是50年代在西郊为社会主义唱颂歌，还是80年代立尽斜阳沉思往事，《十四行集》都成为了冯至又一个高远的“旧日的梦想”。
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的《小说二集》序言中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这一评价可谓极高，特别是出自鲁迅这样的文学巨擘之口，其分量亦是极重，乃至现今所有的现代文学史在论述冯至时必引此语。然而有趣的是，真正奠定冯至大师地位的《十四行集》当时尚未出世，更有趣的是，《十四行集》中的冯至已不再是旧日的抒情诗人。
我们不知：是不幸的童年造就了敏感的诗人，还是敏感的诗人总要遇上不幸的童年。
总之，缪斯女神的周围似乎总是一片不幸的沼泽，挨近她的人从不曾在脸上挂着笑颜。倾巢之下无完卵，颓败的国势之下是传统家族的没落。与鲁迅一样，冯至也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大家族。其父是个读书人，生性淡泊，向来不与族人争家产，只靠在机关或学校做点文牍工作养家糊口。
晚清妇女严格秉持着“相夫教子”的传统，照顾子女的大半责任仍落到了冯至母亲的身上。冯至的母亲生性刚毅，尽管家庭经济困难，还是坚持送冯至上小学，为他亲手缝制书包，张罗书写用具。可惜她不幸身患肺病，在给予了她所能给予的所有母爱后，终究在冯至九岁时撒手西去。虽然之后又有一个关心疼爱他的继母，然而这个继母却又在冯至中学毕业时病逝。
冯至年轻时的脆弱与敏感，有一部分就来自于生母与继母的两度离去。他在诗集《昨日之歌》中的一首《最后之歌》中深切地写道，“母亲把她的歌声/真切地留在儿子的心中”。同时，对母亲回忆与依恋以及现实的缺失，在成年后的冯至心中如一圈圈涟漪般扩大为对异性的朦胧的幻想——这种幻想揉合着亲情的真挚与爱情的炽烈。
冯至肖像
冯至所接受的最早的诗歌启蒙来自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
郭沫若曾在其中谈到：“诗不是‘做’出来的，诗是写出来的。”即是说，诗歌不是矫揉造作地写出来的，而是对自身情感的自然而然地捕捉，是一种自我表现。之后，郭沫若的《女神》更是强烈地震撼了冯至，让他感受到“自我表现”炫目的爆炸力。最终，《三叶集》的理论，《女神》的实践，敏感的心性，协力把20年代的冯至推向了浪漫主义的阵营。
冯至虽受了郭沫若的诗歌启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亦步亦趋地走郭沫若走过的路。若是如此，成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也就应当是郭沫若，而非冯至。
冯至内心敏感，但也有些怯弱，这使得他的诗歌不可能像郭沫若那般通行狂叫，他的诗歌仍有含蓄蕴藉的因子。此外，他早年所吟诵的古典诗词，也不时地遁入他的笔下，使他的诗歌除了郭沫若所倡导的内在的情绪节奏外，也有古典诗词音节上的韵律美。
鲁迅曾因“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敲敲边鼓，凑写热闹”，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几首新诗，此后便“独上小楼成一统”，仍做起旧体诗来。不过，他仍时常关注着诗坛的发展。
在《诗歌之敌》一文中，他认为“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迄即罢”，抒情性在诗歌中居第一位。在1919年时，他就批评诗坛“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但等郭沫若一批浪漫自由派兴起之后，他又感叹“造语还需曲折”；再等李金发一批象征派兴起之后，他又反对为求含蓄导致的费解难懂……
总之，在一系列的不满之后，冯至适时地出现在了鲁迅的面前。冯至早期诗歌的抒情性、含蓄性、音乐性，都准确地投在了鲁迅怀抱的诗歌之壶中。
冯至究竟能否承受起“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桂冠？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鲁迅对青年的爱，对于那个“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鲁迅《一觉》）的《沉钟》的守护。
冯至与好友创办了刊物《沉钟》
1929年，冯至在整理完第二本诗集——《北游及其他》之后，于次年前往德国，开始了近六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后任教于同济大学，但因遭逢日本侵华战争，不久便随校内迁，后辗转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
在整个三十年代，冯至几乎没写过什么新诗，是一个创作的空档期。但在这个表面的空白之下，冯至的人生观与诗学观却在悄然演变着，一个属于《十四行集》的冯至在逐渐凝聚，凝聚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在留学德国的海德贝尔大学期间，冯至曾师从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当时的存在主义哲学风头正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存在主义鼻祖克尔恺廓尔曾把哲学家分为两类：一是抽象的哲学家，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搭建一座宫殿，而自己却不居住其中，黑格尔即是；二是存在的哲学家，他从自己最内在的困境出发思考哲学问题，哲学是对自身问题的解答，尼采即是。
留学之时，冯至未及而立，无论是对混乱的国家还是颠沛的个人，都有诸多的困惑。显然，在此境况下，存在主义的哲学更是适合将其引渡到彼岸。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极端体验，譬如死亡、恐惧、战栗等，借此达到对生存的更深刻的体验与领悟。尼采提出要拼命地感受生命，以赋予生命更高的目的与意义。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只有通过“边缘状态”才能领悟到对人生的责任感，激发出最大的勤勉并实现真正的存在。这些都使得冯至开始摆脱之前的小情绪，不再陷入情绪化的不安与焦虑，而是借此反观人生，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雅斯贝尔斯、克尔恺廓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撬开了冯至封闭心房，让自然的清新空气吹拂其间；那么里尔克这位存在主义诗人则为他打开了通往诗歌王国的另一扇大门。
早在国内之时，冯至便从研究美学的叔父冯文潜那里了解到里尔克的一些情况，并对他的诗歌产生了一些兴趣。在留学期间，他结合学校的课程得以深入地研读里尔克的作品，并认真地翻译了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
玻璃橱窗中的《十四行集》
冯至在《十四行集》中所采用的十四行体，本身就受到里尔克《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影响。
十四行诗原本是意大利与法国交接的普罗旺斯地区的民间诗体，后因彼得拉克与莎士比亚两人的创作尝试，分化出彼得拉克体与莎士比亚体两种体式。但冯至所仿效的是里尔克的变体，在韵律上并没有那么严格，主要是保留了四四三三的段落分行与句末的韵律。
冯至之所以采用十四行体，除了里尔克的影响之外，还有形式的镣铐所带来的奇特作用：“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里尔克曾说：
“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已很够），诗是经验。”
这句话对冯至抒情诗人身份的转换影响甚大。其实，里尔克早期的诗歌与冯至相似，也带有一抹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在接触了存在主义哲学，并随米开朗琪罗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用理智牵引情感的丝线并将注入实体的世界，从而创作了一系列的“静物诗”。
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也同样存在着大量描绘周遭事物及亲友故旧的诗篇，如《有加利树》、《鼠曲草》、《蔡元培》、《鲁迅》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贴着物或人写的作品，并不是一种力求逼真的现实主义素描，而是将一种具体的形象投影到广袤的宇宙中，在细微处见出宇宙的恒常。比如《有加利树》中，“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在“凋零”中“生长”，这正演绎着生命的生死轮回。
《十四行集》在微末中见春秋，有诗的大象，更有诗心的大象，恰如其中一首诗中所说：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校门口
文/未名
图/网络
作者简介：
未名，浙东人士，自由写作者，致力于经典文艺作品的阅读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