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對食物的态度，就是對人生的态度

南方周末

2024-05-23 17:15釋出于廣東南方周末官方賬号

馬伯庸。受訪者供圖

2024年4月，作家馬伯庸的長篇小說《食南之徒》面世。在正式出版之前，他已經在網上免費連載了全書近一半的篇幅，供讀者試閱，這也是他多年以來的習慣。馬伯庸在個人社交媒體中表示：“就像水果商家會把水果切成小塊，插上牙簽供路人品嘗一樣，大家覺得好吃，再買不遲，童叟無欺。”

《食南之徒》講述了漢代“吃貨”唐蒙出使南越、陰錯陽差卷入南越宮廷風雲的曆程。

從細微處着手，馬伯庸沿襲一貫的創作思路，“在曆史縫隙中尋找可能性”。就像《顯微鏡下的大明》賬目上的一筆數字、《長安的荔枝》中的小小荔枝，在《食南之徒》裡，對應的則是一味“枸醬”。這一縷微妙滋味，勾連出大漢與南越曆史的一段隐秘傳奇，“通過美食撬動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

仙草膏、烏橄榄、雜炖、胥餘果……不少讀者直呼，“流着口水看完了這本書”，也更讓人好奇，想一探唐蒙舌尖上的快樂。馬伯庸直言“主角就是我自己”，為了寫作這篇小說就沒停下來吃，胖了三四斤，聊起自己的“饕客”經曆更是如數家珍。

1980年，馬伯庸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因父親工作調動緣故，從小便輾轉各地，大學期間又留學海外。他曾在廣東有過一段居住經曆，對嶺南的飲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書中提到的很多美食至今仍然存在，來自他的親身體驗。如“雜炖”就是牛雜，馬伯庸說起自己每次來廣州都會去吃牛雜，有次淩晨四點，睡得迷迷糊糊就出門了。店在一個屠宰場旁邊，店員把剛殺完的牛現煮，記憶都仿佛還冒着熱氣，“太鮮了，吃得真是讓人心曠神怡。”他感歎道。

馬伯庸發現美食的秘訣關鍵在“要願意去找”。其實，不僅是美食，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習慣性地了解周圍，對當地風土人情有着極其敏銳的洞察力。不一定每個線索都會用于寫作，“這種純粹出于興趣去逛，很多東西才能出來。”有一次從南京到滁州的火車途中，他在地圖上發現了一條名叫“朱家山河”的河流，全長僅幾公裡，曆史上卻修了幾百年，這中間官僚體系的弊病值得想象。與這種直覺相伴随的是他越來越下沉的視線，關注富有戲劇張力的古代社會基層，了解縣一級社會的生态、政治運作，會下意識地會去搜集相關的資訊。

另一面，在考據方面他又格外嚴苛，對寫作保持着高精度的要求。操作古代曆史小說時，他追求“涸澤而漁”，把所有資料都一網打盡，一口氣讀完，然後再做補白。尤其在對地理位置的搭建上，他有着清晰的空間意識，如《長安的荔枝》中描寫從嶺南到長安的距離，馬伯庸通過查閱唐代的輿圖，考慮驿站位置，最終推算精确到5447裡。

正是基于詳實資料下了真功夫，馬伯庸的小說呈現出了别樣的質感。網友評價說讀起來有“生死時限的驚心動魄，大開腦洞的奇趣解讀，曆史剖面的見微知著”。他也是以收獲了一衆讀者喜愛，隻是有些時候會稍顯無奈，“我這出去簽售動不動就兩三千本簽。讀者要的就是體驗作者趴在現場簽一個名字出來，隻能說是甜蜜的痛苦。”

2024年4月，馬伯庸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5月23日，他将現身深圳第二十屆文博會并參加相關活動。

我是吃飯高于一切的人

嶺南美食瑤柱裹蒸。視覺中國

南方周末：《食南之徒》和《長安的荔枝》都以嶺南為背景，番禺和廣州分别是故事的重要舞台，你為什麼開始對嶺南感興趣？

馬伯庸：不是現在才感興趣，也沒有說特意要寫嶺南，主要是趕上這兩個題材恰好和嶺南有關系。像《長安的荔枝》，荔枝的産地最早在嶺南。《食南之徒》是因為我經常去廣州，和朋友在北京路約飯，吃完之後順便散步，逛一逛南越王博物院，去了大概七八次，很熟裡面的東西。偶然一次在那裡看到兩枚出土的木簡，順藤摸瓜不小心挖出了一個上古大瓜，難得有這麼一個和美食有關系的題材。以前我們講美食都是講多好吃，最多上升到人生哲學，但是這個故事它實際上是通過美食撬動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改變了中國人的地理認知，往大了說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

南方周末：嶺南地區直到明以後，才形成文教昌盛、人口稠密的狀況。漢代和唐代的嶺南，曆史材料還比較有限，往往是作為一個邊緣的流放地被叙述的。要還原當時的曆史場景，你遇到過哪些困難嗎？

馬伯庸：最困難的其實是吃的方面，因為當時張謇還沒通西域，很多烹饪技法都沒有。在寫的時候就一定要仔細地甄别，哪些能寫，哪些不能寫，比如說“炒”這個動作，“炒菜”在南北朝第一次出現，真正開始流行是宋代之後。如果這個時候我大筆一揮，寫他去炒個雞蛋，就有問題了，漢朝是沒有“炒”的。第一沒有鐵鍋，沒有辦法做到均勻傳熱，第二沒有油，那會連芝麻油都沒有，隻能是動物油。在很多烹饪技法不能用的前提之下，把東西寫得好吃還挺難的。

至于其他的生活細節倒還好，我對嶺南文化算比較熟悉，以前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在廣州住過一段時間，而且中國古代很多東西的變化很小，雖然漢代的資料少，但是其他朝代的我可以做參考，至少它的物候、天氣不會有大的變化。

南方周末：在你的筆下，漢代（《食南之徒》）和唐代（《長安的荔枝》）中國人的飲食，不但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單調，相反還相當豐富。特别是漢代資料很少，為了描寫這些食物，你做了哪些考據工作？

馬伯庸：考據主要靠漢代出土的墓葬壁畫，它裡面記錄了很多内容，比如燒烤，它有非常清楚地講怎麼串肉，怎麼用烤肉架子去烤，包括很多漢賦裡面提到的奇花異草、食物的記錄。

還有一些文獻資料裡沒有，借鑒的是廣東當地的小吃。比如裹蒸，是我肇慶的朋友當時帶給我們吃過。裹蒸裡面用的是糯米，加一點肥肉，所有的材料、烹饪方式在漢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雖然書裡可能沒介紹，但是把它寫在那不突兀。

南方周末：你筆下的飲食場景，常常很生動，讓人看得垂涎三尺，可以想象你是一個熱愛美食的人。你生在内蒙古，随父母去到桂林、上海，又在海外留學，這些地域的飲食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可以講講你對美食的偏好，或者說作為一個“饕客”的曆史嗎？

馬伯庸：我的口味肯定是偏北方的，肉食為主、鹹口油大。但是因為從小到大轉學特别多，每轉一次學都會面臨一次口味上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經曆過幾次打擊，比如說在海南我想吃炒雞蛋，沒有，隻有炒鴨蛋。當時是1990年代初，海南那邊幾乎都是養鴨子，炒鴨蛋是有一股腥味的。當時炒出來之後，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對，但是又沒辦法。

桂林是一定要放酸筍、放辣椒，炒了之後雞蛋占的比例不高，亂七八糟放其他一些東西，我覺得這也不是炒雞蛋的味，有一次幾乎快把我氣哭了。

後來我出國到紐西蘭，跟很多中國朋友合租，發現大家生活中都很謙讓，但是一到做飯的時候，每個人的原則都不可動搖。中國人對于飲食的原則非常堅固，而且每個地方不一樣。比如說我們經常吵架的一道菜是蕃茄炒雞蛋。首先北方是放鹽，南方像上海炒雞蛋是放糖，我老家赤峰更可怕，放醬油，這就會先“打”一輪。其次，是先炒雞蛋再拿出來，繼續炒蕃茄，還是說把蕃茄放進去炒，把蛋液直接澆在蕃茄上，這又是一種做法。炒完以後到底是直接盛出來幹幹的，還是放點水焖一下，又開始打起來了。東北的蕃茄炒雞蛋要放蒜瓣……

紐西蘭當地沒有什麼特色的美食，但是我過得很開心，因為我找了一個homestay mother。老太太很喜歡做菜，我去了之後她每天給我做菜。她用的食材好，比如說會買一些豬肉裹成筒狀的一圈，直接放在烤箱裡蒸，蒸完之後切成片，再撒一點迷疊香，撒一點蒜片，然後我就着鹽把它吃了，很好吃。像她自己還有一個小花園，裡面種點小菜、香料，然後用這些香料搗成糊，做成咖喱或者調味醬。她每次做的菜我都覺得好吃，不僅吃光還會誇她，是以越誇她越來勁，兩個人感情特别好。

吃國外美食的話關鍵你要願意去找。如果就在酒店附近找常見的餐館，當然找不到什麼好吃的。比如說意大利南邊一些小鎮子上的披薩，跟我們所熟知的披薩，我覺得就不是一個東西，它非常地好吃。還有西班牙的海鮮燴飯，我原來不喜歡吃，覺得比較硬。但是吃到真正的西班牙海鮮燴飯之後，我發現首先海鮮要好，其次燴飯很軟，就很好吃。

當我參加工作之後，我就養成了一個很好的習慣，我對任何沒見過的食材、沒見過的烹饪方式，不會覺得大驚小怪，我會知道這是一種飲食多元化的價值觀共存（的展現），我們要學會的是去适應當地的口味。其實對食物的态度，就是對人生的态度，我們要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态，要換位思考，人家在這生活這麼多年，吃這個東西有他的道理。我現在希望看到我完全意料之外的東西，吃從來沒吃過的（東西），我會覺得很新鮮。

南方周末：《食南之徒》的主角番陽令唐蒙，是一個熱愛美食和生活的人，同時他也充滿好奇心，有推理的能力，用你的話說，是一個“美食偵探”。你是否把自己移情到了這個角色身上？

馬伯庸：會，主角就是我自己。一個胸無大志，隻想混吃混喝等死，吃飯高于一切的一個人。不管是什麼樣的飯局，我都會先吃飽了再說，有的時候還會被人嘲笑，說你是真是來吃飯的。有些應酬飯局，上司請客，下面人坐着，其實大家都是随便吃兩筷子，重點還是交流“social”，但是我就一個人悶着頭在哼哧哼哧地吃。我請别人吃飯也是很高興地把每道菜怎麼回事講給他聽，先不聊，吃完再說。

我有個分類，吃貨和美食家是不一樣的。美食家會細心地品鑒每一道飲食的風格，它的曆史淵源、色香味，但是吃貨就專注于吃本身，吃本身就是開心的事，吃什麼其實并沒那麼重要。

我是吃貨，不是美食家。我是吃泡面也很開心，我在紐西蘭的時候鍛煉出的手藝就是泡面泡得特别好。我當時寫過一個《留學生七種武器之泡面》，講不同的面用不同牌子的蔬菜包、醬包，然後是先放料再煮面，還是馬上要水開了之後再把這個料放進去，什麼時候擱雞蛋，什麼時候擱火腿腸……都有講究。我這獨家秘方是煮面的時候放一片cheese，cheese化到湯裡之後，湯會特别濃，而且有一種奶香味，口感會更好。

架起公衆和曆史研究之間的橋梁

《坤輿萬國全圖》，現藏于南京博物院。視覺中國

南方周末：感覺你寫的最近這幾本書，對中國古代的地理知識都特别關注，這個在你對曆史的鑽研裡邊，應該占了一個挺重的位置？

馬伯庸：研究中國曆史四把鑰匙：職官、地理、年代、目錄。地理是其中一把，你要不了解地理的話，曆史上的很多事情你是看不懂的。

另外我本人有方向強迫症，在一個地方一定會習慣性地了解周圍，東南西北的方向，哪能出城，哪邊有水……不清楚的話渾身難受。自從有了智能手機和GPS之後，我更開心了，我在旅途中間會随時拿出手機來看我在哪，周圍有什麼東西，有什麼樣的地名。

有一次我從南京坐火車到滁州，走到半路，習慣性拿出手機來看，忽然發現旁邊有一個地方叫朱家山河，我一看心想地名大氣。我剛從南京出來，那本來就是大明故都，然後又看着“朱家”，（像是）朱元璋家的山河。後來搜了一下發現誤會了，那地方叫朱家山，旁邊有一條河，叫朱家山河。

再一查這條河是個運河，而且修了幾百年，很短，就幾公裡，但是從明朝中期修到了清朝末年。我就很奇怪怎麼修了這麼長時間，又找到當地的縣志、地理志來看，發現它完全可以衍生出一個新故事出來了。

南方周末：在當下，一方面旅遊非常盛行和便利，另一方面，人們不見得能體認不同地理空間的細微差異，因為遠方都被飛機、高鐵和網絡抹平了。你是否想通過曆史小說的寫作，來重建一種顆粒度更細的地理意識？

馬伯庸：其實也是因為受到過一些前輩的影響。比如說黃仁宇當時寫《萬曆十五年》的時候就提出一個概念叫數目字管理，雖然他說明代缺少這種數目字管理的觀點我覺得已經被推翻了，但是當時他對我影響還是很大的。我會習慣性在寫的時候把數字寫清楚，精确到這條路從嶺南到長安是5447裡。我是查當時唐代的輿圖，還有考慮了它的驿站的位置算出來的。這種習慣養成之後，我就特别不喜歡一寫距離就是五千裡地，這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

我看一些曆史小說，像喬萬尼的《斯巴達克斯》、沃克的《戰争風雲》，包括肯·福萊特這些小說家寫的小說，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涉及當地的地名會寫得很詳細，主人公從哪到哪、走過什麼地方，這是增加曆史質感的一個很關鍵的要素。

像村上春樹也是，他寫得極其精确，我距離你有10厘米，這杯水我喝完了1/3，他不會說我一口氣把水喝完就放那了，他會寫我喝完了1/3的水放在那。

還有一點是，要從主觀視角、以人的視角寫。像我寫《長安的荔枝》的時候寫李善德到了廣東之後第一件事兒是把衣服洗了，結果第二天想穿衣服沒幹。很多這種細節，是他的主觀視角，也是我的親身經曆。史蒂芬·金講寫作多用動詞，别用形容詞，不要給讀者一個定論，告訴讀者這地方多熱多濕，你要告訴讀者說你這件衣服洗完之後第二天沒幹，讀者就一下感覺到這是真正的濕。

南方周末：《大醫》系列和《草原動物園》的故事背景在晚清。以近代為背景和以古代為背景的曆史小說，在你看來有哪些不同的寫作樂趣和挑戰？

馬伯庸：（寫）古代創作會更自由一點，近代要考慮的資訊非常錯綜複雜。寫近代的曆史小說最大的挑戰是我要仔細調查每一個角色，尤其是真實曆史角色的生平和他們的後人。因為近代離現在太近了，很多人的後代還在，我不能随便編排人家先人。這也是對真實曆史人物的尊重。

近代資料非常密集，有私人記的筆記、電報、報紙、雜志……你要查的資料實在是太多了。古代一個人的記錄可能就那些，史書裡沒寫的地方我可以發揮，但是近代有些人明明日記都有，你自己新編了一個事情出來，就很就不合适了。但是近代的資料你是不可能讀完的，我就隻能有選擇地進行，随時告誡自己不要再往下看了，再往下看你就一頭栽進去出不來了。

南方周末：哪些曆史學著作和曆史學家對你産生過比較大的影響？

馬伯庸：像譚其骧老師的《中國國家地圖集曆史地圖集》，這是我案頭常備的。像《萬曆十五年》，這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書。包括鄧廣銘、錢穆老師，還有一些現代的年輕學者，像仇鹿鳴，他們出的著作對我的影響都很大。這幾年我看曆史的書相對少一點，我最多的是看論文，看細分的選題。

說白了，我其實并不能夠對曆史研究本身做任何的貢獻，而是從曆史研究中汲取營養，把它進行一次轉述。是以除了小說創作之外，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橋梁”，我的能力是我能夠看懂這些專業學者寫的專著。這些專著的可讀性差一點，确實不适合面向大衆，但是我的能力是在這些艱澀的專業論述裡面找到大衆感興趣的點，用熟悉的喜聞樂見的方式轉述給公衆，讓他們對曆史學者的貢獻、曆史的研究成果有所認知，而且能夠迅速去認同。

我這幾年視線越來越下沉，越來越往古代社會的基層去看，是以也下意識地會去搜集相關的資訊。晚清時候廣東一個叫杜鳳治的縣令寫了很多日記，極其詳盡地記錄了清末廣東地區的基層情況，中山大學的邱捷老師把這些日記全整理出來了，彙編成《杜鳳治日記》。這一套書3000多塊錢，一般都是館藏的，我專門買了一套。之後發了個微網誌，說這書挺有意思的，被出版社發現了，編輯跟我聯系，說這可能就你一人買。後來我去廣東也拜見了邱捷老師，當面表示感謝，因為整理起來難度很大。

南方周末：你的曆史小說十分看重大的背景和小的曆史細節的真實可靠，你怎麼看待那種不在這些方面下功夫的穿越小說、架空小說或者細節随意、粗糙的曆史小說？

馬伯庸：我覺得是一個進化的過程。在我剛開始看的時候，那些曆史小說都很糙，屬于一種爽文，純粹以故事情節見長。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越來越精細，我覺得從曆史小說的精密度來看的話，現在這個階段是中國曆史小說最輝煌以及最專業的一個階段。我是二十多年的網文讀者，看各種書站，現在這些網上的小說裡展現出的對曆史的認知、運用的材料都非常專業。像《宰執天下》算是比較破圈的，寫的是穿到宋朝的，講主人公在宋朝官職的升遷變化。

甚至很多時候我看到之後會不知道小說裡的事情到底是史實還是編的，去問作者或者自己去查，會發現竟然真的有這個東西，在史料的一個非常冷門、非常生僻的地方提到，但是人家就可以把這一個地方拓展開來，變成一篇文章。

南方周末：你怎麼看待史學專著、通俗曆史讀物、曆史小說這三者的不同功能和意義？

馬伯庸：這三種其實都可以歸納成同一個概念，叫“公共史學”——我們面向公衆，我們該怎樣去講述史學概念，怎樣去普及史學常識？

我自己覺得是三個層級，曆史小說是一個源頭、一個入門，它會讓我們對一個時代産生興趣。比如《三國演義》就塑造了整個中國人一代又一代對于三國的興趣，但是它本身在真實方面肯定差得很遠。到了第二個層級是非虛構寫作，作者會用一種文學性的方式去表達一些更嚴肅、嚴謹的曆史觀念。比如《明朝那點事兒》肯定比小說要更嚴謹，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傳播的概念，包括羅新老師的書。還有李碩的《翦商》，他能夠把商代這麼遠古艱澀的朝代講得活色生香，這也是非常強的寫作手法。第三個層級就是學術著作，它是基礎，是基石。這些東西讀的人少，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學術專著，那麼前兩類書都不成立。

現實是曆史小說重要的底色

南越國的透雕龍鳳紋重環玉佩，現藏廣州南越王博物院。資料圖

南方周末：你的小說推理缜密，有種精細的、層層推進的理工科思維，這跟你之前的學習和職業背景有關嗎？

馬伯庸：但我不是理工科的，是文科生，大學學商科的，外企工作做的是市場營銷。因為從小理科不好，是以我對理科生有一種由衷的敬畏之心。尤其是數學好的、做實驗這些，我很熟悉他們的方法論，也會知道他們的這些理性的推斷守則，我能了解他們。中國古代理科、工匠這些是處于一種被漠視的狀态，很少會專門給一個工匠樹碑立傳，也幾乎不會提到技術細節和記載普通技術型人才的生平。我一直覺得如果能寫寫他們的話，能夠把這些人講出來，也算是一份功德。

南方周末：你的曆史小說常常把很多現代人的處境代入到古代的人身上，是以容易引起讀者的共情，比如《長安的荔枝》裡的荔枝使李善德遭遇的經濟壓力、中年危機、官僚主義，都能讓一些讀者感同身受。從工作了十年的外企辭職，你擔心專職寫作會削弱對現實更豐富的觀察嗎？

馬伯庸：我2005年入職，2015年辭職，當了10年上班族，這眼看馬上也是辭職10年了。我其實到現在為止還跟當時的同僚保持着很密切的聯系，定期聚會。因為我很多朋友都是上班族，我去各地也會找他們吃飯、聊天，我的朋友反正各個行業都有，也不局限在文學圈。

第一，我也擔心自己時間長了容易不接地氣，會忘掉基層是什麼樣子。第二，我覺得一個作品要是真正有活力的話，它一定是和當下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系，有着強烈的共鳴，這種共鳴感要求你必須時刻保持對現實的觀察。就算你寫的是曆史小說，現實也是最重要的一層底色。你要知道現在的主流的人群，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事情？最近他們最焦慮的是什麼？他們最緊張的是什麼？他們最開心的是碰到什麼樣的事？是以我經常聽朋友們吐槽，聊聊天，抱怨一下。《長安的荔枝》講的就是人性本身。社會規則會變，科學技術會變，但是人性永遠是不變的。

南方周末：《長安的荔枝》裡有很多幽默的地方，來自對流行文化的戲仿：比如嶺南人喜歡說“做人最重要的是開心”；“這一刻，他不是一個人在計算，陳子、劉徽、祖沖之、祖暅之魂魄附體”，化用了黃健翔“偉大的意大利左後衛”的那段足球解說。你怎麼看待自己小說的幽默感？

馬伯庸：我沒有特意地想，寫到這我要幽默一下或者怎麼樣，可能就是看題材。像《長安的荔枝》這種題材，小人物在荒謬的官場之上，一定會湧現出一些黑色幽默的東西出來。我當年看黃建新的一系列電影，比如說《背靠背臉對臉》《黑炮事件》，他并沒有刻意去幽默，但是你看到之後就會發現裡面有一種特定的苦澀的黑色幽默，這種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通過情節，而不是通過刻意搞笑的橋段展現出來。

再就是段子這個事兒算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樂趣，很喜歡去埋一些彩蛋，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埋的彩蛋要越自然越好，如果你強行植入一個現代的詞，大家會覺得特别别扭、顯眼，但是如果你放在一個特定場景上處理，大家會覺得順理成章，但是看完之後又意味深長地一笑，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審美吧。

南方周末：你的語言很多時候有些文言的味道，像職官、地名又寫得很細，是以你的那些現代詞彙用的其實不多，它偶爾出現一次的話才沒有那麼違和？

馬伯庸：我其實是從上一輩的這些武俠小說大師（身上學到的），金庸、梁羽生、卧龍生、諸葛青雲，包括再前一代的宮白羽、王度廬這批人，他們實際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把古代的元白話的文體和現代的文體做了結合，這樣你讀起來既不會覺得晦澀不懂，它同時又帶有古典特色，能夠讓人覺得有一些文化底蘊的味道在裡面，這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這幾代人把這種文學語言已經融合到了一個很好的尺度，我們後輩模仿他們，效果就已經很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小說近年越來越多地被影視化，除了作為原著作者，在其中你還會扮演什麼角色嗎？你怎麼看影視改編這件事，以後會直接擔任編劇或影視策劃嗎？

馬伯庸：不扮演任何角色，我會盡量不參與，因為第一我也不懂，第二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做好源頭工作就可以了，剩下的事交給專業人士處理。

影視畢竟能夠接觸的人群更多，通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作品）傳達給更多的人，對作者本身當然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兒。《長安十二時辰》算是因為影視改編實作了一次飛躍，但是這個之後我有點害怕會被流量裹挾，一方面會不會最後“紅”到極緻就轉“黑”，另外一方面也會對我自己的認知産生影響，會不會我就迷失在這種流量中了。是以當時出完《長安十二時辰》之後，我就果斷地沒有繼續寫什麼《成都十二時辰》《上海十二時辰》，直接退了一步，寫了一本《顯微鏡下的大明》，一個非虛構作品。我是每次寫完一個商業上比較成功的東西，會刻意地去寫一些我自己想寫的小衆的、不會那麼火的東西，給自己冷卻一下。

《顯微鏡下的大明》影視化改編中我做了編劇，因為它涉及明代的稅法，一般編劇寫不了，隻能是我自己去寫。我覺得做過一次就差不多了，做編劇會（比寫小說）更辛苦，因為它是大工業環節中的一環，你要考慮導演、演員、布景，包括它的視覺呈現。編劇會反複修改，要反複讨論。我自己寫小說，就一開電腦，想寫什麼寫什麼。

馬伯庸：兒童視角主要是讓我重新審視熟知的很多東西。費曼讀書法的第一條叫Concept，它要求你假設自己面前是一個小孩子，你把你掌握的專業知識用最簡化、最通俗的方式講給這個小孩聽。當你去用這種方式講的時候，你會不由自主地梳理自己的知識結構，發現裡面很多疏漏，然後再給它補完。

南方周末記者 黎衡 南方周末實習生 董嘉迪

責編 劉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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