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先生是“九葉”詩人中的常青樹，創作和思想的活力一直旺盛不衰。她于上世紀90年代初發表的長文《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借由西方後現代的語言理論，質詢白話文運動“反傳統”姿态對新詩的負面影響，在當年反思激進主義的思想氛圍中，引起的反響遠遠超出了新詩乃至文學研究的圈子之外，對話者、辯難者不在少數。有年輕一代先鋒詩人就正面回應，提出新詩與“傳統”之間存在複雜的繼承與轉化關系，但這種關系并不具有決定性，因為新詩的“現代性”恰恰展現為傳統之外對“另一種審美空間”的追求，甚至斷言：新詩本身已構成了一種新的傳統。這樣的争議對于新詩而言，當然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從古典詩歌的審美系統中破繭而出，新詩與傳統的所謂“斷裂”，既是它的起點，似乎也構成了某種曆史的“原罪”，有關新與舊、古典與現代、保守與先鋒、“中國性”與“非中國性”的争執，後來也一直不絕于縷，内化為一種揮之不去的問題結構，制約了、也激勵了百年新詩的曆史展開。從這個角度看，鄭敏先生的質詢，并不外在于這樣的問題結構，甚或可以看做是這一結構性張力在“世紀末”的又一次顯現。這本“小書”收錄的長短文章，一多半都是寫于上世紀90年代後期和新世紀初，記錄了她一個時期内在這個向度上密集的思考、持續的掘進，其中的觀點和論述方式，多有重疊，也能見出其心情的急迫、懇切。
鄭敏先生年輕時
作為一位上世紀4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鄭先生在晚年為何重提傳統、重新“發現”傳統，且苦口婆心、反複申說，這當然不簡單是一種态度的翻轉，也并非是受“時潮”影響，而是有其内在脈絡，也是出于對當代詩歌發展狀況的關切。根據鄭先生的自述，她的詩歌創作有兩個高峰時期：一是在西南聯大時期，跟随馮至等先生習詩，向往詩中的哲學境界，開展出獨具個性的智性書寫；二是在80年代中期，詩人重訪美國，譯介美國當代詩，研究解構主義，意識到要“竭力避免理性邏輯，而讓積澱在我的無意識中的力量自己活躍起來”，因而有了新的覺悟，寫出系列組詩《心象》。應該說，這第二次寫作高峰的重臨，不隻是一種“歸來”，更多是藝術上的一次自我突破、轉換，而且與朦胧詩、後朦胧詩等當代先鋒詩潮，處于一種同步與共生的關系之中。或許正因如此，對于年輕一代詩人的寫作、姿态以及詩中透露的文化意識，鄭先生一直保持高度關注。她的“傳統”之論，也并非幹燥的學院講章，而是時刻針對當代詩歌的種種問題、弊病，洋溢一種對話的熱情。
鄭先生提到，在上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卞之琳和馮至這兩位老師，在詩風上分屬“英德兩系，各不相幹”。如果說卞之琳的詩，偏于英法的現代主義，比較能用機智的巧思，處理繁複的現代經驗；而馮至的寫作，則更多親近歌德和裡爾克的風格，兼具藝術性與哲理性，又内涵杜甫的人間情懷。從文學走向哲學、又回到文學的鄭先生，不知不覺中似乎更欣賞馮至含蓄隽永，又帶有超凡脫俗的精神品質的寫作。她常引用海德格爾的話，說“詩歌與哲學是近鄰”，以哲學精神為底蘊，以人文思想為内在經緯，尋求一種生命意識的完整表現、一種古典的造型之美，這或許是鄭敏先生評價“當代”，回溯傳統的一個基點。
因而，對于20世紀艾略特一路蒙太奇式的現代美學，鄭先生雖有深入的體認，但從内心的趣味上講，可能還是有一定的距離感。對于當代詩壇上五花八門的“實驗”、“創新”，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泛濫的所謂中國式的“後現代派詩歌”，更是持一種檢視、批評的态度，認為反抒情、反詩語，寫日常、泛散文化的傾向，會讓詩歌變得平庸、瑣屑，而一味追求“個人化”也會導緻精神天地的狹小。引入傳統的次元，鄭先生不厭其煩地談古典詩歌的境界、格律、辭藻、結構，看似常識的重申，處處聚焦于當代的“糾正”，或者說以傳統為論說的場域，目的在于打破新詩現代性的迷思，指向了一種新詩發展前景的熱烈期待。
當然，從某種“局内人”的角度看，鄭敏先生對90年代之後的當代詩歌，似乎還少了一點近距離的同情，所謂平庸化、浮泛化的現象的确存在，但并不是這一時期詩歌的全部，90年代之後的當代詩歌也不乏從個人的角度深入現實、深入曆史的努力。但抛開具體的現象評價，單一的、逐新趨異的“現代性”邏輯能否繼續支撐新詩的展開，當代詩如何在更開闊的文化與曆史視野中想象自身的前途，這些确實是詩歌寫作者、批評者和研究者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鄭先生談新詩與傳統，同時也談詩的文化責任、曆史位置。在《詩與曆史》等文章，她對于後現代與後工業社會帶來諸多弊病，對于高新科技、全球化導向的新的戰争與奴役以及以詩為代表人文思想往何處去的困惑，表達了深深的憂慮。由詩及文化、及曆史、及人類的整體處境，對詩之文化使命、曆史意識的重申，在我看來，這是鄭先生這一代詩人、學人濃郁人文情懷的一種表達，也是她經由“傳統”反思“當代”更為深層的要義。
論及新詩與傳統的關系、新詩的曆史與未來，鄭先生着眼于大處，寄懷深遠，但不能忽略的是，她對具體詩歌作品的細讀、品鑒，也尤為精彩，如對弗羅斯特詩中“高層建築結構”的闡發、對穆旦詩中沖突張力關系的揭示，以及對馮至《十四行集》音樂性的讨論，都堪稱經典。鄭先生是英美文學專家，對于20世紀的現代詩學和批評理論，有相當純熟的把握，她的解讀能深入到文本的肌理之中，提煉出詩意生成的獨特結構。這種現代詩學的眼光，也延伸到她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分析中。被“大家小書”《新詩與傳統》中收入的多篇文章，都圍繞着“新詩能向古典詩歌學習什麼”這一中心問題展開，結合具體作品，非常細緻探讨了古典詩歌在境界、結構、辭藻、音樂性、畫面性，色彩、煉字等方面的審美特質，即便隻是常識性的談論，也往往暗含了一個現代詩人的獨特洞察，賦予經典的詩篇、名句一種新的現代氣息。
大家小書《新詩與傳統》 鄭敏 文津出版社
鄭先生多次論及古典詩歌的“境界”。她認為“境界”，是一種倫理、審美、知識混合而成的對生命的體驗與評價，是一種民族心靈的呼吸。她說詩歌如果缺少了“境界”，缺少了有形又無形的呼吸，便會“頓失光澤，隻是一堆字詞”。鄭先生自己的文字，飽滿酣暢，就保持了一種青春的光澤，也有一種舒放自如的呼吸之感，并非出于一種淡漠的專業心态，時刻躍動鮮活的寫作經驗，也傳遞了對詩歌文化的信心。在鄭先生看來，新詩應該立足廣袤的人文精神，不斷汲取傳統的甘泉，這樣才能有更遠大的前途；那麼由這樣的汁漿内在滋養，于語言的枝頭，不斷綻放感受與思維的新芽，無疑也是“新詩”之“新”的美德所在。
作者姜濤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是為《新詩與傳統》導讀。發表在《北京晚報》202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